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华（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首先我代表发展研究中心，热烈欢迎罗兰德先生（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侯永志部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王战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参加今天的研讨会。“面向未来30年的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是上海市委市政府经过研究以后正式确定的一项研究课题。
从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经过了三次大的战略讨论，为上海30年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指导性意见、方向。
当前，市发改委在牵头开展“十三五”的前期研究，主要研究到2020年怎么完成初步建成（“四个中心”）的目标。但是需要看得更远一点，因为提出“四个中心”、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时候）是上世纪90年代，现在情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出现），未来30年可能比过去变化更大。
有几个比较重大的背景变化：全球经济格局重大的变化。要研究世界经济重心会不会转移、转移到什么地方；中国在崛起，将在世界经济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世界城市体系也在进一步发展，在全球城市体系中，上海将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其他包括科技革命现在是耕耘期，未来30年是不是会出现？这些对上海的发展将会怎么样（影响）？
这些需要我们做前瞻性的研究，上海的发展也到了关键的转折点。城市转型正在进行，开始显现转型的方向。这种情况下，开展面向未来30年的上海发展战略研究非常重要。这个研究应该跳出上海看上海，从全球角度、从中国国家战略角度看上海未来的发展。之前，我们也梳理了国际著名智库、研究机构对全球、地区或者是国家、城市所做的一系列战略研究成果，以及战略研究范式、基本方法、工具。未来30年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沿用传统研究方法可能不适应前瞻性的预测。我们想在未来很多不确定情况下，来找一些相对稳定的、长期性的变量，重点放在对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些大的基本判断上，而不像以往将重点放在城市的功能定位、未来发展目标。
所以研究提纲，就是围绕这样一个想法设计的。
第一部分，对于未来30年发展面临的战略环境研究，最终将支撑上海的功能定位和战略目标。比如全球化是进一步发展，还是去城市化?这就牵扯到未来全球城市能不能进一步发展。不管是弗里德曼讲世界城市，还是萨森讲全球城市，他们的理论都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所形成的。另外，像世界格局变动，按照历史经验，全球城市总是在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一个区域以后，再在这个区域形成、崛起。需要研究判断未来世界经济重心是不是会东移。而像世界城市体系的发展，就关系到上海未来功能定位是立足于中心地还是立足于流动空间。按照全球城市网络理论，一个全球城市更多是在它外在的连通性。
第二部分，未来30年发展的战略资源变化。有了战略环境（判断），如果城市不具备相应战略资源，未来城市发展的定位、高低就会不一样。战略资源的研究主要揭示上海是否具备成为全球城市的潜力和基础。这两个问题解决后，我们进一步研究怎么样的驱动力能使上海作为全球城市崛起。比如，现在的深化改革和开放是不是能够成为推动上海崛起的内在动力，包括中央要求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以及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提出的主要要求就是制度创新和同国际惯例接轨。
另外，我们也考虑在未来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中是不是会发生重大变化，包括长江流域新的经济支撑带、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再加上原来的沿海发达地带，在中国是不是会形成一个大的发展格局变动？上海又处在这样一个大格局变动当中的重要节点上，这些会不会驱动上海城市功能的提升？同时我们注意到现在全球城市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到全球城市区域的研究。长三角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全球城市区域。上海又是长三角的一个核心城市，长三角的全球城市区域发展会不会也成为某一方面驱动上海城市功能提升的动力？信息化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以及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这些比较软性的因素，在驱动上海的发展中会起到什么作用？
