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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天堂” ——那些逝去的好书店

2014-06-15 09:41:25 来源: 东方早报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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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天堂” ——那些逝去的好书店
  曾经的地铁陕西南路站季风书园总店 徐晓林摄

刘 柠

如果说,鲁迅话语中的“失掉的好地狱”,表达了一种对虚无主义哲学的反讽——根本就无所谓“好地狱”,更无所谓“失掉”——的话,那么“逝去的好天堂”,大约还是有的。“天堂”者,因人而异,从梦中归省的故土,到逝去的亲人、爱情,甚至一套得而复失的豪宅,不一而足。对我来说,“天堂”是那些不再的好书店

把书店比作“天堂”,从来就有,近如台湾作家钟芳玲的《书天堂》,乃至这种比喻多少有那么一点“陈词滥调”的意味。但,没法子,我确实找不出比“天堂”更合适的说法了。在小资的心目中,书咖啡(Book C fe)或许是与“天堂”想象更接近的所在,这我也同意。国外的不说,仅北京的老书虫、库布里克,就近乎这等存在,遑论成府路改造前,由台湾电影青年创业、与老万圣比邻而居的“雕刻时光”。但书咖啡的核心元素,还是书。离了书,那就成星巴克了。所以,真正的“天堂”,还是书店。弥尔顿说:“唯一真实的乐园是失去的乐园。”从这个意义上说,尚未失去的“天堂”,还不是真“天堂”。以如此苛刻的标准衡量下来,能称得上“天堂”的书店,怕也所剩无几了。

帝都虽然拥有全国最多的书店,但倘以“天堂观”评价的话,合乎标准者还真不多。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到二十一世纪之初,北京高档购物中心屈指可数,燕莎商城是其中之翘楚,没有之一。但请君莫误会——购物中心既与我无关,亦非本文的主旨,我说的是书店。是的,燕莎商城的卖场从一层到五层,内部办公区在六层,而办公区的旁边,有过一家书店。没有店幌,我称之为“燕莎书店”。卖场不算大,但也不小,总有四五百平米的样子。书架是实木打制的,很坐实的感觉,书的“码垛”也很整饬。这家书店里杂七杂八的书其实并不少,我也买过一些。但对我的意义,基本只限于一点:这是一家艺术书店,而且货色以进口原版图书、画册为主。这在那个时代,是稀缺资源。

几年下来,我应该在那里买过不下万元的书,大多是外版画册、摄影集和艺术理论书籍。如科隆路德维希博物馆(Museum Ludwig Cologne)藏二十世纪摄影作品,美国著名摄影博物馆乔治·伊斯曼之家(George Eastman House)所藏摄影集,均为德国塔申(TASCHEN)出版的英文版摄影集,前者出版于1996年,后者出版于1999年。两种摄影集同样开本(大三十二开),厚度均在七八百页,应是一套丛书,分别按各自的线索和体例,网罗了从摄影术发明至二十世纪末、留名摄影史的绝大部分作品(当然主要是西方的)。

另一本塔申版(2005年)的艺术书是厚达五百七十五页的人体摄影集1000 Nudes: A History of Erotic Photography from 1839-1939。惟其以“Erotic”(情色)为编辑定位,才不失为一部妙书——你懂的。可惜全书除了序言是英文的,正文中的说明文字统统是法文。有时为检索一幅作品的资料,不通法文的笔者几欲挠墙。

德国Knemann社1999年出版的名人肖像摄影集(PORTRAITS),八开、416页,收录各国名人黑白肖像摄影共两百帧,一律按左页生平、右页肖像的体例编排,书后附有全部人名的资料检索,按英文字母排序。这本书对我的意义之大,无论怎么说都不过分。许多历史人物,我是先读其文(传记、著作或画作),后睹其人(容)的,如墨西哥女艺术家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如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对美“战略放送”的英文女播音员、被称为“东京玫瑰”(Tokyo Rose)的户栗郁子等。而且,这本图册所选择的肖像,颇具匠心,很多并不是常常见诸大众媒体的图片,有些颇另类,如毛泽东、玛丽莲·梦露、麦当娜、裕仁、戈尔巴乔夫等,都是我此前从未见过的摄影。更何况,那肖像摄影不是一般的大,清一色A3尺幅!有多过瘾,可想而知。这本书连样品带库存,仅有两本,都被我买下,其中一本作为视觉资料,转卖给了我当时写艺术评论专栏的《视觉21》杂志编辑部,书价我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三百三十元(应该是打了八或八五折后的价格)。唯一的“美中不足”,仍然是——法语版!

