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
今年上海车牌拍卖实行全年警示价制度以来,竞拍人数一路飙升。4月,9万多人争夺8200张车牌;5月,7400张车牌11万余人竞拍,创历史新高。随着人数的上升,“中标难”愈发明显,上月沪牌中标率不到7%,1张车牌超过14个人在抢。拍牌从最初的价高者得,到现在的中签难,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本来,拍卖牌照,虽然由网络、电脑进行,但本质上仍是对传统拍卖过程的模仿:人们端坐大厅,根据场上的报价,各自出价,价高者得。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出价是唯一影响结果的因素,出价的动作、快慢并不是关键。
但现在,由于警示价实质上的限价作用,拍卖变为了限价拍卖,再加上计算机的快速特点,上海的车牌拍卖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过程变得复杂。“警示价”,加价限制,两次出价机会,出价时间精确到秒,需要眼明手快输入金额、验证码等等因素,都使拍卖变得复杂。而且,由于使用了网络,网络速度、计算机性能,都变得非常重要。
但即便如此,熟练操作,网络强大,能否拍到仍要看运气。根据媒体报道,赵先生在申城一家证券公司负责IT方面的工作,公司网速七八十兆,比普通家用的快很多,而且,赵先生还可以把公司其他网都断掉,只留一个机器用于拍牌,机器性能也强大。不过,即使优势很多,从去年9月一直到现在,无论是他自己拍,还是请人,甚至是请有经验的黄牛到公司拍,一连拍了7次,都没有拍中,随机性仍然很大。这个时候,本来以价格为主导的拍牌,就变为了一种抽签。
糟糕的是,这种抽签并不公平,也不透明。
首先,它需要技巧,也需要硬件设备。很多没有快速网络、不想浪费宝贵的拍卖机会来学习技巧的人就开始寻求代拍服务。围绕着这张“最贵的铁皮”,目前已经衍生出了不少新的生意。有白领夫妇利用业余时间,帮朋友拍牌,更多的则是专业黄牛,发放的传单像模像样,看起来颇为正规。
其次,如果更精确地说,拍卖过程的抽签本质,并不完全是随机的,更类似“高频交易”(High FrequencyTrading)。高频交易,是近来美国财经媒体上高频出现的词汇之一,指在极微小的时间差内,把握市场价格微小的变化来获利。简单地说,比如,某种证券买入价和卖出价差价的微小变化,或者某只股票在不同交易所之间的微小价差,有人1.00元卖,有人1.01元买,这个交易只需0.1秒,但如果你有一台超级计算机,能毫秒之内自动完成大量买、卖,比如在0.05秒内,用1.00买进,再1.01卖出去,这个时候,你就能获利。
由于这种交易有多家参与,在这种交易中,信号从发出到接受所需的时间就是影响交易是否达成的关键因素。服务器、信号放大器、交换机、路由器、发出信号的软件、光纤线路的长度都会影响到时间的长短。在这些因素中,线路长度成为了最关键的因素,为了争取这千分之一秒的优势,高盛、雷曼兄弟、德意志银行等机构,不但配置最好的设备、优化算法,还把自己的服务器搬到离交易所的计算机更近的建筑里,以缩短交易指令通过光缆以光速旅行的距离。
所以,更精确地说,当决定是否拍到牌照的时间差仅仅在零点几秒的时候,拍牌某种程度上就具有了高频次交易的特征,与金融行业的高频交易类似,拍牌的过程,的确存在某些可以人为影响成交率的因素。
对于一般人,他们无法了解拍牌中影响时间的因素,甚至也无法通过多次练习变得熟练。这个时候,黄牛除了熟练,出价速度很快之外,所谓可以调动的内部资源,就有可能是更近的距离,更优先的网段,甚至基于当下中国互联网中电信、联通以及铁通的互联互通情况,只要了解拍卖服务器所在的网络,然后使用相同运营商的接入服务,也会更有优势。所以,当车牌拍卖,由拍卖变为抽签后,原有的技术流程中的某些内部信息(比如,拍卖公司机房的接入网络是什么)、甚至细微之处的一些设置,在平常几乎没有作用,但现在就已经产生了寻租的空间。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为拍卖而设计的信息公开、防止舞弊的各种制度,也不再适应实质上的抽签。
在原本的拍卖制度下,拍卖制度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防止暗箱操作的机制。只要公布当月的最低中签价格,拍卖结束,公布结果的时候,拍卖者只要比对一下自己所出价格,就能明白这里面是否有猫腻。如果他出价高于最低中签价格,而又没拍到,那么,这里面肯定有舞弊。退一步讲,即便有暗箱操作,也最多不过是有人本来出了一个高价,后来通通关系,只按最低价格付款。所以,公布了最低中签价格,政府的相关收入就有了保障,不会流失。更何况,高价与低价之间,一般不会差得太多,并不值得冒风险暗箱操作。所以,正是由于拍卖制度本身的优点,拍卖制度,对信息公布制度、防止内部人寻租、舞弊制度的需求,就不如抽签制度那么强烈。
抽签制度却恰好相反。一般而言,抽签制度都是非常严格的,比如事先刻录不可改变的光盘记录相关资料;避免使用计算机,转而采取实体摇号,防止技术环节的舞弊;请人到现场观看等等。但现在,原本价高者得的拍卖,实质上变为了购买抽签资格,然后抽签。抽签的实质以拍卖的形式出现,并运行在拍卖的规则之下,那么,这里面必然会产生寻租空间。
牌照拍卖制度是上海首创,其弊端非常之多,笔者已经多次撰文谈过,无需累述。如果撇开这些弊端不谈,这个制度也收了不少钱,做了很多事情。最近,上海市交通委新闻发言人对记者透露,近年来上海每年私车额度拍卖的资金收入在80亿元左右,“一直以来拍牌资金主要用于公共交通服务和上海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包括公共交通车辆的购置等与公共交通有关的领域”。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拍卖制度变为了抽签制度之后,不但缺失了公平,同时,也流失了本该进入财政,补贴公共交通的效率。那么,上海交通管理部门是否应该正视已经变为抽签的拍卖制度呢?答案不言而喻。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专栏编辑吴英燕,工作邮箱:wuyingyan@wxj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