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春得书记（中）

韦 力

《锦囊印林》

《锦囊印林二卷》（清）汪启淑辑

清乾隆十九年汪氏香雪亭钤印本，巾箱本，册页装，一函两册

这是流传至今最小的印谱，其大小约略像小火柴盒，多年前我曾在拍卖会上拍得一部，为日本印学泰斗旧藏，花费了近八十万元人民币，若按体积计算，算得上我买到的最贵的书。我所看重此书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像个火柴盒，也不仅是名家架上之物，最重要者，是此书内在的价值，又加上流传的罕见，按照古籍总目，国内公藏仅有该书三部，国图、上图和西泠印社各一部，西泠印社乃国内印学中心，只要他们搞印史展，几乎必展此谱。二十余年来，我每到杭州，只要有空余时间，必到西泠印社转一圈，若遇印谱展，必见此谱靓影，且说明牌上一定会郑重注明“此谱留传极罕”字样。

汪启淑所制印谱，据统计有二十七种之多，然今日能够得见者，不足此数之半，其中最有名者当属《飞鸿堂印谱》，被目之为“印谱三堂”之一。然《飞鸿堂印谱》流传较多，除乾隆原钤本外，民国年间亦有几种石印套印本，故就书的流传而言，恒常多见，故汪氏所制印谱，在今天以稀见程度论，当属《锦囊印林》无疑。

此谱见于泰和嘉成拍场，装帧上已将线装改为册页装，从装帧手法观之，系和式裱本，手法精妙可爱。二十年来的中国古籍拍卖史中，《锦囊印林》仅出现过两次，第一部出现时，即被我拍得，以第一次拍得的那部，与此部比较，从版刻上讲不若此本明丽，故必欲将此拿下，以成璧合之好。定下底价后，电话委托，与众人争之，此书以八万元开拍，我立刻让委托举牌，话音未落，价格已到了二十万，这期间的时间间隔绝不超过三秒钟，这等狂争的热烈阵势，我本能地将心理价位提高了一大截，然举到二十二万元时，突然没了应价声，如此轻易到手，倒让我多少有点怅然若失之感。

《大方广佛华严经三昧忏法八卷》《大方广佛华严经三昧忏法八卷》

明万历四十年肃王府刻本，经折装，一函八册

近年佛经大热，唐人写经在十余年前，均价约一万元一米，至今已涨价到十几万元以上。宋版经折装的大藏经零种，前些年我买到者，即使带北宋年款的也不超十万元一册，而今价格至少要八十万元以上，然明清版的佛经，尤其是零册，价格涨幅均赶不上唐宋元。十几年来，明清版的佛经零本，涨幅约在三倍左右，尤其是《永乐南藏》零本，视刷印之早晚，价格大约在三千元至一万元之间。我对明清刻经本不措意，今春嘉德古籍拍品本已看过两回，佛经类一件也未调看。预展之时，因访谈之事，到国际饭店找拓晓堂先生拿照片。我在预展现场没有见到他的身影，问工作人员，其中与我相识者，用手指指向贵宾室，示意我拓在里面。因太过熟识，我竟忘了礼貌，未敲门直推而入，见到拓先生跟助手丁玲女士正在研究一部佛经。我瞥了一眼，注意到此经的用纸有些特别——不同于明版佛经惯用的白棉纸或连史纸，此经用纸偏淡淡的鹅黄色。当时丁玲正举着佛经冲着灯光看帘纹，我听到了纸的抖动声，能感觉到此纸皮性甚重，这样的佛经却是之前所未见者。

拓先生带我到拍场的VIP室坐谈，而我还惦记着那部佛经，向他请教为何要单独将此经拿出来，拓称此书虽然上拍，但自己对这部书还没有研究透，他认为此书可能是一部未曾发现的大藏零种。这句话让我一振，百十年来，大藏经的研究已经成为显学，有些大藏仅有其名，而未发现过实物，但还没有过，有实物而不知大藏之名者。闻此，我无心再谈他事，跟拓兄重回贵宾室，将此经细看一过。

此经原装一函，计有八册，每册封面均为明代织锦，卷首扉画乃是《释迦说法图》，然构图方式与寻常所见者完全不同：里面绘刻着众多的人物，以椭圆的方式环坐在释迦佛的周围。说法图后是序言，序言的字体方正硕大，后面有落款两行：大明万历壬子秋七月望日 / 肃王望岐道人命工梓行。明代藩王刻书，除了个别品种，余外均称稀见，然肃府刻书，我却第一次见到。肃王的封地在今甘肃一带，是明代王府中较穷的一位，故不应有多少余钱来刊刻书籍，然而眼前实物却证明他刊刻有大藏，这多少让我有些吃惊，就凭这一条，此书就值得买下。这两行落款的后面，还有另外一行字“印造一藏，即五千四十八部，每部八卷”。此句话可以解读为肃王在万历年间，单独刊刻了一部大藏，此为那部大藏中的其中一函。细观此语，其字迹与此经中的他字有异，似乎是后加印者，转念思之，刊刻这么一部大藏，时间应当较长，故刊刻初期，不可能知道总计能刻多少卷，故总卷数只能等全部刻完后再行添加，这种手法亦是佛经中惯常所用者。

此经的估价是八万元到十万元，我欲得此经，给自己定了个较高的心理价位，办理的电话委托，两天之后，拍到此经时，竟无人与我竞价，让我以八万元底价得之，大感意外，为之欢喜多日。

