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思想起源

冯兴元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之父们最初在推行社会市场经济时在较大程度上参照了欧肯有关竞争秩序的基本构想。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直至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经济政策，没有秩序自由主义的影响是不能想象的。不过，在初期，社会市场经济的主要哲学基础除了弗莱堡学派的思想之外，还包括基督教社会伦理和社会主义。

根据米勒-阿尔玛克的说法，“社会市场经济的意义”在于“将市场自由同社会平衡相结合”。在当前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实际运作中，德国的竞争秩序与欧肯的程序取向的基本构想有着较多的偏差，其主要偏差在于增加了很多结果取向的成分。但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竞争秩序构架仍然在较大程度上体现了欧肯有关竞争秩序的构想。

德国的《基本法》里甚至没有明确规定其经济体制将是“社会市场经济”。但是，整个基本法为依照社会市场经济设想实现这样一种经济宪法铺平了道路。只是1990年5月18日的两德统一文件《关于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货币、经济与社会联盟的条约（国家条约）》才明确规定提到在东德地区引入社会市场经济。并将社会市场经济视作为“东德地区进一步推行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时兼顾社会平衡、社会保障以及环境责任的基础”。

1949年颁布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并未对一定的经济制度做出规定，没有明确一定要推行一种“社会市场经济”。 有关基本法对经济制度的看法有两种：其一认为基本法在德国选择经济制度问题上是保持中立的，其二认为基本法中的一些规定排除了特定的经济制度。很明显，第二种看法比较合理。

基本法通过对一些基本原则的规定，框定了德国能够推行的经济体制。基本法的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其实既排除了集中管理经济和也排除了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许多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推行两种经济体制。

比如，基本法规定了众多的个人自由权利，包括保障个性的自由发展，保障个人的自由结社权，自由迁徙权，职业自由权和私有权等等。纯粹的集中管理经济是与这些权利水火不容的。 

基本法也排除了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基本法规定，德国是一个“社会的联邦制国家”，“社会的法治国家”。第109条第2款规定，国家预算必须考虑宏观经济平衡的要求。第14条的第2款和第3款，强调财产所有者的社会义务。第2款规定：“财产应履行义务。财产权的行使应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第3款则规定：“只有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时，方可准许征收财产。对财产的征收只能通过和根据有关财产补偿形式和程度的法律进行。确定财产补偿时，应适当考虑社会公共利益和相关人员的利益。对于补偿额有争议的，可向普通法院提起诉讼。”。在第15条中甚至规定，在一定的前提下，可以将私有财产收归社会所有：“土地、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用于社会化的目的的，可以依据有关补偿方式和补偿范围的法律转为公有财产或其他公有经济形态。补偿办法参照上述第14条3款的规定。”不过这些貌似“雷人”的财产义务规定，需要与第14条第1款的财产权和继承权规定对起来分析，才能把握基本法对私人财产权的保障程度。第1款规定：“保障财产权和继承权。有关内容和权利限制由法律予以规定。”从总体上，基本法保障个人的财产权，但要求其履行义务，承担责任。

因此，基本法所要求的是一种介于纯粹市场经济和纯粹集中管理经济之间的经济制度。社会市场经济体现了这些规定，这说明联邦德国的经济制度是同基本法一致的。  

基本法所规定的所有的基本权利和基本的秩序原则，可以被看作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宪法基础。与此一致，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构想体现了四大基本原则，即竞争原则，社会原则，稳定经济的原则以及与市场一致的原则，它们与社会市场经济之父们参照了欧肯及其弗莱堡学派的竞争秩序思想有关：

一是竞争原则：把竞争作为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竞争促进创新，创造财富，带来繁荣。为了减少对竞争的限制，国家必须创立和实施竞争的规则，对垄断、寡头和卡特尔进行监督和控制。这与欧肯强调竞争秩序总体上是相一致的。

二是社会原则：德国基本法强调德国属于“社会国家”。欧肯强调市场竞争本身就在实现着社会的功能。他认为，竞争秩序本身就能解决大一部分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因为大量生产要素的投入者通过市场及其竞争秩序获得回报。这种回报是符合人的尊严的，是“社会”的。又如米勒-阿尔玛克认为，“面向消费者的需要，已经意味着市场经济在承担一种社会作用……在同一方向上，竞争体制保证和促进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虽然有效的竞争政策可以避免市场权力引起的收入分配的紊乱，但是国家可以发挥提供辅助性支持的作用，在社会政策的范围内，通过社会救济、保险、津贴等形式进行再分配。

三是稳定经济的原则：有效的竞争政策被看作价格稳定的重要前提。欧肯的经济政策当中基本上没有扩张型财政政策的地位，而且他强调是货币秩序而不是货币政策。根据欧肯的观点，相对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具有首要性，其着眼点在于币值稳定。货币的稳定有利于稳定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保证市场的有效运行能力，避免社会冲突。在国家预算收支大体平衡和货币政策适宜时，价格水平的稳定可以同较高的就业水平并存，主要应该依靠对应的货币政策措施来平息经济发展的波动。与此相应，在欧盟国家中，德国政府在坚持欧元的优先地位和财政纪律方面也属于表率。

四是与市场一致的原则：这一原则适用于一切国家措施。国家的措施要尽可能同市场一致，即与市场经济的框架条件和基本原则保持一致。应尽可能少地受到干扰市场过程，特别是价格的形成。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不是单单受到某一种单一学说或者流派的影响的结果。凯恩斯主义学派后来也对社会市场经济发挥了影响。比如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政府还应维护经济稳定。德国在1967年经济衰退时期颁布了《促进稳定与增长法》（简称《稳定法》）。这一法律实际上试图用“开明的市场经济”来替代社会市场经济。它使得国家有义务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稳定政策，即著名的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稳定法》第1条规定，“联邦、各州和社区在采取经济和财政措施时，要注意宏观经济平衡的要求。这些措施必须在市场经济体制的范围内，有利于保持适度的增长速度，实现价格水平的稳定、高就业与外贸平衡。” 在70年代，宏观调控操作导致了国家债务的迅猛增加。就是在经济发展有利的时期，国家债务的这种增加也未能停止。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最终不得不停止。宏观调控乃至全面调控的操作缺乏信息基础，很多决策对基于经济学模型。这些模型一般搭建了很多变量之间的粗略联系，需要在很多进一步的假设基础上做出决策。但这这些模型结构与假设难以全面考虑各种政策的时滞，难以准确呈现总体经济的结构和发展。信息基础的缺乏说明了即便采取宏观调控手段，也要尽量采取比较保守的方案，而不是积极的国家干预政策。不过该项法律仍然存在。而且依此设立的经济鉴定专家委员会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如果按照欧肯对竞争秩序的设想，只要建立和维护一种“完全竞争”的经济秩序，扩张性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都没有其运作必要性。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