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历史学：大数据时代的读书

尼 克

“计算历史学”（Computational Historiography或者干脆Computational History）是一个我杜撰的词儿，一方面是迎合目前啥事前面都加“计算”的时尚，比如最唯物的有“计算广告学”（Computational Advertising），最唯心的有“计算形而上学”（Computational Metaphysics），中间隔着计算数学、计算物理学、计算化学、计算生物学、计算语言学等等。这年头，跳大神儿的要是不会个计算，都不好意思上春晚或江苏卫视。另一方面也是给中国做历史的提个醒：大部分的中国哲学家翻译水平已经被谷歌或百度翻译器赶超了，历史学家要是再不上进，也快没饭了。历史学最近屡被自然科学进犯，这不，前脚遗传学刚走，大数据和计算又来了。随便一个科学家都能到这儿玩个票。倒不是吓唬谁，这回介绍个神器： Google Books Ngrams。不信不服。

谷歌的两位创始人在斯坦福读书时都在数字图书馆项目里干过活。早在2002年，谷歌还没出大名时，就启动了Google Print项目，要把全世界的数字图书馆项目统一起来。拉里·佩奇访问了他的本科母校密歇根大学，那里的图书馆学院是美国排名最靠前的之一，当时正有数字图书馆项目，就是用数字扫描仪把图书馆的所有书扫描然后做字符识别。佩奇参观了这个项目，结论是密歇根需要一千年才能把本校图书馆的书扫完。佩奇向校长建议：我六年就能扫完全世界的。这还真不算什么，扫描和字符识别都是成熟的技术，更重要的是谷歌有人，有钱，有效率。佩奇随后又访问了牛津最古老的Bodley图书馆，受到震撼，由此也和更多的大学图书馆结成伙伴关系：谷歌和这些图书馆合作数字化他们的所有书，从英文开始。

但三年后，谷歌迎来了两场官司，一场是作者组织的集体诉讼，另一场则来自出版商。焦点自然是版权。2008年谷歌和出版商达成协议，同意为出版商和作者提供补偿。谷歌随后将Google Print项目改名为Google Books，在Google Books中，版权已过期的书全部公开，版权没过期但得到授权的可通过“预览”功能（Preview）部分地公开。但美国作协（Authors Guild，不知是不是中国作协的姐妹单位）对谷歌和出版商的协议不满，认为出版商不能代表作家的利益，于是又对谷歌提起诉讼。2011年，一位联邦法官拒绝了谷歌和出版商的协议，于是“作协对谷歌”的案子正式进入诉讼程序，直到2013年11月，联邦法官陈卓光（Denny Chin）做出对谷歌有利的判决，他的根据是“公平使用”（fair use）原则。哈佛图书馆馆长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2010年写了本书讲了这个案子的早期发展，书名很有意思，叫The Case for Books，但中文版译名为《阅读的未来》，没有了原名的多重隐意。达恩顿作为历史学家，只看到谷歌扫描书这一回事，却并没有意识到Google Books不止扫描，更多是企图用机器理解被扫描的书的内容。

到2010年，谷歌已经扫了一千五百万册书，这时谷歌决定将已经扫过的书的某些统计结果公开，这就是Google Books Ngrams。Ngrams是在文本中统计词频的算法。也就是说，书的内容不一定公开，但关于书的词频统计结果可以公开，并且Google为Ngrams做了一个“显示器”（Viewer），它可以画出输入的任何词或词组的词频统计结果。到2013年4月，已经有超过三千万册书纳入Google Books。一开始这些结果只被计算机科学家和计算语言学家所知，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也开始玩起Ngrams了，估计用不了多久，这东西会成为字典一样的必备工具。

下面通过几个例子介绍Ngrams的用法。

例一、“黑鬼-黑人-非裔美国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爆发之前，“黑人”普遍被歧视地称为“黑鬼”（nigger），随后则被称为“黑人”。而近年来，“非裔美国人”变成更为政治正确的叫法。在Ngrams里输入，nigger，black people和African-American，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趋势。横坐标是时间，纵坐标是词频。（见图一）

例二、“科学、哲学与宗教”

按照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的打油说法，科学是确定性的知识，神学是不诉诸理性的教条，而哲学则介于两者之间。比罗素晚一辈的美国哲学家蒯因可能不同意，他认为哲学压根就应该是科学化的（Scientific Philosophy)，但蒯因的学生辈大概是最后一拨科学化的哲学家：新起的一大票逻辑学家都出自数学系和计算机系，哲学系已剩不下什么“科学”的玩意儿了。如果哲学家们还不争气，再过个十年，也许Ngrams真会验证这个预测。在Ngrams中，分别输入首字母大写的“Science, Philosophy, Religion”，和小写的“science, philosophy, religion”，我们得到如下两张图。在大写的图中（图二），可以清楚看到在公元1600到1800年间，宗教是压倒性强势，然后是哲学，相比之下，科学还是没影的事。但1850年是转折点，科学慢慢占据优势，比宗教和哲学加起来都大。在小写的图中（图三），科学和宗教的位置互换，晚了一百年。研究文化史和科学史的恐怕各自都有解读。