《日有喜斋随身书目》

《日有喜斋随身书目》（民国）潘重规撰

1932年手稿本，一册

潘重规旧藏之书从2008年首次在嘉德上拍，至今已拍过四个专场，今春上拍的潘氏旧藏之物，线装书仅三部，此为其一，余外均是字画与杂件。我感兴趣之品，除了这本书外，还有几册潘重规上大学时的考试卷子，都是他在“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时所做。这些试卷分两组上拍，第一组七份试卷，均是关于目录学的试题，这几年上拍的潘重规旧藏，从版本角度上讲，都各具特色，当时我就好奇，他为什么这么懂版本，今见此试卷，方理解科班出身的功力，难怪其藏书那么有质量。我细看了其中一册试卷，乃是潘重规所做《汉书艺文志例证》，从这些试卷的署名上知道，潘重规原名潘崇奎，我记不得自己在哪个文献中读到过，他的名字还是章太炎给他改的。

虽然这些试卷有些意思，但我还是关心这部书目，毕竟可以由此来探知潘重规藏书的概貌，此批上拍的潘氏旧藏，竞拍得很是激烈，然拍到此书时，仅我一人举牌，以底价五千元拍得，看来资料性之书，仍是乏人问津。

《堪舆经》《堪舆经二卷》

明万历三十九年刻本，黄棉纸，一函六册

此书见于今春嘉德拍场中，本场我预得之书计有七部，从成交情况看，未拍得的四件，成交价都比我的上限高出许多，而拍到手的三件，却均为底价。我所拍得的三件，以我给出的心理价位，远低于另外的四件，而成交结果却与我预估的完全相反。如此说来，自己的估价眼光很有些问题，当然，自我安慰的话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那就是我与众人的眼光不同，一哂。

此书海内外公私书目均未见著录，堪称罕传，仍不能得藏家之青眼，可叹命薄。也许是此书刷印较多之故，版面没有那么清新靓丽，看来当今藏家大多还是外貌协会成员。我这么说，并非是自鸣自得，这些年来，从拍场上的成交情况看，可证我所言不虚。

堪舆类的古书，属子部术数类，此部的善本虽不在少数，然直名“堪舆”二字之书，可列善者却不多见。上图藏有《堪舆论气正诀二卷》，是明万历三十年刻本，国图藏有《堪舆经书十卷》，为万历三十七年刻本，以我的窄闻，名堪舆而称善本者，仅此两种，且一定是万历刻本。何以明万历年多刻此类之书，倒是值得探讨的又一话题。

该书原装六册，品相中等，细审原书，前面的目录确为二卷，查看后面内容，完整无缺，以此而论，却也难得，我以底价二万元拍得此书。

《钱罄室手书三经》

《黄庭内景经一卷赤文洞古经一卷阴符经一卷》

明钱谷抄本 罗振玉题引首 罗振常跋 白棉纸 册页装一册

这是我今春得到的最重要的一部书，它出自明中期大藏书家钱谷之手。钱谷是文徵明的弟子，当年他在文徵明家，看到了大量的藏书，很是羡慕，于是自己也有志于藏书，但因为家贫，买不起那么多书，于是就每天自己抄书，这反而成了他的一大藏书特色。钱谷的堂号叫“悬罄室”，悬罄就是一无所有之意。这个堂号是由他老师文徵明来题写的。钱谷抄书，据说达几万卷之多，因其所抄之书一丝不苟，故钱谷抄本颇为后世所重，文徵明的曾孙文震孟，曾评价钱谷说：“……其早岁所抄，无一惰笔。”钱谷的儿子钱允治也是藏书家，但不知什么原因，钱谷的抄本流传稀少，到了清代中期，已被文献家所看重。

此书为册页装，金丝楠木封面，前有罗振玉所题引首，后有罗振常跋语。罗振常的这段跋语，讲述了他得到这册钱谷抄本的来由，并且说钱谷的墨迹，在其当世就大受时人追捧，有人用宋版书到钱家去交换钱谷的字迹。

此书见于今春保利古籍专场，估价仅五千至六千元，这等奇低的价格，感觉玩笑开得有点大，二十多开钱谷的抄本，按当今的行市，估价在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元较为合理，如果为吸引买家来竞争，哪怕将价格有意压到五十至六十万元，也让人觉得靠谱。

保利的这场大拍，我是通过电话委托的形式来参加的，拍到此件时，果真以五千元起拍，我立即让委托举牌竞价，话音还未落，价格已追到了二十多万元，从五千元到二十多万元，之间用时不超过三秒，我的捡便宜心理瞬间被打破，只能老老实实按照拍卖师的阶梯，两万三万地一口口加价。看今天这阵势，恐怕百万之下难以得手，然举到五十万时，意外地没有人再跟我争，拍卖师连叫三声，竟然落槌了，大感意外，以这么便宜的价格拍到此书，远不及我出价上限的三分之一。

拍得此书的第二天，接张宗祥先生的电话，问此书。他张口就问是不是我拍到了这部书，我告诉他确实如此，他笑称我捡到了便宜，因为也有朋友委托他竞拍此书，因为自己有急事要赶去南京，故来不及参拍：“朋友出的限价比你得到的这个成交价要高一倍，我要不走，你肯定捡不到这个便宜。”闻其所言，我马上表示了自己的谢意，然而，张兄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我实际上办了电话委托，在高铁上一直听着，偏偏快拍到这件时，手机没信号了，再着急也没有用，等有了信号，已经拍过去了。”听其如此之说，我极力抑制着自己的开心，心里默想，我要郑重地感谢中国电信，当然了，也可能是联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