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回音
看到有人鼓吹“计算历史学”（尼克：《计算历史学：大数据时代的度数》，《上海书评》2014年6月15日）。其实，作者大可不必自己杜撰这么个词儿，因为“人文电算”（humanity computing）是个已经发展二十多年的研究领域，十几年前逐渐向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y）发展，是个颇值得注意的学术增长点。不过点开文章，浑不是我所理解的这一回事，原来作者是要介绍Google Books Ngrams。更重要的是，作者似乎认为Ngrams一出，就可以用所谓“科学化的历史学”取代现在的历史学研究了，而且声称：“不信不服。”
Ngrams的确很好玩，去年有段时间，我也沉迷此中，在里面用各种关键词做曲线，看起来是很漂亮。但是，Ngrams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只能以Google进行数据化的资料为检索对象，而这与全部人类知识相比，还只是沧海一粟。更不必说，对历史学者来说，真正能够用来做研究的资料根本不可能是点点鼠标就能获得到的。其实，这文章自己的举例就很说明问题：曹禺、金庸的检索结果如此之少，难道真的是他们不重要吗？还是文献检索的来源出了问题？
此文作者似乎以为人文学者每天的工作就是呆坐在电脑前，所以可以用Google替代他们的工作。他声称：“司马迁被腐刑之后，中国就没人干实地考据了。即使人家都做好了，也懒得看。”我不知道他据何做此论。且不说就在这当儿，正不知道有多少人文学者正在深乡幽野间跑田野、找资料，就作者视为秘宝的Ngrams，对人文学界来说也不是新鲜玩意。
以Ngrams所能实现的知识检索为例，国际人文学界不说，仅就华语学界，至少已有2008年金观涛教授等的观念史研究，应用数据库方法分析近代中国若干关键概念的出现与演变，可以做很好的词频分析。“这张小图够北大复旦那啥系的博导们喝一壶吧。”这类想法，我觉得可以洗洗睡了。
不论将视野扩展至整个数字人文研究，或者仅讨论文学、史学领域的数字人文研究，即使是作者看来落后迟钝的华语学界，也已经相当活跃。就我目力所及，至少已有武汉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等机构拥有专门的研究力量，而以各种形式涉足此中的就更多。
全世界至少有二十多所大学、研究机构设有专门的数字人文研究，武汉大学王晓光教授对此有专论，不再赘述。我推荐有心人看看Tara Andrews 的blog: Digital Byzantinist。博主是MIT的本科，牛津的博士，精通编程，但以拜占庭学为志业。她写了不少文章谈数字技术如何应用于历史学研究，尤其是古典学文献“释注”（critical edition）的数字化实现，这是真的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的结合。除此之外，芝加哥大学的OCHRE系统（An Online Culture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Environment）也是历史学研究应用数字技术的典范。总体来说，近年来在社会史、观念史、文化史研究中，词频分析、语义分析、语言比较分析等技术手段已为历史学者注意甚至熟练运用。客观地说，传统上与数字技术关系更紧密的经济史研究反而增长不快。
华语学界的数字人文研究虽然起步晚一些，但如今也成果蔚然，其中尤推台湾大学项洁教授的研究团队。他们的《数字人文研究丛书》至今已出版五部，其中第三辑专门讨论数字人文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应用。在这部论文集中，既有专门讨论技术发展的文章，也有应用数字人文技术所做的历史学专题研究，其中尤其倚重的是台湾数位历史图书馆（THDL）。
台湾数位历史图书馆（THDL）可以说是项洁教授的团队最重要的贡献，这个线上数据库集成了台湾四万余件馆藏地各不相同的契约文书，可实现词频、文献关联、人物关联等多种不同的检索方式。在数据库开发的过程中，项洁教授特别强调数字人文的理念：提供数字化的研究环境，而非简单的检索-获得。在前述论文集中收录有李朝凯的论文：《从地方菁英到竖旗反清——以清代彰化县戴潮春家族为例》，利用THDL提供的上、下手契关联功能，从大量零散的契约文书中勾勒了戴潮春家族的经济基础与发展，说明了正统史书语焉不详的“叛乱”在地方社会是如何具体形成的。这类研究都显示出历史学与数字人文技术结合所焕发的活力。
事实上，现代学术发展到今天，每一个研究领域、学科分支都已经高度精细化，积累也都很深厚。在此基础上，几乎每天都在出现各种新的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对自己所不了解的学术领域，保持一些尊重和敬畏，恐怕还是必要的。进一步说，人文学研究的旨趣与应用科学大不相同，人文学研究为人类社会提供价值判断与批判反思，应用科学则提出不同形式的解决方案，技术再强大，提不出好问题的人文学，注定是无聊的。
赵思渊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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