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天堂” ——那些逝去的好书店

刘 柠

如果说，鲁迅话语中的“失掉的好地狱”，表达了一种对虚无主义哲学的反讽——根本就无所谓“好地狱”，更无所谓“失掉”——的话，那么“逝去的好天堂”，大约还是有的。“天堂”者，因人而异，从梦中归省的故土，到逝去的亲人、爱情，甚至一套得而复失的豪宅，不一而足。对我来说，“天堂”是那些不再的好书店。

把书店比作“天堂”，从来就有，近如台湾作家钟芳玲的《书天堂》，乃至这种比喻多少有那么一点“陈词滥调”的意味。但，没法子，我确实找不出比“天堂”更合适的说法了。在小资的心目中，书咖啡（Book C fe）或许是与“天堂”想象更接近的所在，这我也同意。国外的不说，仅北京的老书虫、库布里克，就近乎这等存在，遑论成府路改造前，由台湾电影青年创业、与老万圣比邻而居的“雕刻时光”。但书咖啡的核心元素，还是书。离了书，那就成星巴克了。所以，真正的“天堂”，还是书店。弥尔顿说：“唯一真实的乐园是失去的乐园。”从这个意义上说，尚未失去的“天堂”，还不是真“天堂”。以如此苛刻的标准衡量下来，能称得上“天堂”的书店，怕也所剩无几了。

帝都虽然拥有全国最多的书店，但倘以“天堂观”评价的话，合乎标准者还真不多。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到二十一世纪之初，北京高档购物中心屈指可数，燕莎商城是其中之翘楚，没有之一。但请君莫误会——购物中心既与我无关，亦非本文的主旨，我说的是书店。是的，燕莎商城的卖场从一层到五层，内部办公区在六层，而办公区的旁边，有过一家书店。没有店幌，我称之为“燕莎书店”。卖场不算大，但也不小，总有四五百平米的样子。书架是实木打制的，很坐实的感觉，书的“码垛”也很整饬。这家书店里杂七杂八的书其实并不少，我也买过一些。但对我的意义，基本只限于一点：这是一家艺术书店，而且货色以进口原版图书、画册为主。这在那个时代，是稀缺资源。

几年下来，我应该在那里买过不下万元的书，大多是外版画册、摄影集和艺术理论书籍。如科隆路德维希博物馆（Museum Ludwig Cologne）藏二十世纪摄影作品，美国著名摄影博物馆乔治·伊斯曼之家（George Eastman House）所藏摄影集，均为德国塔申（TASCHEN）出版的英文版摄影集，前者出版于1996年，后者出版于1999年。两种摄影集同样开本（大三十二开），厚度均在七八百页，应是一套丛书，分别按各自的线索和体例，网罗了从摄影术发明至二十世纪末、留名摄影史的绝大部分作品（当然主要是西方的）。

另一本塔申版（2005年）的艺术书是厚达五百七十五页的人体摄影集1000 Nudes: A History of Erotic Photography from 1839-1939。惟其以“Erotic”（情色）为编辑定位，才不失为一部妙书——你懂的。可惜全书除了序言是英文的，正文中的说明文字统统是法文。有时为检索一幅作品的资料，不通法文的笔者几欲挠墙。

德国Knemann社1999年出版的名人肖像摄影集（PORTRAITS），八开、416页，收录各国名人黑白肖像摄影共两百帧，一律按左页生平、右页肖像的体例编排，书后附有全部人名的资料检索，按英文字母排序。这本书对我的意义之大，无论怎么说都不过分。许多历史人物，我是先读其文（传记、著作或画作），后睹其人（容）的，如墨西哥女艺术家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如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对美“战略放送”的英文女播音员、被称为“东京玫瑰”（Tokyo Rose）的户栗郁子等。而且，这本图册所选择的肖像，颇具匠心，很多并不是常常见诸大众媒体的图片，有些颇另类，如毛泽东、玛丽莲·梦露、麦当娜、裕仁、戈尔巴乔夫等，都是我此前从未见过的摄影。更何况，那肖像摄影不是一般的大，清一色A3尺幅！有多过瘾，可想而知。这本书连样品带库存，仅有两本，都被我买下，其中一本作为视觉资料，转卖给了我当时写艺术评论专栏的《视觉21》杂志编辑部，书价我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三百三十元（应该是打了八或八五折后的价格）。唯一的“美中不足”，仍然是——法语版！

