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波兰尼《大转型》的九个命题

·编者按·

1944年，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又译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与匈牙利裔英国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又译博兰尼）的《大转型》（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又译“巨变”）在同一年出版。前者在中国赢得持久影响力，至今被重读。而后者，得到的关注就要弱很多。

其实，学术界对《大转型》也有纪念，但批判力不足。《浙江社会科学》杂志2014年第6期刊登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包刚升的《反思波兰尼<大转型>的九个命题》一文。

该文把卡尔·波兰尼《大转型》的主要观点归纳为九个命题，然后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视角对他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学术分析与批评。

作者说，尽管《大转型》是一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社会科学著作，但它并不是一部逻辑严密和论证严谨的著作。波兰尼提出的很多理论命题在逻辑和论证上均存在瑕疵。波兰尼的贡献在于以其特有的方式指出了自由市场经济与工业革命的问题，但波兰尼的危险在于指引了一条经济上由于去市场化而难以实现增长与绩效、政治上由于强化的集体控制而无力捍卫个人自由的歧路。

包刚升

今年恰好是卡尔·波兰尼的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发表70周年。卡尔·波兰尼如今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但他生前并未获得这样的荣誉。

他于1886年出生于奥匈帝国一个出色的犹太裔家庭，其亲兄弟迈克尔·波兰尼后来成了著名的物理化学家与社会哲学家。如同那个时代很多杰出的奥匈知识分子一样，卡尔·波兰尼可谓命运多舛。1944 年发表《大转型》时，他仅是美国一个小型教育机构——本宁顿学院的访问学者。即便出版《大转型》后，他也仅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非全职的经济学教员（adjunct professor) 职位。但他1964 年去世之后的影响却与日俱增。

波兰尼一生出版过多部著作，但其主要声誉来自《大转型》。弗雷德·布洛克（编注：Fred Block，美国当代经济、社会学者）认为：“《大转型》提供了迄今为止对市场自由主义……最强有力的批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同样给予《大转型》高度评价，他说:“波兰尼揭穿了自由市场的神话：从来没有存在过真正自由、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大转型》也被视为杰出的经济史著作，有学者甚至认为:“除了《资本论》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没有什么经济史著作比《大转型》更具影响。”

尽管如此，并非与波兰尼所涉议题相关的学者都认可他的学术贡献。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学者远不如经济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和经济人类学领域的学者重视波兰尼的《大转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尽管认为《大转型》比较重要，但他同时说:“很容易发现波兰尼分析框架中的错误（faults) 。他分析的很多方面都说明他没有掌握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桑德拉·哈尔珀琳（编注：Sandra Halperin，英国当代政治学者）承认波兰尼《大转型》一书的价值，但他同时指出“波兰尼对于欧洲19 世纪市场体系的兴起和衰落的解释在很多重要方面是不完整的和误导性的（misleading) ”。甚至有人认为，《大转型》是一部思想混乱、逻辑错误和缺少充分论证的作品。

由此可见，波兰尼的《大转型》在学界存有争议。本文试图结合已有研究和欧美国家后来的政治经济变迁，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视角对该书重新进行学术评价。鉴于国内学界对波兰尼著作的正面评价已有很多，本文将以学术批评为主。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大转型》的主要观点，第二、三部分分别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视角对波兰尼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和批评，第四部分是全文的简要总结。

一、波兰尼的九个命题

卡尔·波兰尼开篇即说：“19 世纪的文明已经瓦解。本书论及的是这次事件的政治和经济起源，以及它所引发的巨大转变。……本书不是一本历史著作; 我们所探求的不是重大事件令人信服的发生次序，而是从人类制度角度对这些事件的趋势做出解释。”《大转型》通常被视为一部社会科学著作，但由于《大转型》出版于1944年，该书从结构体系到写作方式都不是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式展开的，加上该书涉猎深广、内容庞杂，想简明扼要地归纳出《大转型》的主要观点并非易事，而且任何简化处理都会引起争议。

即便如此，本文还是试图把《大转型》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九个命题的形式，以便提炼波兰尼的主要论点，并为本文的讨论确立一个起点。

