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见习记者 陈竹沁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以往受官场“潜规则”的影响，不少官员在即将退休或退休后都要抓紧时间“最后捞一把”，并且认为可以“一退了之”不会出事。
但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连续查处贪腐的退休官员，折射出反腐斗争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昨日，新华网专门刊发“反腐剑指退休官员现象调查”，明确指出退休不再是贪官“护身符”。
在此之前，《南方周末》发表调查文章“十八大后受查处退休官员远超以往”，指出退休不是保险箱。
《中国青年报》也发表“反腐规律”失效凸显铁律回归的评论文章，文章称，喜欢用民间总结出来的各种“反腐规律”分析中国反腐现实的人，可能越来越看不懂中国的反腐败了，因为那些“反腐规律”在现实面前失效了，根本解释不了反腐现实。比如，按照一些人总结出来的“反腐规律”，一个官员（尤其是高官）退休了，等于就是“安全着陆”，即使有问题，也不会追究了。但中央纪委的消息打破了这个“规律”。
退休不再等于平安着陆
近期，多名涉嫌严重违纪或违法的退休官员相继被查。
5月29日，杭州市纪委官网消息称，杭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王光荣因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在他的名字后，专门标注了“已退休”三字。
此时，王光荣已经退休两年。
再向前追溯三天，退休不到一年的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阳宝华，同样被中纪委宣布正接受组织调查。
3月28日，广东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63岁、已退休两年的广东省茂名市原政协主席冯立梅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据媒体不完全统计，2006年至今，各地、各级查处的副厅级以上退休官员至少有40人，其中2013年以后就有25人，占总数的六成。
这25人中，有11人是2013年被查的，包括4名副部级干部，如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四川省原副省长郭永祥、江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等。
2014年前5个月，包括王光荣在内，至少已有14名副厅级以上的退休官员被查处，其中不乏阳宝华这样的部级官员。从被查处的退休官员人数看，今年力度超过以前任何一年。
仅2013年，就有3名省部级退休或退居二线官员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南风窗》指出，在过去十多年，遭纪委立案调查的“真正退休的”省部级高官十分罕见，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就是一个特例。但十八大至今，被调查的27名省部级高官中，就有4人系退休后被查。在阳宝华之前，还有郭永祥、倪发科、陈柏槐。
63岁的陈柏槐被抓时，已卸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近一年；64岁的郭永祥早已卸下了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仅担任省文联主席这一“虚衔”。
59岁的倪发科也是在2013年1月便不再担任安徽省副省长，仅保留副省级干部待遇。被调查时间，距离卸任时间仅半年。
反腐专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教授李永忠表示，此前，官员只要退休，就相当于“平安着陆”，不再会被追究党纪政纪和刑事责任。
但十八大后，“退休=平安着陆”的铁律不断被打破。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喆称，随着反腐走向深水区，退休也不等于进入“保险箱”，不能享有法外豁免的特权。
“59岁现象”明显
十八大以来被调查的27名省部级高官中，政协系统共有7人。
除了阳宝华外，还有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四川省政协原主席李崇禧、广西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祝作利，以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杨刚。
人大系统共有3人，分别是：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谭栖伟、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
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申维辰，也是其中一员。
无一例外，他们在退居“二线”前，都曾主政地方、手握重权，贪腐行为也多发生在那个时候。
已有许多学者和媒体关注到了“59岁现象”。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59岁被一些官员视为退休或退居二线的分水岭，在退休前抱着 最后捞一把 的心理，大肆贪污受贿，以为只要一退休就基本不会出事，这一现象在政治领域被称为 59岁现象 。”李永忠介绍。
根据中纪委公开的2013年查处公职人员信息，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12（2014）》统计指出，2013年查处的公职人员中，51岁至60岁年龄段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53.7%，“59岁现象”明显。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被调查时都正好是59岁。
“边腐边升”潜伏至退休
腐败都有“潜伏期”，对腐败案件的查处有一定的滞后性，有一部分官员在退休后被查处，其实也是一种必然。
新华网列举吉林省原常务副省长田学仁的例子。从1995年至2011年，田学仁“边腐边升”至副部级，腐败“潜伏”16年竟未被发现。
无独有偶，2012年落马的退休官员福州市原副市长杨爱金也“潜伏”了长达16年之久。
今年4月21日，广州市纪委监察局的新闻发布会上，监察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梅清河表示，今年一季度广州全市查处的违法违纪案件中，案件的平均潜伏期长达8年以上。
对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教授任建明认为，这表明过去反腐力度不够，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导致反腐机构不能有效运作，因此“边腐边升”问题比较严重，甚至对一些被举报的官员也没有展开调查。
林喆认为，这类案件的集中出现说明当前应该反思领导干部用人制度和监督制度。“为什么这些腐败分子在职时每年的考核都能通过，财产申报也能通过，还能 带病提拔 ？”
任建明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系统性地完善制度。在林喆看来，现阶段应当尽快落实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及抽查制度、干部选拔倒查机制。