作为燕莎商城里的书店，购物环境之温馨自不在话下。可仅这一点的话，并不符合我对“天堂”的全部想象。对我来说，每次抱着心爱的图册出来，乘直梯下到一层，再轻车熟路地穿过淑女首饰、箱包的卖场，从商城后门进入凯宾斯基饭店，径直走到大堂西侧的咖啡酒廊，点一杯现磨经典咖啡。然后边受用芳醇的咖啡泡沫，边摩挲那些外版图册，才是“天堂”时光。上班的地方，就在马路斜对过的写字楼里，我基本不必在意时间。乃至多年后的今天，我对那些图册的记忆，总伴随着凯宾斯基咖啡的香味，不知道这算不算是“通感”？

因工作关系，我一度净往上海、长沙和沈阳跑。尤其是长沙，飞了即使没一百五十次，总有百余次。到上海，自然不能不去季风书店。陕西南路地铁站内的总店，没少去，也没少买。不过我知道，那里几乎所有的书，北京的万圣书园里都有，但该买还是得买，权当对独立书店的支持。彼时，静安广场附近有一家季风分店，叫“季风艺术书店”。店堂不大，但有两层，靠近收银台的地方，螺旋形的楼梯通向楼上。我至今记得店里的地面是深褐色实木地板，跟寒舍的差不多。午后三时左右过去，从二楼窗户射进来的阳光，打在地板上，人走在上面，吱呀作响，脚感很舒服。也许就因为环境过于“治愈”了，多年后，对买过哪些书，竟淡忘了，只记得买过一本顾铮的《人体摄影150年》和几种《艺术世界》杂志的过刊。我那时正为《艺术世界》写现代艺术专栏，突然发现那么多过刊，且几乎是全新的，很是亢奋。

我在上海买书，无论是陕西南路的季风总店，还是静安寺的艺术分店，亦或是福州路上的老书肆，一般不会太恋栈。买了书，乘出租车去绍兴路尔冬强开的书咖啡“汉源书店”，或直奔衡山路，坐在“时光倒流”或“1931”的靠窗的座位上，一杯热咖在手，把刚买的新书一一摊在桌上，摩挲一过，才感觉“程序”接近完成。是的，必须是绍兴路或衡山路，而不是后来名声在外、牛逼哄哄的小资圣地新天地。

我去长沙的次数既多，跨度也长，从九十年代中期起，到2005年前后，亲眼见证了这个中南部省会城市在开发狂潮中的“变容”。我一般住在市中心的华天大酒店。记得早年，酒店对过的报亭里，报刊种类明显比北京少，每周四出版的《南方周末》总要到周五傍晚才能见到。出酒店往东不过两百米，是一条屠宰街，鸡鸭猪狗，当场屠宰，满街腥秽，一地鸡毛的感觉。但道路拓宽，商铺栉比，绿地环绕，街树整饬，仿佛是一夜间的“豹变”。能读到当天发行的“南周”、大道通衢固然好，可想到随“鸡零狗碎”一起消失的，还有独立书店，这代价就未免令人扼腕了。

在五一路与韶山北路交叉口的西南角，过去曾有一家“世界名著书店”。听这赤裸裸的文青范儿的店名，想必就能预知其命运。果不其然，七八年前，当我再次乘出租车从那儿经过，正准备下车时，突然发现店面似乎豁亮了不少。细看之下，原先宋体字的店幌改成了中移动门市部的蓝色招牌。当然这也没啥可感伤的，毕竟我已经过了大量阅读文学名著的时期。但我很怀念里面一位端庄挺秀的中年女店员，操一口湘人少有的标准普通话。我在那儿买得最多的，是人文社精装系列“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中的补缺，记得有阿·托尔斯泰的《苦难历程》和丰子恺译《源氏物语》等。现在补缺，只需登录网店，轻点鼠标，唾手可得。但那会儿，除了在同类书店中留心踅摸，还真没别的法子。而有些多年前的旧版书，京城书店早已脱销，但外埠的书店中，却往往有批量库存——这也算是个人微不足道的经验之谈吧。

与这家书店大掉角，往南直行三四站地的人民中路上，有个长沙电影城。电影城的旁边，有一家“艺术书店”。我没确认过，但从进书的趣味看，八成与艺术家兼出版人陈侗有关。这家店我先后去过五六次，但购书其实有限。记得的只有几种现代艺术理论书籍，如《现代美术历程100问》（王林主编，四川美术出版社2000年7月版）、《阵中叫阵》（李小山著，江苏美术出版社2001年8月版）、《国际当代艺术家访谈》（常宁生主编，江苏美术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等。

