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再次定位中日关系

金永明

上海社科院日本研究中心

常务副主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以来，为迎合日本国民的恐慌感，采取了全面的右倾化政策和措施，以确保日本的国际地位，加快国家正常化进程。在经济上，积极推进安倍经济学。在安全上，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

日本通过炒作中国在钓鱼岛海空的执法活动，包括火控雷达照射事件、飞机靠近事件，鼓吹中国的安全威胁，造成中国单方面以实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假象，从而获得美国的支持和协助，以强化美日同盟体系。

为此，美国在国会不仅通过了《2013年度国防权限法案》，正式宣告其包含美国防卫钓鱼岛的法案成立；而且美国极力欢迎和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在2014年内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加入自卫队支援美军一事， 日美政府已基本决定在朝鲜半岛突发事件等周边事态发生之际，扩大后方支援地域范围，不再局限于无发生战争可能性的地方。新指针中还计划加强在西南群岛方面的警戒监视行动，同时推进日美基地和设施的共同使用。

除此之外，日本还加强了与东盟部分国家、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家之间的合作，包括试图通过活用政府开发援助（ODA）加强对东盟国家尤其是与中国存在海洋问题争议国家之间的海上合作，以提振它们的海上执法和监视能力，应对所谓的中国挑战。安倍政权的战略目标不仅要成为正常国家和政治大国，而且要成为军事大国，并希望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综合性大国，主导亚洲进程。

应该说，日本要实现这些目标，还存在一些障碍，包括：与美国的战略目标存在差异，对二战的态度局限于东亚，以及世界对日本的接受度。即使在日本国内也有不同的声音，如果处理不当，还存在政权风险。而与中国敌对，影响日本的经济利益，日本国内经济的发展对安倍政权的持续影响极大，同时中国的发展与影响力的上升不可阻挡，日本试图围堵中国的包围圈也存在风险和挑战。所以，安倍在外交政策上存在调整的可能性，以平衡利益。

为应对日本的强势右倾举措，并在中日全面对抗和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中国的应对策略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确立钓鱼岛问题最低目标。中国应对钓鱼岛的具体问题展开细化研究，尤其应积极回应日本的政策和法律主张，包括应适时发布中国针对钓鱼岛问题政策建议书（学者版），以弥补国务院新闻办白皮书内容的缺陷和不足，以有力应对舆论战。同时，应就法律方法解决钓鱼岛进行模拟和应对，也要就日本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作好准备。

第二，增强钓鱼岛海空安全管控效果。尽管中国海警已进入钓鱼岛领海实施了常态化的巡航制度，这只体现了存在和宣示主权，但并未体现实质性的管辖，所以，巡航活动应逐步减少诸如无害通过等那样的行为，提升中国海警局的巡航法律效果。为此，应明确中国海警局的职责，包括制定中国海警局组织法。此外，进一步完善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制度，包括制定东海防空区航空器识别规则实施细则，目的是加强管控，应对挑战。

第三，进一步强化海洋体制机制功能。尽管我国已成立了海权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海洋委员会，重组了国家海洋局等机构，为此，应就如何切实推进和指导海洋工作、海洋事务作出特别的安排和规划，包括应尽早制定综合规范海洋事务的海洋基本法，重点明确各机构的职责和权限、阐释中国的海洋政策和立场，以实现国家综合协调管理海洋事务目标。

第四，做好做细中日谈判的各种准备工作。不可否认，中日关系是重要的双边关系，所以如何依据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进一步理顺关系，消除障碍和疑惑，增进互信，通过对话谈判就显得特别重要，为此，中国应尽早部署和规划与日本谈判的各种准备工作，包括在APEC会议上探讨举行中日首脑非正式的对话和磋商的可能性等。但这种非正式磋商的举行应以不解除安倍在日本国内政策困境为基本判断基础。同时，中日应就战略和战术层面丰富和发展战略互惠关系予以规划，重点应创造条件规划中日关系的未来，包括制定探讨第五个政治文件的可能性，以再次准确定位中日关系。

第五，应正确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中国切不可排除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作用，因为美国是引发、“交还”、操控和解决钓鱼岛问题的重要因素和力量，所以，中国应利用美日之间的矛盾，尤其是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切不可将美国完全推向日本，造成中国在海洋战略上的被动局面和不利态势，同时，应关注美日以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为契机，增加所谓的防卫合作范围，消除对解决南海问题的影响。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中日两国之间的较量将是全面的、长期的，而且是艰巨的，对此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关键应准确定位中日关系，即日本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是挑战者、威胁者，还是合作者和利用者？换言之，中国应评估能否承受中日关系完全破裂的消极影响，以确立中日关系定位及应对策略。

总之，中日两国之间核心竞争的本质是制海权的较量，尤其是对关键海上通道的控制。所以，加强、改善与海上通道咽喉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逐步构筑“特殊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就特别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