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英国BBC在今年3月播出的3集迷你剧《战前37天》真实描述了一战爆发之前，1914年6月28日斐迪南大公遇刺到8月4日英国向德国宣战的这37天时间里，欧洲主要大国间为避免战争爆发所作的政治博弈。受此启发，本报推出《一战百年·战前37天》系列。
1914年6月28日，“狼人”塞尔吉尔斯·潘克耶夫在普拉特公园散步许久，他成为弗洛伊德的病人已经很多年。“那是个非常闷热的星期天。”“狼人”回忆说，他认为自己已经康复，打算结束治疗，跟一个弗洛伊德赞成他娶的女人结婚。一切似乎都顺顺当当的，生活将恢复正常，充满希望。
“狼人”才踏进家门，女仆递给他一份号外：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被刺杀身亡。刺杀事件给奥匈帝国敲响了丧钟，但其深远影响不是马上为人所觉察，就像弗洛伊德当时在给学生费伦齐的信中所写的，事情后面会怎么样，尚难预测，但根据他的观察，在维也纳，对王室表示同情的人相当少。就在3天前，弗洛伊德还向学生亚伯拉罕形容自己的《精神分析运动史》一文是一枚炸弹，但他的这枚炸弹比起萨拉热窝的那颗子弹，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刺杀事件发生后的几周里，奥地利的外交官和政治家因为有柏林撑腰，态度强硬。如果弗洛伊德有机会读到这些人互相传递的秘密文件，一定会诊断出这些人都是为自己的男性气概会被质疑而焦虑的人。他们在公文里谈到要快刀斩乱麻，要一劳永逸解决塞尔维亚问题，谈到任何和解都是软弱。宣战，奥地利举国欢腾像在庆祝国庆。
这个时候弗洛伊德在卡式巴度假，他弟弟亚历山大从维也纳给他写信，“但总的来说，人们的情绪是很低落的，因为每个人都有朋友与熟人被征召入伍。”但这并不让亚历山大变得反战，他说，“尽管有这些苦恼”，他还是很高兴奥地利终于决定采取行动保卫自己了。这也是弗洛伊德当时的心情和感受，宣战让弗洛伊德感受到一种突如其来的爱国热情，“大概这是30年来第一次，”他告诉弟弟亚历山大，“我觉得自己是个奥地利人，而且想给这个毫无前途的帝国最后一次机会。”他称赞奥地利的强硬，对德国人的支持表示欢迎。
弗洛伊德对未来是非常乐观的，也许他并不相信因为塞尔维亚问题，整个欧洲主要大国会自相残杀，否则他不会让女儿在7月前往英国，自己也不会去卡式巴度假，还邀请朋友艾廷冈和他新婚太太在8月初也来卡式巴。弗洛伊德对于战争爆发前所发生的国际危机早就心怀不满。一九一二年，他在一封信中谴责各大国的争夺，称当时为“可恨的时代”。
弗洛伊德的女儿玛蒂尔达问他，“你对战争与和平的概率有什么看法？”弗洛伊德认为战争会来，但是一场极为局部性的，这也许代表了当时大部分欧洲人的看法。7月26日，他给亚伯拉罕的信上说：“如果战争能局限在巴尔干的范围内，那情况还不算太坏。”但他还说，如果俄国人搅和进来，后果不堪设想。俄国人当然会为了斯拉夫同胞干预其中。
8月4日，亚历山大给哥哥弗洛伊德写信，“现在一切取决于英国的态度，英国会怎样决定，今晚便会见分晓。想法浪漫的人都预言英国一定不会卷进来，说一个文明的民族不会选择与野蛮人站在一边。”亚历山大与哥哥想法相反，他不喜欢英国，“我对英国人喜欢背信弃义的想法可能会获得证实，我想他们不会为选择与俄国站同一边而感到尴尬。”
弗洛伊德的弟弟说对了，那天，英国对德宣战。弗洛伊德的爱国热忱也很快消退，他的三个儿子后来全部从军，他的行医业务也几乎停止，紧接着，他的追随者，大部分都是医生也都被招入伍，他自己家也面临粮食短缺。拟于一九一四年九月于德累斯顿召开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也因战争爆发无法召开。
弗洛伊德说：“科学沉睡了。”他指出，世界大战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让文明人再也无法规避一些他们一直在规避的真理。战争“撕去了我们身上的文化附加物，使我们内在的那个原始人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欧洲旧秩序一去不复返。
但战争对弗洛伊德的事业也并非完全是坏事，战争带来的灾难，使精神病患者的人数更多了,因此，战争结束以后，西欧各国政府、学者和普通人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大大增加。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说：“欧战虽然摧毁了好多好多的社团组织，但对我们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却毫无影响。对于战场神经病的观察，终于打开了医学界的眼界，使他们看到了心理因素在神经病中的重要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精神分析学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稳固基础。战争使精神分析学深入人心，渗透到各个社会生活领域，渗透到一切与人类的精神生活有关的学科中去。从此，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迈入了崭新的阶段。精神分析学开始成为无形的精神酵母注乳文学、艺术、社会学、教育学、法学、政治学等领域。
（本文参考《弗洛伊德传》高宣扬著；《弗洛伊德传》彼得·盖伊著；《弗洛伊德传》马库斯著等）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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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