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近代上海城市经济的崛起（中）

在上奏筹议海防折时李鸿章顺带提出：“设制造局开矿办轮船，皆为内地开拓生计起见，盖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英国呢布运至中国每岁售银三千余万，又，铜、铁、铅、锡售银数百万，于中国女红匠作之利妨夺不少，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但使货物精华与彼相埓，彼物来自重洋，势不能与内地自产者比较，我利日兴则彼利自薄，不独有益厘饷也。”

徐锋华

上接5月27日出版的总第101期P13

筹建织布局的缘由

纺织业在传统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大众手工业，其生产大部分是与家庭农业相结合，基本上能做到自给自足。到了近代，外国资本对中国大肆进行经济侵略，虽然一开始并没有在华设立纺织厂，却通过商品输入贸易慢慢侵蚀和破坏了中国传统的手工纺织业，最终导致其逐渐解体。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外国洋行产生了就地利用原料和廉价劳力，直接在华设厂制造的念头，积极在上海、广州等地着手兴建，但由于各种客观原因，这些企图没能得以实现。

对于中国社会经济中出现的这种新情况，晚清的有识之士有所觉察。郑观应站出来大声疾呼，“方今之时，坐视土布失业，固有所不同，欲禁洋布不至，亦有所不能，于无可如何之中，筹一暗收利权之策，则莫如加洋布税，设洋布厂。”外国机制纱布的进口量逐年急增，导致白银日益外流，严重危害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李鸿章1874年就有自行设厂制造布匹的打算，却因没有合适人选具体筹办而作罢。到12月10日，在上奏筹议海防折时李鸿章顺带提出：“设制造局开矿办轮船，皆为内地开拓生计起见，盖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英国呢布运至中国每岁售银三千余万，又，铜、铁、铅、锡售银数百万，于中国女红匠作之利妨夺不少，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但使货物精华与彼相埓，彼物来自重洋，势不能与内地自产者比较，我利日兴则彼利自薄，不独有益厘饷也。”这可看作机器织布局创建之发轫。

不少华商虽有一定资本创办近代工业，但他们深恐新办的事业付诸实施便在官吏的盘剥之下导致严重损失，因而裹足不前。另一原因是洋行常以淘汰或质次的机器欺骗华商，例如1877年秋间上海近郊有人拟开设机器轧花厂，前往载生洋行订购轧花机。洋行方面言明该机每日耗煤100磅，轧籽棉10担。但第二年货到试车，耗煤量过大而日产能力也远未达到原定指标。华商因此断然拒绝购置， 民族资本的创业计划流产。由此可见，在技术落后而风气未开的晚清上海社会，资力薄弱的中国商人自主创业是何其艰难。李鸿章正式着手筹建机器织布局是在1876年。这一年春天，他在致时任两江总督沈葆桢的信中说：“英国洋布入中土，每年售银三千数百万，实为耗财之大端，既已家喻户晓，无从禁制，亟宜购机器仿织，期渐收回利源。……而苦于无人创办。……适有魏温云观察纶先，与弟世好，会计最精，商情最熟，浼令出头承办。” 再次强调指出，“购机器仿织”的目的在于“期渐收回利源”，织布局的筹建开始有了新的进展。

一系列的政策优惠

为扶持这个新生的民用企业，李鸿章在政策上给予了一系列的优惠。织布局所产的布匹，在上海本地销售可以免纳厘税，如果运往内地或分运其他通商口岸再转入内地销售时，则仅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内运沿途不再交纳税厘。如此，一则可以比进口洋布少纳5％的进口税，二则运入内地时又可以比洋货少负担2.5％的子口税。这种特权显然有利于织布局同洋货的竞争，从而为它在开工以后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和蒸蒸日上的局面。不唯如此，李鸿章还为机器织布局向清政府争得了独霸上海市场的“十年专利”。

专利之事，是郑观应主持织布局实务的1880-1882年间，根据西方各国通例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向李鸿章提出建议，“应请宪恩酌给15年或10年之限，饬行通商各口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自纺织，卑局数年来苦心巨赀，不敢徒为他人争衡。”“嗣后上海一隅。无论何人，有志织务者，只准附入本局合办，不准另立新局。”郑观应等人以进口的外国纺织机不适应中国棉花的特性，已对外国机器进行了适当改良为由，提出了一定年限的专利权的申请，目的在于保护织布局自身有相对安全和平稳的发展。

