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除了邬达克，还有鲍立克

早报记者 石剑峰

德国人鲍立克（Richard Paulick）是1940年代末“大上海都市计划”的执笔者之一。鲍立克能来到上海，跟1930年代初波谲云诡的上海谍报舞台有关，与传奇间谍佐尔格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上海整整待了16年，直到上海解放完成“大上海都市计划”后才离开，回到东德（民主德国），并成为东德影响最大的城市规划专家。

因纳粹压力来到上海

1933年，鲍立克和犹太女友一起来到上海，当时的上海处于黄金年代。鲍立克来上海是去见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罗尔夫·汉堡嘉。罗尔夫·汉堡嘉在1930年就和妻子鲁特·维尔纳来到上海，并开办了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Morden Time”。“大革命”结束后，上海特别市成立，雄心勃勃的大上海计划吸引了全世界建筑师、设计师和工程师，汉堡嘉是其中一位。

当时汉堡嘉夫妇打算离开上海。罗尔夫·汉堡嘉邀请自己的好友来上海接管他的事务所。此时的鲍立克在德国郁郁不得志，某种程度上是因政治倾向，他不喜欢纳粹。

鲍立克的父亲是社会民主党人，曾担任德绍市长和议会议长。当时的德绍是世界建筑和设计“圣地”，那里有包豪斯学校。鲍立克在柏林工业大学毕业后就在包豪斯学校工作，负责校园建设，他还是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的助手。随着纳粹主义兴起，格罗皮乌斯带着一群才华横溢的建筑师和设计师离开了德国，前往美国，包豪斯精神于是在哈佛发扬光大。在纳粹的压力下，鲍立克也离开德绍，1929年底来到柏林，参加了西门子城建设。

那么，当时汉堡嘉夫妇为何要离开上海呢？根据作家小白在一篇文章中的介绍，汉堡嘉的夫人鲁特·维尔纳是苏联间谍，是20世纪传奇间谍佐尔格的手下，佐尔格给她取了“索尼娅”的假名。1933年，共产国际间谍鲁特·维尔纳得到命令去前苏联受训，汉堡嘉也只好离开上海。鲍立克最初经营着好友留下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在那里他主持了沙逊老宅、孙科南京住宅的室内设计。后来他那学市政工程的弟弟小鲍立克来到上海投奔哥哥，于是，“鲍立克&鲍立克”建筑市政事务所成立了。

但这个时候的鲍立克成了无国籍人士。他来到上海5年后，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拒绝给鲍立克签发新护照，因为有人向德国当局告密，说鲍立克的妻子是犹太人，他跟犹太人过从甚密，甚至他还可能是布尔什维克。鲍立克出身于社会民主党家庭，在政治上“左倾”，同情共产主义，到了后来他甚至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护照的鲍立克从此只能滞留上海，上海当时是国际上唯一接收无国籍人士的大都会。

一位现代主义建筑师

战后，鲍立克被犹太人称为“义人”，因为他帮助了很多犹太人。上海沦陷后，犹太人被限制生活在虹口。鲍立克的事务所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他尽量多地雇佣犹太人，所以事务所的员工几乎都是犹太人。凭着工作证，犹太人就可以走出犹太区。

1943年，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成立，鲍立克成为圣约翰大学的教授，他是该校唯一的都市计划学教授。在担任圣约翰大学的教授后，他还指导过学生做上海都市设计作品，比如虹桥新城。这一专业背景令他成为“大上海都市计划”的核心人物，他还是都市计划委员会中唯一专业人士，在委员会中其他人都是建筑师、工程师、商界人士和政府人员。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副教授侯丽这些年在做鲍立克研究，她去慕尼黑工业大学档案馆查到了大量关于鲍立克的材料，而在上海，鲍立克只留在了“大上海都市计划”里，“从 大上海都市计划 里，你看到了鲍立克是一个很有魅力、锋芒毕露、强势的人，甚至有时候尖酸刻薄。”后来编制的“大上海都市计划”，基本上就是按照鲍立克的观点进行深化完成的，“大上海都市计划”某种角度上是打上他个人烙印的。

鲍立克是一位现代主义建筑师，他强调科学系统工程性。“他们这代建筑师跟上一代人最大不同是，不关心什么建筑的民族性，所以他完全是基于对区域的分析提出上海定位。他一直主张，上海的城市规划要跟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土地制度配合完成。”侯丽说，在鲍立克看来，上海的定位就是国际大城市。鲍立克首先说上海必须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如果不明确上海在中国的特殊位置和与内陆的关系，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都市计划。

上海在鲍立克最困难的时候，接受了他，他在上海从1933年一直住到1949年，他来时30岁，离开时46岁。可以说，上海确实是他的第二故乡。因为他没护照，其他地方也去不了，索性呆在上海全心全意做“大上海都市计划”，这对上海也算是个额外的收获。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匈牙利人邬达克是在1947年离开上海的，在上海，邬达克和鲍立克认识吗？他们有交往吗？侯丽说，“我想他们可能有交集，毕竟这个圈子很小，外国人也不多。但有关鲍立克的材料里没有记录邬达克的内容。”

离开上海选择东德

鲍立克是在1949年10月才离开上海的，是在坚持完成了“大上海都市计划”以后。鲍立克对共产党和新政府有好感，他还在上海亲历了1949年5月解放军进城，他对解放军严明的军纪印象非常深刻。

最后他选择回到东柏林。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选择，46岁的鲍立克没有去美国，也没有去西方世界。不过，鲍立克最初的选择是美国。那个时候，鲍立克在圣约翰大学教书，圣约翰传统上跟美国南部的关系比较密切，他当时准备去佛罗里达大学，手续也在办理中。但又是政治拒绝了这个选择。

1949年，鲍立克已经46岁，人到中年，经过了很多挣扎，最后选择回到东德。那时，东德和西德（联邦德国）都欢迎他，但他决定回到社会主义东德。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侯丽说，“从一个研究鲍立克的学者的角度看，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如果真的到了美国，在那里什么关系都没有，重新开始事业，是有困难的。1949年，他在跟很多朋友的通信中，对民主社会的效率和公平有怀疑。他推崇住宅工业化建造、新城建设，如果到美国或西德，其实没有用武之地，可能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他才能发挥才干。”

回到东德后，他再次登上事业高峰，在东德的现代建筑运动中，他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侯丽说她曾去东德地区，问当地的建筑师、规划师，他们都知道鲍立克。战后东柏林重建，马克思大道、柏林歌剧院的改建，以及东德的一些新城建设，鲍立克都是主导性的规划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