长沙的书店中，我顶熟悉的，要算是位于解放西路的定王台图书批发城，离我住的华天大酒店只有一箭之遥。按说图批市场之类，我应该没什么兴趣。长居帝都，号称全国第一的甜水园书城，我只去过一次，还是顺道探访。但不知为什么，对定王台书城却情有独钟，先后去了总不下四五十次吧。既是批发市场，书城里有相关出版社的展位，有的是正经的“店中店”，有的则是几个柜台，但京、沪、宁的主流出版社均设有营销点。我常逛的有三联、商务、东方、江苏人民、岳麓、湖（南）美（术）等几家。因为是常客，每每“大宗认购”，与一些出版社的摊主混成了熟脸。对看上的书，我只要说个价，他们一般不太还价。当然，前提是自个也要相对了解书业行情，同时给店主留出合理的利润空间。

说到我在定王台的斩获，当首推两套大书：一是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的《摄影家》系列。这套由台湾摄影家阮义忠先生策划、直接引进台版的摄影集丛，原计划出五十八辑，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艺术出版工程。但最后只出了十辑，便戛然而止。从1999年4月到2002年4月，历时三年。每辑一百四十页，只印一千五百册，定价一百三十五元。全铜版纸精印的海外版权摄影集丛，如此规模，品质如此齐整，此前和此后，均未得见，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至今犹记得我把十辑《摄影家》精心包装后，放在公文箱里，不付托运，亲自背回家时的满足感。与此同时，还有翌日始发作，持续了一周之久的背痛。二是中国大百科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真皮面精装，二十卷，定价两千两百元（1999年4月第一版，2000年1月第三刷）。这套直接让老板托运至北京西站，然后安排家人去提的货。

当时未必有感觉，但回过头来看，不得不承认，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年，确实堪称是中国出版的黄金时代，意识形态的压力是最小的。岳麓书店、湖美等地方出版社势头正猛，好书目不暇给。那时资讯不如现在发达，有些书在北京坊间错过了，到定王台一看，却安静地躺在某出版社“店中店”的书台上，得来全不费工夫（如湖美版温普林的《江湖漂》，好像只出了上卷；如岳麓版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蒋廷黻回忆录》等）。值得一提的，是定王台书城的边上，有家名曰“弘道”的独立书店。每次拎着大包小包，从书城出来，总不忘顺道进去转一圈。书店很小，进门三面墙是书架，中间一个书台，但却有很多如《书屋》《东方》《方法》等在知识界颇有人气的文化、学术刊物的过刊。记得我就是在那儿，配齐了《书屋》杂志从创刊号到早年缺省的全部旧刊。

对沈阳的书店，其实我并不很了解，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但个人频密赴沈的时期，恰好是出版家俞晓群主政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时期，沈昌文、俞晓群、陆灏联手打造的辽版书小资味十足，风靡国中。我到沈阳多住在商贸酒店，从酒店过马路往南走不远的巷子里，就是辽教社的读者服务部。自从发现了那爿小店之后，我的行李便陡然增重。那几年里，从《古希腊风化史》《古罗马风化史》（均为辽教社2000年10月版），到《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上、下卷，辽教社1997年9月版，仅印一千套），到“新世纪万有文库”，究竟买了多少种，连我自己都忘记了。记得有一种《万象译事》（第1卷），装帧品质颇典雅，很有张爱玲范。从内容上看，应该是翻译文丛类的MOOK，译者有殷海光、资中筠、董乐山、施康强等，均为译界大腕。可只出了一辑，便迄无下文了。想来那会儿的出版家，诸如此类的烂尾事业，可也真没少练。

时光倏忽，一晃小二十年过去了。过去因工作的关系，隔三差五飞来飞去，直飞到令人反胃的外埠城市，如今都成了渐行渐远、温暖醇美的回忆。正如我已不复是昨日之我，那些城市的变貌也早已溢出了我的想象。好也好，坏也好，这就是现实，只能接受。但唯一恒久不变、甘美如初的，是关于“书天堂”的记忆。它们在我心中早已深度定格，是代表那个城市的LOGO。当然，还有我已逝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