李鸿章觉得郑观应所言很有道理，于1882年4月23日专折上奏清廷说，“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由于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售价既廉，行销愈广，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盖土货多销一分，即洋货少销一分，庶漏卮可期渐塞。……臣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迭经饬办，均以经费不充，税厘太重，相率观望，久无成议。……查泰西通例，凡新创一业，为本国未有者，例得畀以若干年限。该局用机器织布，事属创举，自应酌定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其应完税厘一节，该局甫经倡办，销路能否畅旺，尚难预计，自应酌轻成本，俾得踊跃试行，免被洋商排挤。”

清廷对李鸿章在洋务上的创举向来极为重视，这次也不例外，于是织布局幸运地获得了10年的专利期。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一特权不久即发生了实际应用，1882年，美商华地码准备在上海开办纱厂，织布局马上根据所获得的专利权加以驳斥，李鸿章也明确表示反对，美商未获成功，从而减少了来自外商的竞争。因此，从这一点来说，10年专利权对织布局自身的发展是有利的。但另一方面来说，由于10年专利期间“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华人再设新厂，在当时曾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因为织布局仅有数百台布机，年产布匹数量只有进口布匹的1/80，假如不鼓励民族资本大规模创办棉纺织厂，就根本无法阻挡洋布滚滚而来的势头。有论者认为，既然10年专利抑止不了外国纱布的进口，最终也就无益于织布局自身和整个民族资本棉纺织业的发展，于是称其为一种损华益洋的“短视”政策。但此论显然有过苛之嫌，在10年专利期间，它阻止了外商在中国境内开设棉纺织厂的企图，为准备不充足的私人企业主赢得了时间，从长远来说，确实保护了中国新兴民族资本的利益，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重建织布局

1893年10月26日厂房的清花车间忽然起火，因不及扑救而延烧全厂，生财几乎付之一炬，中国最早的一家机器棉纺织厂从此不复存在。多年心血毁于一旦，在如此巨大的挫折面前，李鸿章并没有就此放弃，12月3日，为重建织布局，他特意上奏清廷说：“查洋货进口以洋布、洋纱为大宗，光绪十八年洋布进口值银三千一百余万两，洋棉纱进口值银二千一百余万两，中国出口丝茶价值不能相抵”，“布缕为民间日用所必需……多销一分洋货，即少用一分土产。是以因势利导，不得不用机器仿造，必使所纺之纱与洋纱同，所织之布与洋布同，庶几华棉有销路，华工有生机，华商亦沾余利。此事断难中止，亦难缓图，应仍在上海另设机器纺织总局”。这项奏议仍旧得到清廷的支持。

与此同时，在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旧址上，挂起了名为“华盛机器纺织总厂”的牌子，准备重新集资100万两开办，李鸿章奏请以盛宣怀为督办。1894年5月3日，李鸿章在《推广机器织局折》里说，“招徕新股，仍就织布局旧址设立机器纺织总厂，名曰华盛。另在上海及宁波、镇江等处招集华商，分设十厂，官督商办。总厂请办纱机七万锭子，布机一千五百张，……共成纱机四十万锭子，布机五千张。”规复织布局的目的当然是正确的，也就是李鸿章所明确表达的，是为了“力保中国商民自有之利权”，抵制“洋商自运机器来华制造纱布”，以防止中国利权被“一网打尽”。 为此而制订的《华商机器纺织公所章程》，即体现了这种精神，其中明确表示：“查纱布为民生日用之需，若洋商用机器纺织，系夺华民生计”，故必须严禁洋商进口这种机器；“华商自办以供民用，尚不致有碍民生”，故“机器纺织概归华商购机设厂，自行办理”是必要的。

