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4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总体而言，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喜忧参半。
就经济数据而言，首先，经济下行趋势缓解，但是投资、出口动力仍然不足。2014年上半年，GDP约为26.9万亿元，同比增长7.4%。就季度数据而言，第二季度同比增速为7.5%，较第一季度小幅增长0.1%，经济下行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从消费角度看，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12.4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率为12.1%，较一季度提高0.1%。从投资角度看，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约21.3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7.3%，较一季度回落0.3%。房地产投资名义增长14.1%，较一季度下降2.7%，为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从进出口角度看，上半年进出口总额约为12.4万亿元，由一季度的负增长转变为1.2%的正增长；进出口相抵，实现顺差6306亿元人民币，净出口收缩0.2%。上半年消费、投资和出口分别拉动GDP增长4%、3.6%和-0.2%。由以上数据可知，消费增长较为稳定，投资、出口动力相对不足。
其次，上半年数据显示的通胀压力较小，但M2增速却超出预期。上半年CPI同比上涨2.3%，涨幅与一季度持平。CPI基本维持在合理区间内，通胀压力较小。截至6月末，M2余额达120.9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增速超出预期且创下一年内新高。新增人民币贷款5.74万亿元，同比多增6590亿元；新增人民币存款9.23万亿元，同比多增1354亿元。市场流动性较为充足，信贷约束放松。
最后，经济活力有所增强，但中国经济仍然面临需求疲软等问题。2014年6月，中国制造业PMI和汇丰制造业PMI分别为51.0和50.7，均达到年内最高点；这也是2014年以来首次官方及汇丰制造业PMI均高于50。这表明中国制造业进入扩张区间，经济活力有所增强。但是，2014年上半年PPI同比下降1.8%，6月份PPI同比下降1.1%，虽然下降幅度有所收窄，但却是自2012年2月以来连续第28个月下跌。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经济依然存在总需求疲弱、制造业不振等问题。
此外，虽然上半年各项经济数据均优于第一季度，但是第二季度经济运行企稳主要源于一季度后不断推出的微刺激政策，这也说明中国经济增长仍旧无法摆脱对政策的依赖。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通胀治理等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往往使经济政策处于两难境地。总的来看，未来中国经济下行风险仍然存在，一方面是出口、房地产投资走弱；另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待进一步巩固、加强。
实际上，中国实体经济增长自2011年以来放缓趋势一直在延续。2012年和2013年政府相继出台了一些刺激政策，但收效甚微。过去两年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实际上经历着“经济走弱，出台刺激性政策，经济短暂回升，经济再次走弱”的循环。
经济刺激政策乏力，究其根源乃是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问题。过去几十年间，我国逐渐形成了依靠出口和政府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就出口而言，美国、欧洲国家等经济当前复苏仍然呈现出缓慢、不确定等特征，出口产品需求又基本不受本国控制，因此，在供给层面通过加大退税力度等方式刺激出口难以取得较好效果。就政府投资而言，其弊病在于形成了信用级别相差巨大的市场主体。政府投资项目、国有企业因为信用级别高，基本不存在融资问题，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则面临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出台刺激性政策后，能获得资金的企业依旧能获得资金，不能获得资金的企业依旧不能获得资金。投融资渠道不畅通的情况并不能因刺激政策而得到改善，储蓄向投资转换的障碍同样也不会因刺激政策而消失。
虽然短期刺激政策乏力，但是，在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经济“托底”必然依赖于政策支持。2014年一季度GDP增速下滑超出预期，市场上不乏“全面降准、降息”的呼声。第二季度，政府围绕着“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不断制定定向发力的“微刺激”政策。微刺激措施涵盖棚户区改造、中西部铁路建设、营改增、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稳定外贸以及在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政策等。此外，央行连续三次实施了定向降准的货币政策。依笔者看，不论是微刺激政策还是定向降准政策，意在对经济中不同部门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以部分经济部门增速增加弥补其他部门增速放缓，从而达到稳定增速和结构调整的双重目的。
但是，暂不论货币政策承担结构调整职能的合理性，无论何种政策刺激均会使相关产业部门形成某种程度路径依赖，这意味着政策刺激的成本将不断上升，边际刺激效应将递减。并且更重要的是，长期而言，微刺激和定向降准并非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本方案，并不能根本性地推动中国经济转型。
如前文所述，中国体制改革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过去几十年经济成长进程中，逐步累积形成深层矛盾和结构失衡，这决定了近年减速调整的客观必然性。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降低GDP增速目标至7.5%，可以认为，政府增加了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容忍度。但是，即使降低GDP增速预期，中国经济仍存在下行的压力，需要一定政策支持。因此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已经陷入了既不能“紧”又不能“松”的两难困境，应采取标本兼治的“两手对策”，使短中长期政策相结合。一方面要采取稳健灵活的短期政策，保证一定经济增速，防止宏观经济发生严重通胀或经济崩盘；另一方面则要解决经济长期发展问题，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优化、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
短期政策主要用于熨平短期经济的大幅波动，其目的是“托底”而非“推高”。2014年上半年，微刺激和定向降准等政策实施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虽然下半年经济具有一定下行压力，但应避免微刺激升级成强刺激甚至全面刺激，稳增长应在短期刺激和长期改革间平衡兼顾。换言之，货币和财政政策应继续保持稳中偏松的态势，政策放松主要以定向支持、结构性放松为主，且微刺激政策亦不宜升级。
中长期政策是推动中国宏观经济持续发展、平稳运行的根本，应从经济体制入手解决结构失衡、制度扭曲等长期问题，主要方法是推进市场化改革和体制创新。首先，应进一步扩大内需，推动消费增长和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主要措施包括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调整收入分配体系等。
其次，应重视投资。投资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易受到经济政策影响与调控，当前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主导性质过于强烈。因此，加强市场主导，调动市场主体活力是推动投资的应有之义。主要措施包括清晰界定公共部门项目、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简政放权(尤其是针对民营企业、服务业企业)、完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及其他制度环境等。
最后，要进一步推动金融深化改革，其主要目的是畅通融资渠道，从而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释放投资潜力。其一，应完善利率等价格形成机制，这是资金有效配置的前提。其二，应健全资本市场，拓展直接融资渠道，完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股权、债券融资机制。其三，应疏通间接融资渠道，完善银行的信贷供应，强化其对中小企业的服务意识。其四，应加快信用体系建设，改善社会信用环境，为中小型企业融资提供便利。其五，可以进一步进行地方政府债券试点，推动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发展，从而使政府平等、自主地参与至投融资市场中。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不可持续，应重视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挖掘，创新活力的激发，以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来源：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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