冤案背后的被害人施压：窗户纸该捅破了

东方评论

被害人施压的确影响了法院依法判决，影响到很多冤案的翻覆。其实，舆论与司法公正的这层窗户纸早该被捅破：谁都无权干涉司法独立。

早报首席评论员 沈彬

1996年，安徽省涡阳县发生一起命案，村民周继鼎一家五口深夜被砍，其女儿当场死亡。之后，同村村民周继坤等五人作为嫌疑人被捕，并遭到公诉。但此案“矛盾点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适用“疑罪从无”，判决无罪。1998年10月，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讨论此案时，委员们都在宣判无罪的决定上签了字，甚至列席的市检察院也没有提出异议。

但，案情发生了戏剧性逆转：受害者家属周继鼎在法院服毒自杀，之后阜阳市中院180度地改变了原先决定：判处两人死刑、一人无期、两人15年有期徒刑。安徽省高院的发回重审，也只是让阜阳市中院将判决“降低一格”处理。

“被害人父亲法院自尽，被告无罪变死刑”的新闻，在昨天由澎湃新闻网刊发之后，引起舆论热议；当天下午，安徽省高院就做出了回应：“现已责成相关部门立即调取该案全部卷宗，组织专门人员认真进行审查。”

其实，法院的审判只能有一个标准，就是法律。既然刑法明确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如果控方无法提供充足有罪证据，那就必须判决无罪，是谓“疑罪从无”。法院依法宣判无罪，是法官的天职；但这些年，部分刑事案件被害人的激进施压，却让一些法官不敢坚守法律。虽然“被害人家属自杀，由无罪变死刑”案例极为罕见，但很多证据不足的案件，法院不判不放，“疑罪从挂”十来年，上下级法院之间来回“拉抽屉”的并不少见。

比如，河南叶县农民李怀亮涉嫌一桩杀人案，于2001年被逮捕。此案经历了三级法院七次审理、三次判决，但都因为“证据不足”，一直未做出终审判决，李怀亮被关押了近12年。又因为李长久未被判决，被害人家属不断上访，平顶山中院为了“息访”，居然于2004年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协议：法院“承诺”判李怀亮死刑，而对方则不再上访。直到去年，法院才顶着压力做了无罪判决。

再如福建“念斌投毒杀人案”，该案历时8年9次开庭审判，念斌4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2010年最高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出不核准死刑的裁定书，并撤销原判发回福建省高院重审，同时，辩护人却发现越来越多的涉嫌刑讯逼供、伪造证据的疑点。目前此案仍在二审中。但就在上个月开庭时，念斌的辩护律师遭到被害人家属的围攻、谩骂。

甚至，很多案件的法官私下里坦白承认：不敢依法改判，就是因为没做通被害人家属的“思想工作”。可以说，被害人施压的确影响了法院依法判决，影响到很多冤案的翻覆，也成为很多法官的内心煎熬。

被害人一方为向法院施压，向舆论喊冤；被告一方觉得冤枉，也要向舆论喊冤；两股势力在舆论场里扭拧、纠缠在一起，受众往往“凭着感觉”下判断：小贩杀城管，自然有冤情；官二代开车撞死人，自然有“猫腻”。

其实，舆论与司法公正的这层窗户纸早该被捅破：谁都无权干涉司法独立。

首先，要求司法人员必须一断于法，坚持司法独立，不迁就于“维稳”，不迁就于长官意志，不用法律原则与当事人讨价还价，那是自贬司法权威，只会让人觉得法律有“弹性空间”，增加对司法的不信任感，导致更多的“信访不信法”。

其次，“捅破窗户纸”绝不是预设立场，打压方兴未艾的舆论监督。事实上，任何案件，特别是公众案件，都可能引发舆论争议，对司法机关形成压力。关键要看司法机关的承压能力，不曲法阿贵，不曲法媚众，这才是司法独立的试金石。正像最高法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所说，虽然法官会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压力，但“关键看我们敢不敢于拿起法律制度武器，敢不敢于坚持原则”。

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公众对法治的理解应该加深——法治只是保障司法在可以预见的公开程序中运行，它不能保证绝对不发生冤案，它更不能保证每个“坏人”都得到严惩；甚至“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原则，的确会导致一部分“坏人”得不到追究，但这是法治的代价。法治只能最大限度保证无辜者不受到错误的追究。申言之，公众不能期待警方做到“命案必破”，那不科学，也可能成为制造冤案的温床。

公众的法治意识要提高，舆论监督的边界不容逾越，但关键是法官有所担当，在舆论、被害人以及长官的各种压力之下，不“假摔”，不撒娇，靠一以贯之的坚守法律赢得司法公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