华盛纺织总局在开办不久实际上即演化为官僚的私产，成为私人资本的企业，他们还劝告华商分设了大纯、裕源、裕晋等纺织厂，作为华盛的分厂存在。华盛对民族资本的一个好处，就是允许普通商人在“分厂”这一名义之下，可以集股另立新厂，从而为商办纺织厂打开了大门。于是，在华盛建成前后，就有原上海机器织布局的部分股东周晋镳、苏葆生、徐士恺、唐廉等人，另行筹集资本二十四万两，创建了专门从事纺纱的华新纺织新局。他们都是与清廷官僚有密切关系的一帮商人，聚集在上海的一些官僚都参与其中，主要有上海候补道唐松岩、江苏候补道龚寿图、前上海海关道聂缉椝、李鸿章的幕僚严信厚、前任闽浙总督许仙屏等。“以服贾昌其家”的盐商朱鸿度则独资创建了裕源纱厂，该厂于1894年末即在上海麦根路（今淮安路与苏州路南段）建成投产了。

因织布局失火退出的杨氏兄弟，1895年应两江总督张之洞电邀到南京商议政事，杨宗瀚趁便请求在无锡开设机器纺纱厂，获得支持。次年正式投产，这是无锡第一家商办的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也是第一家民族工业资本的专业棉纱厂。其他还有张之洞的湖北织布局、陆润痒的苏伦纱厂、张謇的大生纱厂和孙家鼐的广益纱厂。在上海，浙江候补道、朱鸿度之子朱幼鸿1898年创办了裕通纱厂，1902年徐润创办了景纶纺织厂，1906年郑孝胥等创办了日晖织呢厂，1907年朱志尧创办了振华纱厂、1908年与沈仰高等合办同昌纱厂，1910年祝大椿创办了公益纱厂，经营其他行业的各种近代企业也陆续创办起来，进入民国后，更是如雨后春笋般遍地而起。 棉纺织业后来成为我国近现代史上对外商最具有竞争力的民族企业，并长期是国民经济结构中影响较大的轻工业之一，这显然离不开李鸿章的筚路蓝缕之功。

在近代，中国被列强逼迫开放门户，尤其是1895年之后，外商企业的发展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不仅刺激了洋务工业之异军突起，而且刺激着华商私人资本转向近代化工业的投资。上海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首当其冲，而最为突出的是上海及其周边地区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不仅取决于整体的工业投资趋势，而且受到上海贸易结构变化的影响。但从另一角度来说，附带输入工业生产方式并含有重大的社会经济意义的，是开始于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的棉纺织工业。既是对于我国最重要和最普遍的手工纺织业的革命，同时亦成为较发展和较有成绩的一种新式工业。

有论者认为，李鸿章直接委派总办人员，掌握全厂的管理大权，只是把厂看作自己的私产一样摆布的。 这其实说明李鸿章非常在意上海织布局，才会对局务如此热心和关注，事无巨细都在千里之外的直隶遥加过问。李鸿章为上海机器织布局请准10年专利及减免税厘的特权, 主要是针对外国列强而发，不仅使中国民族资本机器棉纺织业得以产生并奠定了初步发展的基础,而且有力地阻止和抵制了外国资本对这一领域的渗透。当然，10年以内不准另行设局的规定，尽管可以说成是有助于在纺织业兴办初期减少国人之间不必要的倾轧并有利于织布局的产品与洋布之间的竞争，但在事实上推迟了私人资本的投资，使私人民族资本企业的兴起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不管怎样，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诞生打破了洋货独霸中国市场的局面，结束了洋纱洋布独霸中国市场的历史,实现了“稍分洋商之利”的宿愿，发中国近代民族纺织工业之先声，进而引发了一批民用企业的创立，为建设中国近代化的工业体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另一方面，由于事出初创，各种问题和矛盾难以避免。企业体制僵化、管理落后，官吏中饱私囊，且停留在对西方科技的浅层次引进上，在不少地方还需仰仗洋人，未能发挥应有的更大的作用。不过，上海机器织布局“所分者外洋之利，而非小民之利。且厂局既开，需用男女工作数百人，于近地小民生计不无少裨”。除了抵御外资侵略的民族性之外，织布局对上海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容低估的，尽管其全面投产不足一年就毁于一场大火，然而，它是近代上海(中国)在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经济领域中，迅速缩短与国际先进工业技术之间差距的开端；在促进旧统治阶级的分化，推动上海(中国)社会近代化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在上海工业史、上海城市经济史以至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仍有着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地位。

(未完，待续)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标题为：织布局与近代机器纺织业繁盛之源 。周知秋编辑，工作邮箱：zhouzhiqiu@wxj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