第四部分，上海未来30年发展的趋势及愿景。重点要突破的一个问题，就是评价指标体系。未来30年的全球城市对标，不能简单地把纽约、伦敦、东京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情况做对比。当初它们一个城市的GDP占全国比重很高，有的甚至达到1/3，这种情况在未来可能不会再发生。当初它们成为全球城市时，周边城市基本都面向国内市场，显得它鹤立鸡群，未来可能也不会出现这个情况。而是出现全球城市区域，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全球城市。也不能拿跨国公司总部数量、国际金融市场份额、外汇交易量等指标进行简单对照。未来全球城市作为一个节点城市，它更强调的是对外连通性、对外联系、影响度。过去全球城市崛起时，强调的是竞争，是通过对周边或者其他地方资源的高度集聚，形成经济实力。未来，可能更多强调的是竞争与合作，甚至合作超过竞争。这些重大变化，要求我们用新的指标来衡量全球城市。这个问题解决后，才能够勾画、设想上海未来30年全球城市的愿景、目标、功能、特征。这个确定后，再回过头来研究战略思路。
第五部分，未来30年上海城市发展的战略思路。
第一个思路，上海未来的发展肯定不是上海自己的事情，也不是上海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要有战略框架，把中央的国家战略和地方行动、区域联动有机整合起来。很多全球城市崛起、形成都和国家战略联系在一起，也和整个区域周边发展联系在一起，然后才是城市自身的积极努力。
第二个思路，全球城市作为网络节点，它的梳理功能、主要的战略通道和平台是什么？我们初步理解，它既含有中心控制管理的功能，又具有门户节点的功能。这就要求它对全球资源配置，要建立相应的平台。
第三个思路，上海未来的全球城市建设到底是什么样的定位？区域性，还是真正全球性？是比较专业化，还是综合性的？如果作为综合性的全球城市，相适应的新型产业体系和布局是什么？
第四个思路，空间肯定要打破上海市域本身，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中心城区，内环或者再扩大一点，即中环之内的中心城区是不是应该是多中心的空间结构？郊区是不是一个城市群？有若干郊区新城所组合成的一个城市群。第三个层面突破了上海市域和长三角、全球区域。从这意义来讲，是大上海的概念。
另外，在思路上面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创新系统、创业生态环境以及文化发展、软实力构建。未来全球城市不仅是经济，而且在科技创新、创业、文化、时尚、创意这些方面也都有重大影响力。要研究的重点是社会架构、文化融合、社会和谐。城市的社会构架有特殊性，全球城市的社会构架更具有特点。因为和本身全球城市的功能、产业、结构高度相关。不仅仅是集聚吸收一大批国际人才、专业人才，同时有很多辅助性工作需要一般劳动力。所以，全球城市收入分配的激化程度比一般地区要高。我们要研究不同人群、族群、社会阶层的合理构成以及相互融合。由此所引出的未来全球城市的治理模式问题，也是我们希望进一步突破的。三中全会已经提出来治理模式的问题，在上海未来全球城市建设当中，治理模式就显得非常重要。
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我们很希望方方面面参与到研究中来，提供很好的建议和智力支持。我就讲这些，谢谢！
我们是在分析未来趋势，
不是在预见未来
罗兰德（Klaus Rohland，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课题，我们在分析研究未来将近40年的发展趋势。未来发展，最大的问题就是充满不确定性。40年前，和我当时想到的40年以后，就是1970年以及40年以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想，那个时候的想象和我现在看到的完全不同。比如电脑、计算机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移动电话的发展和连通性。
上世纪70年代很多当时可行的事情现在仍然可行。比如飞机，1970年代时和现在相比就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制造业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物流业的重要意义比过去更加显现。所以需要考虑权衡一些确定性因素和一些不确定性因素，这是设定研究这个战略的时候，需要应对的挑战。如何使我们的战略随着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发展变化而做出灵活的调整。
我们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战略研究出来后让读者读报告的时候不会产生一种错觉，就是我们能够预见未来，而是要能够理解我们对未来趋势的分析，我们的战略是保持了足够的灵活性，有调整的空间。所以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这涉及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创新、教育和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上海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上海的发展路径，对于世界其他城市具有借鉴意义
彭勃（Paul Procee，世界银行中国局城市-农村综合处的高级环境专家）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曾同圣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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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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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