作为燕莎商城里的书店,购物环境之温馨自不在话下。可仅这一点的话,并不符合我对“天堂”的全部想象。对我来说,每次抱着心爱的图册出来,乘直梯下到一层,再轻车熟路地穿过淑女首饰、箱包的卖场,从商城后门进入凯宾斯基饭店,径直走到大堂西侧的咖啡酒廊,点一杯现磨经典咖啡。然后边受用芳醇的咖啡泡沫,边摩挲那些外版图册,才是“天堂”时光。上班的地方,就在马路斜对过的写字楼里,我基本不必在意时间。乃至多年后的今天,我对那些图册的记忆,总伴随着凯宾斯基咖啡的香味,不知道这算不算是“通感”?

因工作关系,我一度净往上海、长沙和沈阳跑。尤其是长沙,飞了即使没一百五十次,总有百余次。到上海,自然不能不去季风书店。陕西南路地铁站内的总店,没少去,也没少买。不过我知道,那里几乎所有的书,北京的万圣书园里都有,但该买还是得买,权当对独立书店的支持。彼时,静安广场附近有一家季风分店,叫“季风艺术书店”。店堂不大,但有两层,靠近收银台的地方,螺旋形的楼梯通向楼上。我至今记得店里的地面是深褐色实木地板,跟寒舍的差不多。午后三时左右过去,从二楼窗户射进来的阳光,打在地板上,人走在上面,吱呀作响,脚感很舒服。也许就因为环境过于“治愈”了,多年后,对买过哪些书,竟淡忘了,只记得买过一本顾铮的《人体摄影150年》和几种《艺术世界》杂志的过刊。我那时正为《艺术世界》写现代艺术专栏,突然发现那么多过刊,且几乎是全新的,很是亢奋。

我在上海买书,无论是陕西南路的季风总店,还是静安寺的艺术分店,亦或是福州路上的老书肆,一般不会太恋栈。买了书,乘出租车去绍兴路尔冬强开的书咖啡“汉源书店”,或直奔衡山路,坐在“时光倒流”或“1931”的靠窗的座位上,一杯热咖在手,把刚买的新书一一摊在桌上,摩挲一过,才感觉“程序”接近完成。是的,必须是绍兴路或衡山路,而不是后来名声在外、牛逼哄哄的小资圣地新天地。

我去长沙的次数既多,跨度也长,从九十年代中期起,到2005年前后,亲眼见证了这个中南部省会城市在开发狂潮中的“变容”。我一般住在市中心的华天大酒店。记得早年,酒店对过的报亭里,报刊种类明显比北京少,每周四出版的《南方周末》总要到周五傍晚才能见到。出酒店往东不过两百米,是一条屠宰街,鸡鸭猪狗,当场屠宰,满街腥秽,一地鸡毛的感觉。但道路拓宽,商铺栉比,绿地环绕,街树整饬,仿佛是一夜间的“豹变”。能读到当天发行的“南周”、大道通衢固然好,可想到随“鸡零狗碎”一起消失的,还有独立书店,这代价就未免令人扼腕了。

在五一路与韶山北路交叉口的西南角,过去曾有一家“世界名著书店”。听这赤裸裸的文青范儿的店名,想必就能预知其命运。果不其然,七八年前,当我再次乘出租车从那儿经过,正准备下车时,突然发现店面似乎豁亮了不少。细看之下,原先宋体字的店幌改成了中移动门市部的蓝色招牌。当然这也没啥可感伤的,毕竟我已经过了大量阅读文学名著的时期。但我很怀念里面一位端庄挺秀的中年女店员,操一口湘人少有的标准普通话。我在那儿买得最多的,是人文社精装系列“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中的补缺,记得有阿·托尔斯泰的《苦难历程》和丰子恺译《源氏物语》等。现在补缺,只需登录网店,轻点鼠标,唾手可得。但那会儿,除了在同类书店中留心踅摸,还真没别的法子。而有些多年前的旧版书,京城书店早已脱销,但外埠的书店中,却往往有批量库存——这也算是个人微不足道的经验之谈吧。

