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项原则，开启新世界的老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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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主旨讲话，指出在新形势下五项原则的精神历久弥新，意义历久弥深，作用历久弥坚。并提出“六点坚持”诠释中国的和平共处观：坚持主权平等、坚持共同安全、坚持共同发展、坚持合作共赢、坚持包容互鉴、坚持公平正义。

弹指一挥间，一甲子已过。六十年前，中国政府提出并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高规格的纪念

逢十予以突出纪念是中国政府常见的议事规则。2004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五项原则5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政府愿与各国共同努力，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平等。”同时，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还与温家宝一道“分别同印度总统阿卜杜勒·卡拉姆和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互致贺电”。

相仿的纪念规格，也在1994年出现。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4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四十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国际友好合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历史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准则。”

此次60周年大会，纪念更为高调，规格更为隆重。

根据新华社电稿展示，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题为《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的主旨讲话”，“李克强主持大会 张德江俞正声等出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缅甸总统吴登盛、印度副总统安萨里也应邀来华参与。与十年前互致贺电相比，当然可以说规格更为隆重。

根据媒体在纪念会前一日所刊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教授认为，“高调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目的有三”：“一，它是中国、缅甸、印度等国的共同倡议，是发展中国家重要外交贡献，有利于团结发展中国家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二，五项原则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基石和典范，有利于改善中国与印度、缅甸等周边国家关系，塑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氛围。三，针对国际形势新变化，尤其是美国针对中国香港问题、新疆问题等通过网络等新型方式进行渗透、干涉的严峻局面，打好外交、法律舆论战非常重要，五项原则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石，要坚持好、发展好、运用好。”

亚洲的和谐经

旧理论有新阐释，可为外交舆论战服务。

《解放军报》昨日邀请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解读“三个 历久 ”的回击之意：“当前，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仍然大有市场，有的国家倚仗实力对他国进行遏制或无端干涉别国内政。地区冲突与局部动荡此起彼伏，比如当前的叙利亚和伊拉克便深陷乱局。此外，长期以来，国际上一直存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过时的声音。习主席提出的三个 历久 ，既是对这种不和谐声音的回击，同时也指明，经历了60年风风雨雨和时代变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虽未点名所指为美国，但《解放军报》法人微博@军报记者，在引述习近平前日所说“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一语之际，所转发正是月初的一条微博，副总参谋长王冠中批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哈格尔先生做了一个非常过分的演讲，它的过分程度超出了中方的预想……哈格尔5月31日的演讲中，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辩护，声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为日本谋求解禁集体自卫权撑腰打气，并把演讲的重点放在公开指责中国上，甚至多处使用威胁性语言。”

看穿美国重返亚太意图，在更早的一月之前，新华网就曾半是警告美国半是勉励邻国，“ 美国歪嘴 念不出亚洲的和谐经”：“亚洲是多民族多文明的地区，各国差异明显，历史遗留问题多，但早在冷战之初中国等亚洲国家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早已成为宝贵的外交财富。亚洲国家间的问题，理应由亚洲国家依照和平共处的精神加以解决。”

五项原则的精神历久弥新，中国也将该精神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贯穿始终。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的印度，派出副总统来华出席会议，即可视为例证。

同样，中国在与日本的交往中也敦促对方遵守这一原则。中国前驻尼泊尔、新加坡、泰国大使27日在《人民日报》撰文提醒，日本要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处理大国关系时，同样应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日本有一种舆论，称亚洲国家反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是干涉日本内政，这是谬论。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是对当年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的肯定和美化，已经不是内政问题。”尤其，适逢7月1日日本即将决议解禁集体自卫权，及早警戒适时敲打之意自是一目了然。

重塑新安全观

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是近期继5月主办亚信峰会之后，中国政府再一次就国际秩序亮明旗帜。

一连串的新安全观宣示有背景可供分析。5月20日，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举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60周年座谈会。根据《学习时报》所刊文稿，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左凤荣教授指出：“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是亚洲最强大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其他小国对中国疑虑重重，怀疑中国会和苏联一样推广自身模式，但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强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这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专家李开盛，4月27日在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同题研讨会上发言不谋而合，“60年前后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周边国家对一个崛起中的中国的忧虑”，但李开盛同时又认为，“60年后已发生重大变化”：“第一，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政治、安全、经济、社会诸方面已紧密互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摩擦已成现实。由于人员往来、经贸摩擦、海权管理等方面的联结与冲突，已单靠 互不 无法实现和平共处；第二，美苏矛盾消失，中美矛盾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与周边的矛盾从被压制、遮盖转变为被放大、被激化。 互不 型的管理模式已很难抑制争端的发生，更难建立互信。” 适时调整在所难免，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中国外交研究室主任罗建波建议：“当前中国国际责任的重要方面是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共赢，并在国际上为发展中国家伸张正义。为此，建设性参与发展中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事务，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进程。”

昨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文章，《五项原则是世界和平护身符》，也是希望从用五项原则这把旧钥匙开启新世界：“五项原则与时俱进，仍将是世界通往未来和解决难题的一把钥匙……兵戎相见或者老死不相往来，都不应成为国家关系的选项。中国近年来提出新安全观，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外交理念，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和新的发展……中印缅三国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就是期盼五项原则成为今后世界和平发展的护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