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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见习记者 慈亚圣 发自大理
云南省大理市双廊镇，一个让无数人充满幻想的名词，一个3年前北上广的金领选择避世的渔村，一个被许多人称为桃花源的地方。
在这个被称为“苍海风光第一镇”的地方，可以看到旅游小镇中国式发展的一些规律。度假胜地概念的热炒、客栈爆发式发展、环境的商业化、原生态生活的逐渐缺失……
这里既简单又复杂，既风雅又世俗，既安静又躁动。这里就像一个欲望场，每个人都很得意，每个人又很失意。
较早开客栈的外地人到双廊是抱着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但由于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客栈老板选择转让或者聘请店长经营，自己逃离到他处。
从洱海上岸的原住民
6月16日早上6点半，上海来的黄晓丽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她尽力摇醒了同是起床困难户的同伴，“喂，快起床，我们出去看看双廊的清晨。”
从客栈出来，她们走过双廊镇的主干道，向洱海边走去。
镇上，身着白族服装的村民已经开始为一天的生计而忙碌着。有的支起了早餐摊，有的开着电三轮在街边贩卖自家种的新鲜蔬菜。
一个村民蹲在洱海边用湖水洗漱。他背后的绝大部分房子都是客栈。这些集中在双廊村和大建旁村沿海一线的客栈看上去像是三层别墅、洋房。从海边向内地走，房子变得越来越陈旧、简单。当地人笑称“从海上看双廊像欧洲，里面看像非洲”。
在海边，停靠着不下20艘粉刷过的小船。每个船舱里都放着10多个小板凳。一个站在船上的中年男子向她们喊：“坐不坐小船？”黄晓丽低头看了一下岸边的一块小黑板，“坐小船环洱海游岛一圈，观杨丽萍的太阳宫，月亮宫。看日出，观日落。”
讨价还价之后，黄晓丽以每人50元的价格上了船。划船的人叫金鹏，今年46岁，以前是岛依旁村的渔民。
从小就在船上生活的金鹏熟练地划着两支船桨，他说，双廊以前就是个偏僻的渔村，村里人生活很封闭、祥和、平静。
从15岁起，金鹏开始打鱼。每天吃完晚饭，他把渔船开到湖上，撒网，等到凌晨三四点，再收网，然后赶到市场去卖鱼。卖完鱼回到船上，金鹏开始睡觉。饿了，他就蒸条鱼吃，如果有客人来，还会一起吹吹牛，喝二两酒，“一顿饭可以吃两三个小时”。
这种无忧无虑、与世无争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96年，在那之前的几年，金鹏每年能有十多万元的收入。1996年，洱海暴发蓝藻，大理州政府展开了“双取消”工作，禁止下海打鱼。之后，洱海每年从3月至9月有长达半年的禁捕期。
从2003年起，金鹏与家人上了岸，不再下海打鱼。上岸前，他们已在海滩的宅基地上盖起了自己的房子。“幸福感降低了”
上岸后，金鹏成为了一名建筑工。他跟着本地的建筑师赵八旬盖房子，近10年间，他参与建设的双廊客栈有10多家。
玉几岛这个昔日的小渔村，本地人已被裹挟进躁动的新生活里。
3年前，金鹏也把宅基地的一部分以每年6万多元租金租给外来人开客栈。
两个月前，金鹏发现有村民在洱海划小船拉客，每天有几百元收入，于是他也加入进来。禁捕期，渔民是不能下海打鱼的，但并没有规定不能驾驶小船在洱海穿行。对此，政府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大约40分钟后，小船回到了起点。金鹏上岸后，帮着老婆把桌子和伞从家里搬出来，除了划小船，他们还在海街摆摊卖纪念品。
6月初，城管前来下达过禁止摆摊的通知，但没有采取强制措施。过了两天，这些小摊点又陆续出来了。
每天中午，金鹏两口子吃饭都很紧张，如果生意好，就只好把饭从家里拿到摊位吃。再也不能蒸条鱼、喝二两小酒了。
而每天的生意，不仅要看当天的客流量，还存在与其他村民之间的竞争。虽然，资产越来越多，但金鹏觉得幸福指数反而降低了。
小渔村变“大工地”
上午9点，黄晓丽和同伴回到客栈，这时客人们陆续起床了。有点困意的她们，决定躺下睡一会。但窗外越来越大的拖拉机“突突突”的声音和隔壁工人建房子的声音让人欲睡不能。
其实，这种大兴土木的声音自从2010年开始就没有停止过。随着本地艺术家赵青、舞蹈家杨丽萍的别墅先后在玉几岛上建成后，双廊逐渐走入了大众的视野。
2009年，“沧海一粟”、“水时光”、“晴天”等客栈沿海而起。2010年起，更多的外地人涌入，租地、建房、开店。双廊火起来了，开始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尤其是在高端客栈领域，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最先到的是为慢生活而开客栈的，到后来投资客的比重越来越高。
玉几岛上一家临海的客栈，老板称2010年的租金是每年3.5万元，而现在最起码要每年20万元。而在岛依旁村的临海位置，一个2011年筹建的客栈，当时租金大约每年6万多元，如今至少要16万元。
根据镇政府统计的数字，截止到2013年6月，登记在册的客栈餐馆为207家。而据客栈主们估算，目前双廊客栈数量已接近300家。
客栈井喷式发展的同时带来的是房价的节节攀升。但凡临海的客栈基本都要每晚500元以上。有些不靠海、生意不好的客栈打起了价格战，最便宜的已经低至每天50元。而像太阳宫这类高端客栈，价格从2800元至4800元不等。
