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甫帖》的一些科学辨证问题

对于《功甫帖》，除传统目鉴与文献考证外，之前北京《功甫帖》发布会上曾有香港近墨堂公司林霄公布其“科学分析”，然而作者认为，真正论及科学，须以客观测量和观察为基础，对拍品的纸、印、墨三方面分析，澄清对“双钩填廓”一词的广泛误解，再分析流传史，讨论中西方鉴定的分别。《东方早报·艺术评论》本期特刊出兼具物理学者与古书画收藏研究者身份的王朴仁先生的最新研究文章。

王朴仁

文人聚讼有如辩论比赛，正反两方先取定了立场再各说各理，己方论据总要言之凿凿，不惜渲染夸大以求动听，对方论据则极力找弱点攻击，找不出就避提或予以歪曲，比赛胜负由裁判员评分或听众投票决定，政客竞选固然是这样，《功甫帖》真伪争论的现状也大致如是，半年来在互联网上有大量对立言论意见发表，双方各称已达成明确结论，但许多不妥的论据未见更正承认，反而争持逐渐恶化成人身攻击，甚至引起了法律诉讼。

科学辨证当然常有热烈争论，但共同目的是了解真相，不是求分数和票数，一般不涉金钱利益，所以程序方法颇不一样。有程度的科学家都必身兼正反两方，一手搜集证据，一手找自己岔子，大家都经历过所谓梅菲定律：“任何可出错的地方就会出错”，所以各种证据必先自我再三批判，找朋友相助检查，当先承认弱点胜于日后被他人指出。在每项证据逐一衡量可靠性后，再综合达到最可靠合理的结论，日后若有新证据不合，必须重新审查，任何矛盾未解决，结论也不能算成立。争论必以事实和科学原理为基础，证据不能夸大歪曲，任何漏洞或错误也不能不理。2011年欧盟核子研究中心（CERN）国际高能实验大团队宣布发现中微子速度超越光速，违反狭义相对论，学界一致怀疑，翌年团队自行找出错误，公开宣布承认，这是追求真理必须有的态度。

以上两种程序分别可通过一些《功甫帖》实例明白：相信拍品为真的正方引安岐、翁方纲、李佐贤三大名家著录为支持，反方则强调每项著录皆与拍品现状有别，并非同本。按客观审查标准，三项著录其实都不属可靠证据，因为所载并不一致，例如翁方纲详记了项子京、梁清标藏印，安岐习惯记录藏印而全不提及项、梁印，李佐贤书载有项印而无梁印，与拍品相同，但所录翁题文字却有三项分别。尽管双方对这些事实作出不同辩解，科学辨析不能偏袒，必须同时考虑所有观点，承认无从确定三人所录是否同物，不知其中可有一真，也不知拍品是否在内，所以三位前代专家的卓越眼光对拍品真伪无大助力。

同样道理，正方引近代鉴定名家张珩和徐邦达二公佳评为据，反方以为张公仅见照片，徐公所录翁题文字与李佐贤相同而与拍品稍异，或非同本。不论与否，二人意见未有解释，任何专家意见必须先审查基础是否稳固才能采纳，理论要解释清楚，证明符合实际观察，科学才能有进步，否则地球是方是圆今日也不知晓。伟大科学家如牛顿、爱因斯坦也不能例外。

另一项争论焦点是副纸上的项子京三印与翁方纲三题，正方说印真书佳，反方说印假书劣，不管哪方对，宋元书画多曾遭分割改装，原作可补上伪跋，真题则割出单独或配伪作出售，真印亦常移植到伪作上惑人，《功甫帖》残迹九字无上文下理，不似全文，在九百年后所配副页何物对本帖真伪已无大说服力，考证重点全在一张本纸。

本帖九字反方认为出于摹写，用笔不自然，距离苏书水平甚远，正方则以为书写自然，富有苏书特色。这类主观意见的分歧，各有信徒，旁观者唯一结论是两派专家对苏书有不同认识。科学分析以客观测量和观察为基础，例如以温度计测量体温，由读数可判断是否正常，二人比较体高并立镜前即眼见高矮，不必用尺量，无须争论，不能吹嘘骗人。但即使简单检测亦需具有基本科学知识才能正确执行和解释，复杂的更需有专业仪器。下文先对拍品本幅的纸、印、墨三方面分析，六项简单测量和观察，解释科学辨证原理，定出结论，并澄清对“双钩填廓”一词的广泛误解，再将流传历史作逻辑分析，把真伪问题彻底解决。最后讨论中西方鉴定的分别，说明艺术文化的保存不能缺乏真正严格的科学。

量度和观察

最容易量度的莫如纸张尺寸，拍卖图目记录《功甫帖》本纸27.9cm 9.5cm，李佐贤《书画鉴影》卷十记《苏米翰札》册中此帖“札高一尺二寸、宽四寸”，书首注明“用汉建初铜尺，扺今成衣尺六寸八分”，清朝裁衣尺=35.3cm，换算李用铜尺1寸=2.40cm，与1956年长沙雷家嘴东汉墓出土铜尺1寸=2.34cm足够接近，以后者为准，宽4寸=9.36cm，高12寸=28.07cm，各与拍品数字相比，符合正常量度误差，副纸翁题文字虽与李氏所录有别，不能用以否定本纸，可暂定为同物，继续作其他检测。

