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艺术的家族注定衰落

托马斯·曼似乎参透了生灭穷通的转化之理，哀而不伤，处变不惊。像是一个旁观者，居高临下，在那里给人“说古”，“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布登勃洛克一家》

［德］托马斯·曼著

傅惟慈译

译林出版社

2013年11月第一版

690页，99.00元

袁志英

惊悉一代翻译大家傅惟慈先生仙逝的消息，心头一沉。虽与其缘悭一面，可读过他译的德语小说,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布登勃洛克一家》（下称《一家》）。他的中译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出版，便引起轰动，他这《一家》也飞进了万户千家。

托马斯·曼的这部小说是第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德语社会小说，直至晚年他还一直把它视为他一生中最为成功的作品。也主要为了这部作品，他于1929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须知，那时他已经发表了长篇杰作《魔山》和优秀中篇《魂断威尼斯》，可评委只是对《一家》情有独钟。小说于1901年出版，不久便好评如潮，销量节节攀升，截至2010年，德文原文发行量高达九百多万册，被译为三十八种文字。《一家》出版时，托马斯·曼年方二十六岁，在我们这里还被称为“男孩”。初出茅庐的“小青年”创造了货真价实的百年文学经典，谁能不说这是一个奇迹？

托马斯·曼（1875-1955）出生于德国北部的吕贝克的名门望族，父亲是大谷物商和市参议员。吕贝克是个商业古城，曾是十四世纪汉莎同盟总部的所在地。所谓“汉莎”（Hansa）是“公所”或“会馆”之意。十四至十七世纪北欧诸城市结成了商业和政治上的同盟，是为“汉莎同盟”。同盟拥有武装和金库，有宣战、媾和、缔结条约之权。加入同盟的城市最多时多达一百六十几个，书中所提到的汉堡、罗斯托克和不莱梅也同属汉莎同盟。它们是高度自治的城市共和国，商人是社会生活的主宰。

小说《一家》描写的是一个家族四代人兴勃亡速的历史，其副标题“一部家族衰亡录”，在这里曼氏是以自己的家族兴衰为参照系的，是他小说中最富自传性的一部。

小说从老约翰迁进新居写起，时间跨度是1835年到1877年,共有四十二年的时光。老约翰经商诚信第一，良心至上，致使他家的商号信誉卓著，生意兴隆。第二代小约翰虽也干练严谨，但缺乏其父的胆识，加之竞争激烈，家庭内部出现不和谐的音调，家道的败落已露端倪。托马斯是布登勃洛克商号的第三代继承人，秉承家族传统，也恪守商业道德，可他优柔寡断，该出手时不出手，不该出手偏出手，结果在商场上屡遭败绩。为人忠厚，性格软弱，情感细腻，多愁善感，偏爱苦思冥想的他也只好从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中寻求安慰。生意江河日下，家庭状况迭出，身心交瘁的托马斯还没到天命之年便夭亡了。他的儿子汉诺更是一代不如一代，生性懦弱，体质单薄，耽于音乐，根本就无法适应险象环生的竞争环境，十五岁染上伤寒而夭折，百年老店也随之关门大吉。

面对布家的衰落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一是婚姻失败论。长兄托马斯，老二克里斯蒂安，妹妹冬尼和克拉拉，兄弟姐妹四人，都没有找对对象。冬尼的第一任丈夫格仑利希是个债台高筑的商人，他巧设骗局，将冬尼和其丰厚的陪嫁骗到了手。骗局败露，婚姻无法维持；第二次婚姻所遇到的是个胸无大志、小富即安的忽布商人佩尔曼内德。其情志和冬尼的贵族观念南辕北辙，加之他又犯“生活错误”，于是劳燕分飞，再次返回娘家。从此冬尼寄希望于女儿伊瑞卡和未来的女婿。不料女婿不仅胸无点墨，且因有犯法行为而锒铛入狱，堂堂贵族大贾之家岂容“犯法之男”？女儿的婚姻紧步母亲的后尘，也以离异告终。盖尔达和托马斯，一个美貌富有，一个地位显赫，金童玉女，门当户对，可说是“天作之合”。她的陪嫁，曾使布家家业一度振兴，可结果呢？气质和爱好的不同，导致两人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盖尔达是音乐发烧友，不知不觉中和“会弹钢琴，会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会吹横笛，而且样样玩得出色”的年轻军官冯·特洛塔少尉亲近起来，以致托马斯用“非常轻，充满忧惧的声音，几乎祈求的语调”对儿子汉诺说：“少尉已经在妈妈那儿待了两个钟头了……汉诺……”这且按下不表，更为要命的是，他们的儿子汉诺体弱多病，毫无守业创业精神；他逃避人群，音乐成了他的避风港。克里斯蒂安这个纨绔子弟婚配情况更糟，到头来找了一个窑姐，并被这个窑姐送进了疯人院，竟至人财两空，身陷“囹圄”。