与这家书店大掉角,往南直行三四站地的人民中路上,有个长沙电影城。电影城的旁边,有一家“艺术书店”。我没确认过,但从进书的趣味看,八成与艺术家兼出版人陈侗有关。这家店我先后去过五六次,但购书其实有限。记得的只有几种现代艺术理论书籍,如《现代美术历程100问》(王林主编,四川美术出版社2000年7月版)、《阵中叫阵》(李小山著,江苏美术出版社2001年8月版)、《国际当代艺术家访谈》(常宁生主编,江苏美术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等。

长沙的书店中,我顶熟悉的,要算是位于解放西路的定王台图书批发城,离我住的华天大酒店只有一箭之遥。按说图批市场之类,我应该没什么兴趣。长居帝都,号称全国第一的甜水园书城,我只去过一次,还是顺道探访。但不知为什么,对定王台书城却情有独钟,先后去了总不下四五十次吧。既是批发市场,书城里有相关出版社的展位,有的是正经的“店中店”,有的则是几个柜台,但京、沪、宁的主流出版社均设有营销点。我常逛的有三联、商务、东方、江苏人民、岳麓、湖(南)美(术)等几家。因为是常客,每每“大宗认购”,与一些出版社的摊主混成了熟脸。对看上的书,我只要说个价,他们一般不太还价。当然,前提是自个也要相对了解书业行情,同时给店主留出合理的利润空间。

说到我在定王台的斩获,当首推两套大书:一是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的《摄影家》系列。这套由台湾摄影家阮义忠先生策划、直接引进台版的摄影集丛,原计划出五十八辑,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艺术出版工程。但最后只出了十辑,便戛然而止。从1999年4月到2002年4月,历时三年。每辑一百四十页,只印一千五百册,定价一百三十五元。全铜版纸精印的海外版权摄影集丛,如此规模,品质如此齐整,此前和此后,均未得见,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至今犹记得我把十辑《摄影家》精心包装后,放在公文箱里,不付托运,亲自背回家时的满足感。与此同时,还有翌日始发作,持续了一周之久的背痛。二是中国大百科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真皮面精装,二十卷,定价两千两百元(1999年4月第一版,2000年1月第三刷)。这套直接让老板托运至北京西站,然后安排家人去提的货。

当时未必有感觉,但回过头来看,不得不承认,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年,确实堪称是中国出版的黄金时代,意识形态的压力是最小的。岳麓书店、湖美等地方出版社势头正猛,好书目不暇给。那时资讯不如现在发达,有些书在北京坊间错过了,到定王台一看,却安静地躺在某出版社“店中店”的书台上,得来全不费工夫(如湖美版温普林的《江湖漂》,好像只出了上卷;如岳麓版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蒋廷黻回忆录》等)。值得一提的,是定王台书城的边上,有家名曰“弘道”的独立书店。每次拎着大包小包,从书城出来,总不忘顺道进去转一圈。书店很小,进门三面墙是书架,中间一个书台,但却有很多如《书屋》《东方》《方法》等在知识界颇有人气的文化、学术刊物的过刊。记得我就是在那儿,配齐了《书屋》杂志从创刊号到早年缺省的全部旧刊。

对沈阳的书店,其实我并不很了解,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但个人频密赴沈的时期,恰好是出版家俞晓群主政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时期,沈昌文、俞晓群、陆灏联手打造的辽版书小资味十足,风靡国中。我到沈阳多住在商贸酒店,从酒店过马路往南走不远的巷子里,就是辽教社的读者服务部。自从发现了那爿小店之后,我的行李便陡然增重。那几年里,从《古希腊风化史》《古罗马风化史》(均为辽教社2000年10月版),到《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上、下卷,辽教社1997年9月版,仅印一千套),到“新世纪万有文库”,究竟买了多少种,连我自己都忘记了。记得有一种《万象译事》(第1卷),装帧品质颇典雅,很有张爱玲范。从内容上看,应该是翻译文丛类的MOOK,译者有殷海光、资中筠、董乐山、施康强等,均为译界大腕。可只出了一辑,便迄无下文了。想来那会儿的出版家,诸如此类的烂尾事业,可也真没少练。

时光倏忽,一晃小二十年过去了。过去因工作的关系,隔三差五飞来飞去,直飞到令人反胃的外埠城市,如今都成了渐行渐远、温暖醇美的回忆。正如我已不复是昨日之我,那些城市的变貌也早已溢出了我的想象。好也好,坏也好,这就是现实,只能接受。但唯一恒久不变、甘美如初的,是关于“书天堂”的记忆。它们在我心中早已深度定格,是代表那个城市的LOGO。当然,还有我已逝的青春。

netease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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