科学史家劳拉·施耐德（Laura Snyder）写过一本很有意思的微观科学史著作《哲学早餐俱乐部》（The Philosophical Breakfast Club: Four Remarkable Friends Who Transformed Science and Changed the World）。讲的是十九世纪初，四位剑桥的学生：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数学家兼工程师，某种意义上，他发明了最早的计算机）, 约翰·赫歇尔（John Herschel, 天文学家兼数学家），胡威立（William Whewell，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和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经济学家），他们每个周日早上一起聚餐，讨论科学问题。他们后来对科学事业和科研社团（如皇家学会）在英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那时，他们不满意被别人称为“自然哲学家”，其中胡威立最早提出了“科学家”这个词。这段有趣的故事提供了科学从哲学中分离的微观历史。如果在Ngrams里输入“natural philosopher，scientist”，可以和劳拉的故事互为佐证。把微观的课题放在宏观的历史语境（context）中，我们会学到更多。

例三、 文坛座次

中国文坛讲究排座次，鲁郭茅巴老曹，等等。前几年也不知哪个瞎起哄非要把金庸也拉入伙。二话不说，先把老哥几个的名字一顺给Ngrams，看看咋说。注意：鲁、郭的名字七十年代前的拼法分别为Lu Hsun和Kuo Mo-jo。两秒钟出结果：瞧人家画的这图，跟炒股曲线似的（见图四）。可以看出鲁爷江湖地位不可动摇，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有点技术性下滑，随后又呈上升态势。但貌似三四十年代，鲁略输郭。不明白为啥曹禺就不带玩了呢，即使输入老拼法Tsao Yu也不济。金庸按说是这老几位里英文最好的吧，但就是不受待见，把他小名路易·查良镛（Louis Cha Leung-yung）算上，也不管用。这张小图够北大复旦那啥系的博导们喝一壶吧。顺便再给中国作家们支个招：以后要想名垂千古，就给你们家子孙后代都取同一个名，英文名也一样，无论性别，只要女眷能分清自己爷们就行。这招特适合代笔抄袭的。

例四、 美国历史

过去是数学家研究自己的历史，所以有“数学的历史”，现在是数学家研究别人的历史，所以有“历史的数学”（Mathematics of History），这个词儿还真不是我瞎编的，哈佛的两位应用数学家艾略兹·利伯曼·埃顿（Erez Lieberman Aiden）和让-巴蒂斯特·米歇尔（Jean-Baptiste Michel）最近的主营业务就是研究历史，他们的任职单位是哈佛的IQSS（“定量社会科学研究所”），同时也在谷歌兼职，对谷歌的Ngrams项目有所贡献。哥俩最近写了本书《用大数据透视人类文化》（Uncharted: Big Data as a Lens on Human Culture），用通俗笔法介绍了他们的工作。书中提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例子。大家知道美国刚立国那会儿，各州之间是松散耦合，所以国名叫合众国（United States），乌合之众的意思。但内战之后，联邦的凝聚力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埃顿和米歇尔用Ngrams查了两个词组：“United States are”和“United States is”。可以清楚看到，美国内战之前，民众的心态确实乌合，“合众国”原本是复数，所以大家自己的认同就是“are”，但现在的认同自然是铁板一块的“is”了。他们半开玩笑地说：美国内战其实是单数和复数之战，最后单数赢了。（见图五）

还是中国老人有智慧，啥事想不明白，就说：这事留给我们子孙后代解决。过去以为这是托辞，现在有了“计算”，觉得还真是那么回事。过去整不明白的事现在能“算”出来。1996年，IBM“深蓝”计算机逼得最牛的人类棋手卡斯帕罗夫认输，就是靠的计算：“深蓝”比卡斯帕罗夫能多看半步棋。现在人所谓“下一盘很大的棋”就是比其他人多看好几步。过去中国人追求“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其实就是抱着三字经满脑子范冰冰，坐高铁去趟铁岭。但瞧人家谷歌——论行路：无人驾驶车已经在加州办好驾照了，而论读书：Google Books把全世界的书都读遍了，而且有问必答。这要是用下围棋做比喻，人家得让钱锺书或者艾兹拉-庞德们多少子啊。

以赛亚·伯林当年写过篇文章“论科学化的历史学”（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History），主旨是探讨历史学是否也能像科学那样有个客观标准，凭那时的手段和见识，这问题自然无解。也怪伯老师在牛津待的时间忒长，没和同时代剑桥的图灵过过招。但是伯林引用了英国前辈历史学家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的话说：历史学之所以没变成科学，主要是因为历史学家的智力不如自然科学家。他设想如果伽利略、牛顿、拉普拉斯有时间顺手玩点历史的话，历史学，说不定早就变成科学的一分子了。话虽损了点，但是出自历史学家自己之口，至少诚恳，而且还不能随便给他扣“智商歧视”的帽子，就像黑人或犹太人开自己同胞的玩笑，外人管不着。依我看，“科学化的历史学”搁现在就是“计算历史学”。

司马迁被腐刑之后，中国就没人干实地考据了。即使人家都做好了，也懒得看。现而今，坐绿皮火车去趟莫斯科图书馆回来就算中国史学界大事儿。其实要是真不想去做实际工作，莫斯科都太远，去东莞整一山寨手机，躺床上就能指导博士生。不信？我先出个题：“女权运动五百年全球发展史”。然后在Google Ngrams里偷偷敲“penis-逗号-clitoris”，并把起始时间设在公元1500年。瞧好吧，您呐。所谓“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对了，这句话百度译为：Without going outdoors, scholar knows all the world's affairs。也可以意味深长地简化为：Lying in the beds, the world can be in your he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