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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李光斗
有位国企领导人这样说过：国企老板就像是下象棋的人，无论是“走卒出车”，还是“跳马飞相”，都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周围还有一大堆指挥的人，这些人有充分的指挥权，但是对下棋输赢结果不负责。因此，能够胜任国企老板的人，一定是既能接受别人的意见，又具备应变能力。
国有企业，不同于政治接班，因为成熟的官场有明确的交接班规则，接班问题相对可能简单；也不同于民企接班，因为民营企业产权明晰，在接班人的培养方面也不遗余力，所以暂无接班危机。
国有企业面临着严重的接班危机，因为国有企业归全民所有，但全民所有人实际上都是虚位，这导致产权模糊。
第一代企业家们往往是白手起家，一没资金、二没技术，硬生生地把一个个半死不活的企业救活，壮大。这些国企的创始英雄在潜意识里认为，“没有我就没有企业”，时间一长会产生心理幻觉，误认为企业是自己的，不愿交班，希望活到老干到老。
归根到底，国有企业最终所有权属于国家。拒不退休不行，传给儿子也不行。荣事达董事长陈荣珍曾希望将企业大权交到儿子手中，但最终等来的却是合肥市政府的一纸《关于陈荣珍同志退休的通知》。
而被去职的马蔚华，执掌招行14年，一手将招商从深圳的一家区域性小银行带大成国内第六大商业银行。
即便在其2010年成功连任后，传闻依然不断，而其本人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只要股东、董事会愿意让我干，我会一直干下去。”
既然无法传位给自己的子女，自己的个人利益在退休后也得不到任何保证，于是这些国有企业的创始老板们便千方百计延长自己在位的时间，拒不交班，多干一天是一天。
或者，千方百计把国有企业当私营企业来经营，造成企业离不开自己的氛围。
中国最著名的国有企业海尔集团同样受接班问题的困扰。现年64岁的董事长张瑞敏很快将届退休年龄，但其选定的接班人总裁杨绵绵比张瑞敏的年龄还大。看来张瑞敏根本没打算真正“传位”给杨绵绵，因为熬不到张瑞敏退休，杨绵绵就该先退休了。
国企内部，“行政任免”式接班和“内部更替”式接班运用得更多一些，因此，国企在接班人的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
比如，长虹集团原董事长倪润峰当初退出“江湖”的时候，对外宣称是为了理顺关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企业的人事制度和运转机制，将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分开。
再次复出的理由又是“组织创新或体制创新”，是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和企业经营发展战略来进行的。
而倪润峰的彻底退休是因为其在1999年没有向政府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如此看来，两次都是以体制创新为旗帜的人事调整，事实上却都是游离在企业体制之外的行政干预。
由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本身不健全以及所有权模糊，没有实行严格的现代企业制度，导致国企接班问题层出不穷。
国企的创业元老与企业共同成长，把一个小企业逐步做大，为企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在现有条件下，国家却无法给予他们相应的回报。这个时候实行国企一贯的“到点下班”政策，就会让这些创业者在心理上感觉不平衡。
实际上，国企的接班人选择受诸多因素影响，国企老板的“老大”地位并不像私企老板那样受法律保护。因此，国企的领导一般不会培养强势的副手。“接班”在国有企业是第一难题。
有戏言称国企老板“干得好进医院，干不好进法院”，国企的这种问题，实质上是产权缺位造成的，因为企业的所有人不是自己。如若国企能够顺利实现世代交替，保证企业能够在下一任手里依然高速发展，那么这无疑是中国经济最大的幸事。
中国式接班——
垂帘听政VS扶上马送一程
中国历史上的接班形态众多，但在男尊女卑的意识形态之下，所有的接班似乎都与女人绝缘，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便是仅有的几次例外之一。
通过“辛酉政变”，两个女人——慈禧和慈安联合恭亲王奕訢从八个“顾命大臣”手里夺回了皇朝大权。鉴于当时同治皇帝年幼，两宫垂帘听政，这也是慈禧的第一次垂帘听政，从此，她牢牢掌控皇朝的最高权力。
虽然后宫不得干政，但当时的清政府内外交困，内有太平军、捻军的叛乱，外有强国环伺，再加之英法两国刚刚洗劫了北京，并将“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付之一炬，举国上下，人心浮动。当此之时，亟需一位铁腕人物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慈禧的垂帘听政乃顺势而为。
同治皇帝死后，由于当时爱新觉罗宗室的诸多王子，年龄大多偏大，且不少人已沾染了八旗子弟游手好闲的不良习气，不合适做接班人。
因此，在年幼的光绪皇帝即位之后慈禧第二次垂帘听政。由于同治皇帝放浪形骸，年仅19岁就驾崩于养心殿，清朝上上下下都不愿再出个不肖之君，只有选一个年幼者，以便管教成有道明君。
这番心思，是在择立幼主的御前会议上当众宣布的。慈禧说：“文宗（咸丰）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者年长，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
慈禧的两次垂帘听政都是在接班人过于年幼，而内忧外患又日渐加重的危急存亡之际。包括慈禧在内的国家最高层在接班人选上一直寝食不安，因为当时已经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再也折腾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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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养心殿东暖阁垂帘听政处。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慈禧必定预料不到她那独特的交接班形式会在百年后的中国再次出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企业的接班大戏已经到来，而对于新的舵手，第一代创业者们自然难以彻底放手，因此，效仿慈禧似的“垂帘听政”也便成了最保险的选择，这种交接班方式即扶上马，送一程。
中国首富刘永好交棒给独生女儿刘畅，80后刘畅将成为拥有8万员工、产值高达800亿的新希望的新掌门。其实，交班之时的刘永好刚满62岁，作为企业家还在“当打”之年，若在官场高层，也属能够再上层楼的“奋斗”之年；为何曾为中国首富的刘永好要急于交班呢？
这不能不说刘永好对于财富传承和培养接班人的深谋远虑。
刘永好不止一次在公众场合夸奖宝贝女儿刘畅“平和、谦逊、敢于担当”；在交棒仪式上，刘永好先生说:“刘畅热爱新希望股份及其所在的产业，有经营管理方面的理论知识，经过这几年多部门的管理实践，综合能力也不断提高。刘畅平和谦虚，也勇于担当，得到了同事们的信任和尊敬。我相信她在这个岗位上能够为公司带来更多的活力和创新意识，一批年轻专业干部的进入，会推进我们的业务转型和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但即便如此，刘永好交棒刘畅，还是体现了中国特色的交接班模式：即不完全交班，而是扶上马，还要送一程。
因为刘永好虽然辞去了新希望股份公司的董事长，但仍然担任母公司新希望集团的董事长。同时还外聘了一位联席董事长辅佐刘畅。联席董事长多在并购型企业中出现，联席董事长的设置说明刘永好还未能完全放心地把所有决策权都交给33岁的女儿和她同样年轻的新班底。
刘永好会否象柳传志那样在企业危难关头重新出山，还尚难预料。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特别是在清朝这个中国最后一个“家天下”的时代，中国特色的接班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也让数百年后的中国式交班多了一个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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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著名品牌战略专家、品牌竞争力学派创始人、李光斗品牌营销机构创始人，中国品牌第一人、央视品牌顾问。李光斗毕业于复旦大学。自1990年，出身于市场营销第一线的李光斗开始从事市场营销和品牌策划工作，先后担任全国数十家著名企业的常年品牌战略和营销广告顾问，亲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品牌发展的历程，被评为影响中国营销进程的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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