其实他们都有选择的余地。冬尼在海滨结识了医科大学生莫尔顿，两人产生了纯洁的爱情。莫尔顿的家庭也属于城市市民，但非城市贵族，也没冬尼家富有，是第三等级。两家门不当户不对，这为“门当户对”的骗子格仑利希钻了空子。设若冬尼和家境颇为殷实、开办诊所、与其“情志交融”的莫尔顿结合，相信情况会好许多；再说托马斯，他爱的是有着“迷人风韵”的卖花女安娜，安娜是个健康、孕育性很强的姑娘，两人结婚，后代健旺则是可以预期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不要说家庭不同意，社会舆论不允许，托马斯不同意，就连安娜本人也会退避三舍。布家的衰败并非全是婚姻失算惹的祸，但“失算”的背后是因循守旧、僵化保守的思想观念。随着工业化进展的加速，社会和经济生活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要想适应新的情况就要转换思想观念。婚姻问题上抱残守缺，经营管理方面也不会有创新的思维。

布家之所以衰落，还有“自由和垄断”说。有的文学史放言，布氏一家是属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正派”资本家，他们“勤勤恳恳做生意，规规矩矩发财”。而其竞争对手哈根施特罗姆则是“垄断时代”的暴发户，“不顾道德，不择手段，投机钻营，追逐高额利润”。何来这样的大帽子？通观全书，也找不到相对应的描写,与这些空穴来风的指责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亥尔曼·哈根施特罗姆热心公众事业，有着“自由和宽容的本性”，“不受传统桎梏的约束”，出手大方，喜欢新生事物；从其父那里“继承下来自由、进步、善于容忍和没有成见的思想方法，人们对他的崇拜也正建筑在这上面”。以往在外国文学评论上也逃脱不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天罗地网。为了印证某种说法，在评论中甚至会罔顾事实。从中可以看出，哈家之所以在竞争中胜出，乃是与其新思维新方法以及其性格气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由啊”，“垄断啊”，“干卿底事？”

托马斯之所以没有扭转乾坤阻止衰败的第三种说法是，他的价值观世界观“这个总开关”有问题，他深受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托马斯·布登勃洛克正当“孤单、沉寂、凝视着空虚而感到疲倦”时，遭遇了叔本华。叔本华所著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的“在达成自我认识时，生命意志的肯定和否定”那一章，他聚精会神地读了四个小时，感到“无比的满足”。

叔本华还认为，人生是苦海，只有艺术才能使人暂时从苦海中得以解脱。作者对这一论点进一步发挥，在他笔下，布家人都有种对艺术的渴望和向往。克里斯蒂安醉心于戏剧，盖尔达视音乐为生命，汉诺似乎只为音乐而生。托马斯也是一个多情善感的人，喜爱进行形而上学的思考。为了家业的振兴，为了所谓的“成功”，他竭力压抑着自己的秉性，全身心地投入生意中去。内心的分裂和矛盾使其至感痛苦，也损害了他的健康，最后搭上了自己的性命。这里可以看出，艺术和社会的矛盾，乃是托马斯·曼所偏爱的主题。《一家》所写的四代人，对艺术的兴趣一代比一代强烈，也一代比一代更有艺术气质，其经商的能力，对社会适应的能力却是一代比一代差。想当初老约翰做起生意是何等的稳健从容，是多么的干练自然。他房间里也有一架小风琴，可那主要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哪里会日弹夜奏，沉溺其间？