命题一:19世纪文明的瓦解源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解体。

波兰尼认为，19世纪的文明在西方历史上具有独特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进步与长期和平。这种文明基于大国间势力均衡体系、国际金本位制、自我调节的市场（self-regulating market）和自由主义国家四个制度之上。其中，金本位制度是核心，金本位制度的源头又是自我调节的市场。“金本位体制的崩溃是20 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瓦解与30年代整个人类文明转变这两者之间的无形链环”，但根源则在于“自1900 年以来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解体”，这导致了“1914 年政治紧张和战争爆发”。这里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解体”，是指基于自我调节市场的全球经济体系的瓦解。

命题二：自我调节的市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乌托邦”。

在波兰尼看来，“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从来没有存在过真正自由、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按照波兰尼的理解，自发调节的市场是“一种由市场价格引导并且仅由市场价格引导的经济”，但“西欧国内市场实际上由国家干预所创造的”。他认为，管制与国家干预是自由市场兴起的前提条件。“实际上，管制与市场是一起成长的。自发调节的市场是闻所未闻的; 自发调节这个观念的出现本身就是对当时的发展潮流的完全背离。”他还认为：“自由放任绝不是自然产生的; 若仅凭事物自然发展，自由市场永远不会形成。……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通往自由市场之路的打开和保持畅通，有赖于持续的、由中央组织调控的干预主义的巨大增长。”

命题三：自我调节的市场试图实现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化，因而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在一个商业社会中，它们（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供给只能由一种方式加以组织：即让它们变得可以通过购买而获得。于是，它们必须被组织起来在市场上出售——换言之，它们必须成为商品。”但波兰尼认为，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从本性上说就不应该是商品，三者商品化的后果是严重。他的结论是：“如果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乃至他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那么它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

与之相关的是，波兰尼还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与工业革命并未给普通阶层带来好处。“19世纪工业革命的核心就是关于生产工具的近乎神奇的改善，与之相伴的是普通民众灾难性的流离失所。”波兰尼还用大篇文学语言来煽情地描述自由市场经济与工业革命兴起造成的社会悲剧，比如“冷酷无情的剥削者利用大众的无助，使他们处在牛马般的劳顿和饥饿之中”，等等。

命题四：市场社会（market society）是19世纪的新生事物，而此前社会并非如此。

波兰尼认为，由市场控制和调节的经济所支配的社会类型是“市场社会”，而市场社会是19 世纪的新生事物。“但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哪怕仅仅在大致上，是由市场来控制和调节的。……市场在各个国家内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直到近代以前，都是不重要的……”他基于对人类经济史的考察，反复强调市场社会作为新生事物的特殊性，即市场社会不同于此前任何的人类经济社会形态。在过去，商业和贸易从未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牟利亦未成为主要的动机。“19世纪社会的先天缺陷不在于它是工业性的，而在于它是一个市场社会。”因此，正是自由市场经济与工业革命的兴起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变迁构成了他所说的首次大转型。

命题五：市场社会的兴起是从市场“嵌入”（embedded） 社会向“脱嵌”（disembedded） 的转型。

波兰尼认为，市场社会的兴起彻底改变了市场与社会、经济与社会的关系。19世纪之前，人与人的市场关系不是主导性的。“原则上，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与市场关系相比，“社会连结的维系是命运攸关的”。“但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和分配中的秩序又是如何得到保证的呢? 主要而言，答案来自两个并非首先与经济相联系的行为原则：互惠和再分配。”当然，此外还包括自给自足的家计原则。波兰尼说：“在我们的时代之前，市场只不过是经济生活中的附属品。一般而言，经济体系是被吸收在社会体系之中的……”这是他对自由市场经济兴起之前社会形态的基本判断。

但是，他认为市场社会改变了这一切。“这正是由市场控制经济体系对整个社会组织产生致命后果的原因所在：它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

上述分析触及了波兰尼后来被广为引用的一个概念——即嵌入性（embeddedness），19世纪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兴起被他视为市场对社会“脱嵌”的过程。

命题六：自我调节的市场触发了社会保护的反向运动，由此形成了自由市场与社会保护之间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 或双重运动。

波兰尼认为，自我调节市场与工业革命促成进步的同时也促成了贫困化，比如，他同意“贸易和生产的巨大增长碰巧伴随着人类苦难的巨大增长”。自我调节市场的兴起破坏了原有的经济嵌入社会的状态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网络，结果是 “工业革命正在导致无比巨大的社会混乱”。因此，“如果听任市场经济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发展，必将产生巨大而持续的灾难。”