今年1月21日，中组部印发《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提出“严格把好人选廉政关，坚决防止 带病提拔 ”、“严厉查处违规用人行为，坚决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建立倒查机制，强化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凡出现“带病提拔”、突击提拔、违规破格提拔等问题，都要对选拔任用过程进行倒查，存在隐情不报、违反程序等失职渎职行为的，不仅查处当事人，而且追究责任人，一查到底、问责到人。
“拔出萝卜带出泥”
有些曾被“放过一马”的退休官员，也被重新追究责任，在劫难逃。
今年3月，已退休两年的广东省茂名市原政协主席冯立梅被查。三年前，他就曾深陷茂名官场窝案。
根据2012年3月广东省纪委的通报，当时共有24名省管干部、218名县级干部被牵扯，但最终被立案查处的省管干部只有19人，县处级干部只有42人。
出于稳定茂名官场的需要，相关部门当年采取了“办案”和“挽救”并举的思路，对包括冯立梅在内的160余人均从轻处理、未予追究，直至中央巡视组接到举报，要求广东省纪委复查茂名窝案。
在查处贪腐案件过程中，“拔出萝卜带出泥”的现象十分普遍。随着反腐力度加大，查处在职官员数量增多，退休官员因涉案被牵出的几率，也进一步增大。
今年2月，曾任国土资源部矿产开发管理司司长、矿产资源储量司司长的贾其海，被纪检部门调查。公开报道普遍将其与去年落马的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发改委主任祝作利联系在一起。
今年4月，因牵涉落马的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去年8月退休的广州市地税局第五稽查局原局长简汝坚被查。
今年4月29日，山西省纪委监察厅宣布，该省交通系统现任8名官员涉嫌贪污、受贿被查处，并由此牵出原厅长王晓林贪腐的事实。现年67岁的王晓林被查时，已经退休多年。
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
从被查办的退休官员的具体案情看，有些人不仅在任期间内有不法行为，退休后仍然没有消停，还在利用原有的人脉和资源，谋取不法利益。
今年2月被查的国土部矿产资源司原司长贾其海，就是典型的例子。
2012年退休后，他以“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传统医学促进会”执行主席的头衔，在全国频频活动。
这是一家没有在任何机构注册的机构，仅号称由一家投资范围涉及矿产资源、文化产业、中药制药等领域的企业发起。
即便如此，贾其海所到之处，仍不乏省委常委、副省长等级别的官员公开接见。
贾其海正是利用其以前的影响力，为“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传统医学促进会”跑关系。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今年4月15日，安徽省国土厅原巡视员杨先静受贿案开庭审理其被指控涉嫌受贿1700万元。63岁的杨先静，案发时已经退休，在其退休后，仍然为请托人办事，从中获得好处，其中有一笔就收了30万元。
2013年10月，检方指控，广东东莞原市委政法委副书记高少鹏，在退休后继续利用自己在当地政法界的影响力，为废品回收商贩提供各种帮助，涉嫌受贿421万元。
为了防止这一问题，中组部2013年10月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规定对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的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兼职（任职）必须从严掌握、从严把关、严格审批。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三年内，不得到本人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兼职（任职），也不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林喆认为，防止领导干部退休后继续腐败需要建立制度。除了明列退休后的禁入领域外，还应当建立离退休领导干部汇报检查制度、离职去向追踪报告制度，并且对其退休后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让规定行之有效、落到实处。
上午开会，下午落马
盘点中国反腐新动向，不仅退休不等于进入“保险箱”，“露面”、发文等“辟谣”方式，也越来越快失效。
今年4月15日晚，微博认证为《经济参考报》首席记者的王文志，通过微博实名举报央企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包养情妇，并涉嫌贪腐。
就在王文志实名举报后的第二天，被举报人宋林即在华润集团官网上发布了个人声明，否认王文志对其的举报内容，并提出，“希望有关上级机构及相关部门尽快进行调查，本人亦将通过法律途径对一切造谣诽谤人士及机构追究民事及刑事责任。”
这幕网络举报大戏“一波三折”，宋林发表公开声明否认被举报内容的次日，中纪委即公布了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的消息。
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可以作为对比，从微博实名举报被辟谣，到中纪委宣布对其调查，过了整整5个月。
而东莞市常务副市长梁国英，上午还在开会，下午广东省纪委就宣布对其调查。这一幕发生在今年5月8日，在场的与会者纷纷直呼纪委动作“好快”。
同样令人惊讶的，还有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的落马经过。
今年3月2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然而，就在同一天，当地省委机关报《江西日报》刊发了一篇署名“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姚木根”的文章。
被查消息与署名文章同天见报，过去罕见，在网上迅速引发热议。
反腐专家李永忠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表示，当地不知道就对了，此案较好诠释了“查案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这一变化。
李永忠介绍说，以前中纪委查处省部级干部，需要征求省委的意见。而现在，中纪委报请中央同意后，就可以直接查办，对当地省委只需要报备一下，而不再需要其同意。
他认为，随着“两为主”——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的落实；随着“三化”———纪检工作双重领导体制的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的贯彻，“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 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 将不再是一句空话，而 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 也能逐渐落到实处。以后这样的事情将逐渐不会成为新闻，而成为常态化。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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