托马斯·曼本人喜爱音乐，会拉小提琴，也能即兴弹奏钢琴，是瓦格纳的“粉丝”。为此他创作了不少有关艺术家，特别是音乐家的小说。《特里斯坦》《托尼奥·克吕格尔》和《魂断威尼斯》等著名的中篇小说，都是这一类的小说。正如有的论者指出，“这些小说的主人公都是艺术家，作品探讨的问题是艺术和生活的关系。当然，对艺术可以理解为文学、精神和素养；对生活可以理解为社会、政治和物质。”托马斯·曼认为，艺术和生活是对立的，“文学即死神！”1947年就已发表，被托氏本人视为“最爱”的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更是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一点。小说主人公阿德里安·莱韦屈恩为使自己的音乐才能更上层楼，故意使自己染上梅毒，并和魔鬼结盟，出卖灵魂。最后坐在钢琴前，弹出刺耳的和弦，晕了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任何事业都是需要想象力的，想象力更是艺术的基石。然而光凭想象，光凭漫无边际的想象，光凭浪漫主义的想象，是无法治国理政的，搞得不好，就会发生灾难性的后果。混在脂粉堆里的贾宝玉，诗词歌赋样样来得，他那体质，他那气质，就是搞不来“仕途经济”。就像克里斯蒂安、盖尔达、汉诺，还有托马斯，他们压根都不是做买卖的“料”。

《一家》还有一个“德国市民阶级的心灵史”的副标题。市民阶级的概念有着丰富杂多的内涵，后来市民阶级也被通称为资产阶级。一说资产阶级，一说到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常常会以这样的一句语录迎头棒喝：“资产阶级撕下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有的论者认为，《一家》也完全印证了这句话。说实在的，对遗产也确有“撕下面纱”争夺抢占的场面，不过在这里不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事实上“贪欲”和“财迷心窍”并非资产阶级所独有。后来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曾这样说起资本主义圈子之外的“贪欲”抑或“财迷心窍”：“中国清朝的官员，古罗马的贵族，现代的庄园主，其贪欲与任何人相比都毫不逊色。那不勒斯的马车夫或船夫，他们的亚洲同行，以及亚洲国家的工匠，任人都会发现，他们的财迷心窍，如果置身于相同的情况之下，要比英国人还要强烈，还要肆无忌惮。”看来在某些情况下对金钱的贪欲并不分阶级阶层，乃是未经矫正的人性之一。

布登勃洛克家庭中，还是有亲情的一面，温情的一面。小约翰对冬尼的关照，两次接她和伊瑞卡回娘家，托马斯和冬尼的相互关心，也有不少令人感动的场面。格仑利希破产之后，父亲问冬尼，是不是真的爱她丈夫。如果她和丈夫“结成了血肉相连的关系”，他表示：“不论从基督教教义上还是从人情上来讲，根本不能考虑分离这一事。如果是这种情形，参议员思忖道，出多少钱他都不能计较。”这里的出发点不是金钱，而是情义和爱情。伊瑞卡要和丈夫离婚，冬尼也以同样的话问过女儿。看来笼罩在家庭关系上的并非完全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一百六十多年以前《共产党宣言》发表时，资本主义应该说还处于初级阶段，各种关系有待于梳理、协调和调整，对资产阶级家庭关系作那样的论断还是有其道理的。“发展是硬道理”，没必要问“姓资还是姓社”，在文学评论的领域里也不可搞“政治挂帅”，“唯本本主义”。

作者在写到布登勃洛克一家的衰亡时，不无同情的笔调。然而“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切在流，一切在变”；“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总之，布氏一家衰亡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往往体现在许许多多的偶然性里，比如说婚姻失算，对手太过精明，身体素质差，老天不帮忙，运气不好，内因外因，各种因素合力造成衰亡的必然。若能及时改弦更张，及时转型，也可能延喘些时日，最后还是免不了“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命运。不过“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吐故才能纳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整个社会才能流动起来，整个社会也会生气勃勃。托马斯·曼似乎参透了穷通生灭转化之理，哀而不伤，处变不惊。他像是一个旁观者，居高临下，在那里给人“说古”，“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曼氏一家最后从商人之家转型为文人之家。托马斯·曼的哥哥亨利希·曼也是著名的作家，其名气之大甚至超过乃弟托马斯。他的长篇《臣仆》和托马斯的《一家》可说是德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另外还有《首脑》《帝国》，与《臣仆》合为三部曲。不少作品已译成中文，比如巨著《亨利四世》等。托马斯·曼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历史学家，一个也是有名的作家。托马斯·曼的女儿艾丽卡也是了不得的作家。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百周年，起初托马斯·曼还对战争的性质认识不清，持民族主义立场。在给哥哥的信中说，“这是一场伟大的、正义的、庄严的战争”，并发文表示支持。而亨利希则冒着极大的压力，以极大的勇气发表了《论左拉》一文，表明对民主的信念，并预言建立在暴力之上的帝国必然失败。政见的不同导致兄弟阋墙。直至二战期间，托马斯才认识到自己当时的糊涂，重又“哥俩好”。这是一桩文坛佳话，当然也是题外话。就此打住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