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马拉卡纳惨案刺痛的民主巴西

梁文道

巴西最了不起的大剧作家罗德里格斯（Nelson Rodrigues）有句广被传诵的话：“每个地方都有一个不堪回首的全国灾难，例如广岛核爆，我们的灾难，我们的广岛，就是1950年输给了乌拉圭。”在巴西，这场灾难甚至还有一个专有名称；而且很奇怪，就连讲葡萄牙文的巴西人都习惯用西班牙文去拼读这个名词，似乎不如此便不足以显示其特异与重要；那就是足球史上最有名的一场败仗："Maracanazo"（“马拉卡纳惨案”）。

关于那次世界杯决赛的记述，是如此丰富，又如此生动，乃至于看多了之后，就连我也好像亲临过现场似的：1950年7月16日，巴西人早已做好了夺冠的准备。赶在世界杯开赛前完工的马拉卡纳球场是全世界最大的球场，可以容纳十八万三千名观众，这天却涌进了二十万人，是当时里约热内卢成年人口的五分之一。而里约热内卢的市长则在开赛前的演说中赞扬巴西国家队队员：“球员们，短短几个小时之后，你们将成为世界冠军，将受到数百万同胞的欢呼！你们的表现证明你们是不可战胜的！你们将击败任何一个对手。请接受我向你们——胜利者的致敬。”比赛还没开始，但巴西就已经给自己加冕了，那几乎是他们全国的共识。当天发行的一份早报甚至以“世界冠军”为标题，放上巴西全体球员的照片，逐一介绍这批英雄的背景和来历。球场内，二十多块颁给冠军队成员的奖牌已刻好了名字，专门为凯旋而奏的颂歌也早已放进广播程序，全场球迷兴高采烈，老早就开始了自己的庆祝派对。

下午4点33分，乌拉圭翼锋吉贾闯进禁区，出人意料地果断射门，把比分改写成二比一。巴西电台的解说员本能高喊：“gooooooolll!!!乌拉圭进球！”过一会儿，才缓缓回过神来，自言自语地不断问道：“乌拉圭进球了？”那一球，有人形容为巴西版的“肯尼迪遇刺案中的子弹”，几十年后犹被反复慢镜播放，以解其中玄机。根据Alex Bellos的《Futebol: The Brazilian Way of Life》，射进这球的吉贾在2000年受邀去巴西访问时，还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当他把护照交给检查人员之后，那个二十多岁的小女孩盯着他的护照看了半天，然后问他是否就是“那个吉贾”。吉贾觉得很奇怪，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事情，一个年轻女子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然后，她把护照还给吉贾，对他说：“每一天，每一个巴西人都会记住那一年。”

的确，那种场面一定很难叫人忘记。坐了二十万人的球场在一瞬间陷入死寂，静到几乎可以听见蚊子飞过的声音。听说唯一的小骚动，来自于看台上一群观众要抬走一个心脏病猝发的球迷。赛后，慌乱的国际足联人员早早逃离，留下老主席雷米捧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座金杯，孤零零地站在场上。手足无措的雷米，简直是像对待解除了保险锁的手榴弹似的，把奖杯急忙塞到乌拉圭队长的怀里，然后转身就走。而这帮乌拉圭球员，不敢庆祝，不敢狂吼，不敢跳跃，也没有经历任何仪式，草草照了张相就赶紧上车回到酒店。此时，不只里约热内卢，就连整个巴西，都变成了一座无人游逛的坟场。

英国作家David Goldblatt则在他的新著《Futebol Nation》里面提到，公元二千年七月一份巴西大报的运动专刊，纪念的不是1970年比利率领的那支巴西队夺冠三十周年，竟是“马拉卡纳惨案”五十周年。可见无论赢过多少届世界杯，五星巴西始终无法摆脱那场梦魇的缠绕。

巴西人和足球的关系就像鱼和水一样，密切、自然。很多酒店度假村都有五人足球场，正如中国人自己经营的酒店度假村必须要有麻雀房和KTV。如果你在丧礼之中看见棺木上头贴了某家球会的队章，不必惊讶，那是巴西球迷表达忠诚的方法；生是这支球队的人，死也是这支球队的鬼。更不用提那些在陋巷之中赤脚踢球，直到夜色昏暗了球影也还不愿意回家吃晚饭的小鬼。“因为足球就在他们的血液之中”；这是巴西人和非巴西人都喜欢重复宣说的陈腔滥调。证据就在那件黄色的球衣，无论对巴西还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而言，它都要比巴西国旗更能代表巴西。只不过，这件球衣是在“马拉卡纳惨案”之后才换上的，当年他们穿的还是白色。

黄色和巴西足球的联系并不是天生的。巴西人和足球的结合也不如想象中的那么自然，有些论者认为，那是执掌政权十多年的独裁者瓦加斯的功劳。因为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就发现了体育和政治之间的奥秘。没错，那时候的巴西人已经十分迷醉足球，可他还要为这股热潮加把劲，不只在全国各地大兴土木建设球场，还一再在官方宣传里头把人民喜欢的这项运动说成是国家的象征。一方面，他吸纳了某些学者的讲法，把巴西人舞蹈般的足球踢法形容为独特民族性的体现；另一方面，这套欧洲人从未见过的足球风格又确实厉害，开始慑服第一世界的球迷，恰好可以当做国家进步，走向全球的标识。

足球球会也好，桑巴嘉年华会也好，全都在瓦加斯掌权时期逐步发展成一张覆盖全面的社会网络。大型球会不单单是球迷聚会的场所，还能为他们提供教育、医疗、福利等各种社会服务。于是一座城市的市民就能以不同球会的会员身份各安其位，而  这些球会的上层则都在统治阶级和精英集团的掌握之中。换句话说，足球简直就是当时巴西城市社会活动的核心。

1945年政变上台的瓦加斯倒在了新一轮的政变之下。新上台的领导人推行新宪，启动了有限民主化的脚步；但他们对足球的利用则一沿旧习，并且有增无减。由巴西主办的世界杯，就是他们最好的机会。为什么要在里约热内卢修筑马拉卡纳这座全球最大的球场？就和北京奥运要有“鸟巢”一样，它是巴西大国崛起的明证。其实那时就有清醒的媒体批评，指责这些为了世界杯而盖的工程劳民伤财，还不如多建医院来得实际。可惜那时候大多数的巴西人洗脑洗得太深，不如今日明白，身为球迷的意识掩盖了身为公民的自觉。所以里约热内卢足协主席居然敢公开放话：“盖球场要比盖医院还有益。”他一点也不用担心市民的唾骂。

“马拉卡纳惨案”就是发生在这样的社会条件和心理背景底下，那是巴西头一回主办“国际盛事”，那是全球最先进最气派的球场，而且他们还要在这座球场里头登上足球世界的王座。更不要忘记那还是巴西民主化的春天，一切都是新的，巴西人很有自信的理由。

现役乌拉圭前锋苏亚雷斯在他不咬人的时候，其实还是很清醒的。他曾说过：“足球和政治的边界在拉丁美洲是模糊的。由于国家队的失败而倒台或者被推翻的政府，可以列出一张长长的清单。”通常我们都会以为，被足球拖垮的大概都是通常把运动当做意识形态的独裁政权。可惜这一回，受到打击的却是正在牙牙学语的巴西民主。“马拉卡纳惨案”之后的第二年，老独裁者瓦加斯竟然在普选之中重新登场，当了三年总统。据说是受创太深的巴西人怀旧，怀念那个非常有秩序的老好时代。

（作者系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