林霄君测量拍品纸张厚度，报告称《功甫帖》本纸部分连底纸约0.24mm，另三纸则在0.17-0.21mm间，因而断定本纸“偏厚……不适合钩摹或者映写”，这论点犯了多重严重错误。旧帖重装时底面间会保留一层或更多的托纸，因为原作或补破会留墨在托纸上，不会随便脱去，林君拍摄透光影像清楚看到破纸补墨，所测厚度肯定包括了若干厚度不详的旧托纸，当然就不能由此判断面纸的厚薄了。就算本纸的确较厚，也不能由此比较透光性，例如做窗用的玻璃比纸厚得多，玻璃窗是否会透光不如纸窗呢？即使同厚的玻璃，杂质略异，色泽和折光系数不同可令透光度大异，看看各种玻璃酒瓶就明白了，把玻璃研磨成粉状，透光性又不同了，不同材料是绝不能单凭厚度估计透光性的，纸张是复合材料，透光性与复合成分有关，更不能凭厚度判断。纸层间糨糊的透光性不能忽略。旧浆旧纸吸收空气中杂质会逐渐变色，作伪者也会染色似旧，所以从拍品现状说原纸不适合作影写是全无常识基础的。正确的透光度可由林君在北京招待会发布的影像辨析。

不懂物理的人凭直觉亦知道每一张纸有不同的透光度，重叠时每加一纸透光度就减弱一级，每级大小不同（Beer-Lambert Law），按这常识，由图 破洞光暗可辨别最少四层纸张，光由底纸背后透入分四级减弱：

1.新裱的完整底纸，其上旧纸有不少圆洞，由两小圆洞可见底纸光度#1；

2.加了一层旧托纸，上有补笔，由横破长洞可见光度#2，低于圆洞#1；

3.再加一层更旧的托纸，由长洞上方纸边未破处可见光度#3，低于长洞#2；

4.最后加书写的面纸，所以光度#4低于旧托纸#3。

还要注意无补笔的圆洞#1a光度略低于#1，有补笔的圆洞#2a光度略高于#2，所以在#1、#2二纸间可能还有其他填补或污染。面纸的透光度要由纸前纸后光度比例（#4：#3）估计，这差别并不大，还包括了一层糨糊，糨糊厚薄对透光性影响可以大于纸张，所以纸边#4c浆厚处呈现暗线，新裱纸边#2c、#3c光度最低是由于落浆最重，少一两层纸也不察分别，由此而知图 中面纸部位#4光度低是因为包括了托纸及糨糊各三层，原纸透光性并不弱，透视影摹绝不会困难，只要懂得分别控制纸前反光和纸后光源强弱即可，是否摹写必须由墨色细察端倪。

透视影像对判断书写是否自然甚有助力，但得先了解书写墨色变化的科学原理才能识别何谓“自然”。

纸张吸收水墨是毛细管现象，速率视乎毛孔大小和纸、墨、空气三界面间的表面张力，墨初触纸时吸收最快，逐渐减慢，有如煞车减速，原理在百年前已大致明白，早经实验一再证明，简单解释是水墨本身有流动阻力，纸内水墨愈多阻力愈大，流动也就愈慢了。重点是若用相同的纸墨，就有相同的吸收速率特性，行笔起落有轻重快慢节奏，墨色就产生“自然”变化，慢笔时纸吸墨多，快时吸墨少，因而行笔转折按提的迅时动态可由墨色变化观察，一般书法作品不需用透视方法亦可见。图 是叶恭绰（1881-1968）《行书王安石咏竹诗》中一个“柏”字，拖笔起首处墨薄可见纸纹，转折慢行即变厚，左旁“木”字按笔处更慢，薄纸吸墨至饱和而散化，右旁“白”字末横钩上提再下点也见轻重浓淡分明，书写精神动作通过墨彩表现，栩栩如生，此所谓“神采”。

苏轼书品用墨偏浓，所以墨薄处色亦不淡，视觉上深浅对比较弱，印刷品图片会看不出，但由原作或直接拍摄的影像是不难察觉的。

图 四字取自《题王诜诗帖》精细图像，数年前得北京故宫提供，只要把电脑显示屏光度和视线角度调正，“公”字一笔内墨色层次也可以看到，另三字笔间字间深浅变化更容易识别，但在故宫出版的画册中则不易辨，深浅色泽层次失准是画册一大弱点，影像多经一重处理程序就多一分失真，印刷品光暗比例大约只到百比一，摄影机和显示屏则可到千比一，但仍不如人眼灵敏。在阳光下拍照，人面上阴影在打印照片中乌黑不辨，但当场眼看清晰，就是此故。

图 左方“苏”字亦取自《题王诜诗帖》，右上角短撇尽处提笔墨薄可见纸纹，“禾”部末笔作长点回收，两端墨色稍薄于收笔余墨处。字内各笔亦有深浅差别，例如“鱼”部细笔长划色泽最淡，粗撇由浓变淡。同图中，右是北京招待会发布的《功甫帖》“苏”字图像，摄影机性能比故宫更高，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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