正是考虑到动辄每晚上千的房价，黄晓丽最初没有选择海街一线的海景房，但吵闹的声音让她们决定换到海街去住。
走进一家客栈，老板唐瑞带她们参观了一间780元的客房。黄晓丽发现床沿有一根长头发，这让她有些不悦。
唐瑞也颇为无奈，当地服务员的专业性不够，但还不能对当地的服务员要求太高，2000多元的月工资让服务员的流动性很高。
最终，鉴于独特的设计黄晓丽还是决定住在这里。
宁静夜晚之下的喧嚣
傍晚，双廊下起了小雨，小商贩急忙收摊回家。突然间，海街变得很安静。
黄晓丽不愿浪费这个美好安静的夜晚。她选择在客栈喝茶、看书。
晚上8点，滇西的太阳终于落下了山。酒吧内氛围慢慢开始躁动起来，唐朝酒吧的驻唱歌手和伙计们开始忙碌起来。二楼的几盏射灯开始不停地在安静的海面和两侧的房子上扫过。远远望去唐朝酒吧就像不夜城，与双廊安静的氛围格格不入。
黄晓丽记得前一晚经过停车场时，被酒吧的射灯照得完全睁不开眼睛。路过门口时，她看了一眼，牌子上写着：“艳遇秘诀 把自己灌醉，给别人机会”“我在双廊等你 不在唐朝，就在来唐朝的路上……”
当地白族村民称，“这种恶俗的用语与白族内敛的民族性格是相冲突的。”
而透过酒吧的门窗传出来的重重的打击乐的声音让人震耳欲聋。多位当地村民于5月31日对酒吧附近的音量做了测试。分贝最高值达到了110，距离唐朝酒吧30米处的平均值也达到了109分贝。
110分贝相当于螺旋桨飞机起飞声音，根据《噪音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乡村居住环境夜间噪声不得超过45分贝。
6月2日，村民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了上述情况。6月6日，大理市环保局回复村民已建议镇政府和村委会约束酒吧使用射灯的亮度和时间。而针对噪音，已由环境监测站专业人员进行检测，并责成环境监察大队进行处罚。唐朝酒吧附近的一位客栈老板说，酒吧随后调整了射灯，略微降低了噪声,但没过两天射灯就又开始乱射了。
有人逃离 有人坚守
唐瑞说，几年客栈做下来让他产生了逃离双廊的想法。2010年，刚到双廊时，他们那批较早开客栈的外地人是抱着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这批人喜欢双廊，在这里生儿育女，享受这种慢生活，比较理想化。
唐瑞很怀念以前的生活，那时候客栈老板与老板之间经常围炉夜谈至深夜，有时候还会组织音乐晚会。2012年5月，在杨丽萍、赵八旬等人的组织下，还召开了双廊公益论坛，探讨双廊的发展方向。而现在，这种集体活动基本消失了。
让许多客栈老板忧虑的还有镇政府在客栈办证上设卡。客栈老板小路称，在2013年底政府召集客栈老板开的一次会议上，工作人员说手续基本齐全的有30多家，绝大部分都是黑户状态。唐瑞们担心，如果政府强拆将如何是好？而那些办下证来的客栈有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罚款。
对一些客栈老板来说，这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会因为房东的毁约而加重。虽然合同签得很明白，但有些房东后悔将自己的房子租给外地人后居然会卖那么高的房价，而自己只拿到那么一点租金。他们或者选择毁约或者要求涨租。就算客栈老板与房东对簿公堂，输了官司的房东反而会时常跑到客栈干扰客人。
越来越多的客栈老板选择转让或者聘请店长经营，而自己再次逃离到他处。
迷失的双廊人
媒体人赵一海是土生土长的双廊人。对于双廊的变化与发展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双廊不是桃花源，它就是一个原住民聚集地。”
由于以前精神生活的匮乏，当地有些男人养成了赌博的习惯。据多位双廊本地村民介绍，一个村民把出租土地得来的5年200万元的租金在一年半内就输光了。还有的亲情因商业利益而淡薄，兄弟两人为了分得海边的一块土地而对簿公堂。
一位酒吧老板记得，曾经有一个本地的小伙子在酒吧为了泡妞开了一瓶9800元的红酒。
而村民平时交谈的内容也发生了改变，以前村民们互相询问打了多少鱼，而这几年变成了谁又把地租了，租金多少，或者就是“你那现在还有空房吗？我这有几个客人”。
以前的双廊是个封闭式的渔村，小政府可以保持民间市场的活力，村民们也习惯以自治的方式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但是，随着旅游热潮的到来，自治已经不足以支撑这个洱海边狭小地域的发展。
目前的双廊需要政府的介入，村民和客栈主们说政府采取的是一种近乎无为而治的做法，甚至很多村民和客栈老板认为当下是一种近乎“无政府主义”的状态。早报记者提出就双廊的问题与规划采访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但镇政府拒绝接受采访。
离开双廊前，黄晓丽说，名声在外的双廊其实蛮适合睡睡觉、看看海、听听音乐。在这里是度假，不是旅游。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姓名为化名）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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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