波兰尼认为，双向运动正是这种背景下兴起的。“19世纪的社会历史就成为一个双重运动的结果：市场组织在真实商品方面的扩张伴随着它在虚拟商品方面受到的限制。……但是，一个深层次的运动已然形成，它致力于抵挡市场控制下的经济所产生的邪恶影响。在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所固有的威胁面前，社会奋起保护自己--这就是这个时代历史的综合性特征。”“就近百年而言，现代社会由一种双向运动支配着：市场的不断扩张以及它所遭遇的反向运动（即把市场的扩张控制在某种确定方向上） 。虽然这种反向运动对于保护社会是必不可少的，但归根到底，它是与市场的自我调节不相容的，因此，也是与市场体系本身不相容的。”这就是波兰尼的著名概念“双向运动”的由来。

命题七：自由市场与社会保护的双向运动引发了政治冲突，自我调节市场的失败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后果。

双向运动的直接后果是引发了政治冲突。波兰尼指出：“欧文（编注：指19世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没有预见到，他所呼唤的社会保护运动将被证明与经济体系自身的运转无法兼容。”……“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与社会保护措施之间那导致了深入骨髓的社会紧张的冲突……”这种冲突直接发生在不同阶级之间，冲突的源头在于不同阶级对于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保护两个维度上的不同立场。“广大的劳工阶级则对打破市场法（则） 毫不畏惧，并公开挑战市场。”这样，经济领域的冲突演变为政治领域的冲突。“来自市场领域的紧张压力……延伸到政治领域，从而将整个社会都囊括进来。……在这个市场经济衰落的最后阶段，阶级力量之间的冲突决定性地登场了。”

这种冲突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关于选举权和民主政治的斗争。“宪章主义者为权利而战，目的是为了阻止市场的磨盘继续碾碎人们的生活。但人民只是到了可怕的调整已经完成之时才被赋予这项权利。……（而） 没有一个好斗的自由主义者不这样表达他的信念：大众民主对资本主义是种危险。”实际上，两者的冲突是自由市场经济与社会保护机制之间的对抗。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重要见解是，波兰尼认为，法西斯主义的登场，是自由资本主义陷入僵局、自由市场经济与社会保护双向运动持续作用的结果。他说：“法西斯主义也根源于一种已经无法运转的市场社会。”

命题八：市场社会的终结不是指市场本身的消逝，而是指市场不再是自发调节的，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将实现去商品化。

波兰尼的主要批判对象是19 世纪盛行的自由市场经济，亦即他定义的市场社会。他以模仿马克思的口吻写道：“在旧世界的废墟之中，新世界的基石正在浮现……”这里的旧世界是自我调节的市场所支配的社会，新世界则是他所期待的新社会。波兰尼说：“在各国国内，我们已经在见证一种发展，经济制度不再为整个社会制定法则，社会相对于经济体系的首要性得到了保证。……市场体系将不再是自发调节的了，即使是在原则上也不再如此，因为它已不再包含劳动力、土地和货币。”

同时，他还指出：“市场社会的终结，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市场本身的消逝。这些市场继续以各种方式存在，以保证消费者的自由、指示需求的变动、影响生产者的收入，并作为会计核算的工具; 但完全不再是一个经济自发调节的机制了。”

他在批判自由市场经济时还带有强烈的怀旧情结与道德色彩。实际上，波兰尼期待的新社会有几个基本特征：一是市场不再由自发调节的机制所支配，利润与经济激励不再是主要动机; 二是市场本身仍然存在; 三是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实现去商品化。他认为，很多人担心“把工业文明转移到一个新的、非市场的基础上，这太过于艰难，以至于无法设想”，但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命题九：自我调节市场的终结、社会保护和规制的强化并不意味着自由的终结，反而是自由的重生。

总的来说，波兰尼认为，人们不必担心自我调节市场的终结以及社会保护和规制的强化会侵犯人的自由。一方面，他强调了权力和强制的必要性。“没有权力和强制存在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没有强力作用的世界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从字面表述看，波兰尼也是个人自由的倡导者。他说：“在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里，不服从的权力必须被制度化地保护起来。”他还认为，计划与自由并不矛盾。“社会整合的进展应该伴随着自由的增长，计划的发展应该包括社会中个体权利的加强。”在讨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威时，他认为：“公民权利必须能够压倒一切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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