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达“建筑的终 结”了么？

文/埃德温·希思科特 编译/陈诗悦

在这里，无数的建筑试图以清晰的表达和严肃的姿态代表建造它们的国家；在这里，有无数现代主义大师留下的杰作，阿尔瓦·阿尔托（芬兰建筑师，现代建筑的奠基人之一）、卡洛·斯卡帕（意大利建筑师）、赫里特·里特费尔德（荷兰建筑与工业设计大师）、约瑟夫·霍夫曼（德国建筑师），还有其他一些曾经显耀现在却湮没在历史中的建筑师；在这里，1938年德国馆装点着纳粹时代标准外墙，而他们的死敌苏联馆则由列宁墓的设计者阿·舒谢夫建造；在这里，有斯维勒·费恩（挪威建筑师，1997年普利兹克奖得主）设计的最小巧的北欧馆，也有G za Mar ti（匈牙利艺术家）所设计的绿色复合陶瓷的巨型匈牙利馆。

每一个国家馆都在宣示着自己的民族个性，或张扬着占据主流地位的政治美学。正是这一情况的形成和变化，构成了今年的策展人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所定下的国家馆主题——“吸收现代性1914-2014”的核心。他所提出的问题来自于这一个世纪以来对城市发展的观察：一百年前，城市有着各具特色的街景，建筑细部丰富有趣。而百年后的今天，在当代商业中心区域充斥着毫无个性的城市风光，玻璃高楼、高速公路，你甚至无法分辨这是休斯敦还是迪拜，拉德芳斯（位于巴黎）还是多哈？而库哈斯提出的问题就是：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这些原本形态各异的城市为何如此步调一致地吸收了现代性？一种建筑风格是通过何种方式赢得如此霸权的？

至少从表面来说，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触及了建筑学科中一个颇为“禁忌”的主题——风格。现代主义在其甫一出现之时就以激进的、政治引导的姿态试图重新建造城市，这种城市没有阶级差异，一切以技术优先，到处都是汽车和阳光露台。现代主义就以这样乌托邦式的幻想迅速风靡为流行的风格，一种表达情趣、时尚和感知现代性的方式。现代主义最为经典和持久的代表作，不是公共的住宅街区，也非私人小屋，而是在20世纪中叶那些漂亮优雅的商业办公楼，但也正是它们构成了现代都市乏善可陈的城市景观。

建筑就是这样一个颇为有意思的领域，那些我们厌恶的东西和喜爱的东西也许非常相似。问题的关键往往在于度。库哈斯举例说明了这一点，一个建筑师可能一方面很尖锐地抨击当代建筑是如何屈从于金钱和商业而显得无望，另一方面他自己又不自觉地束缚于这种他所厌恶的普遍性。

库哈斯曾阐述过他对建筑中“普通”的热衷：他自己的设计往往由廉价的、现成的材料和标准化的部件组成，完全区别于他的同代人竭力创造极富个人特色的建筑。库哈斯规避了地方特色和特殊性，从而使他比其他同辈更加贴近热衷于大批量生产的现代主义先锋们的那种现代性。

在今年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库哈斯就以关注普通而非特殊（这是双年展通常的主题）来解析这一悖论。在意大利主场馆，他的主题“建筑的基本元素”是关于不同构件如何共同组成一栋建筑。在他们的装置中，演变和标准化，构建起了当代建筑最普遍的状态。

尽管库哈斯的双年展以城市研究出发，但对一个世纪以前的城市景观和当下进行比较，事实上有那么一点不太真诚。就在20世纪末国家性的表达和纪念碑式的建筑大规模兴起以后，法国学院美术的模式确实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世界主义默认的建筑形式，恰如现代主义在当代。从伦敦到米兰到华盛顿到莫斯科，1914年占据统治地位的街头风貌更多是受到巴黎而非当地传统的影响。国家浪漫主义被法国席卷而来的风潮碾压，一如时尚和美食。

那个时期少有的创新发生在工业建筑领域和殖民地。在那里，统治阶级乐于吸收当地的建筑理念并和他们自己的风格相结合从而创造出一种混合风。他们用深深根植在那片土地的建筑宣告着谁才是权力者，想想埃德温·鲁琴斯（英国建筑师）的新德里或是卡萨布兰卡的法式建筑吧。

一个世纪以前，我们也见到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摩天大楼的诞生（Cass Gilbert 于1913年建造的Woolworth大楼）。它们如同从基岩上被挤压出的一座巨塔，形式而非风格在这里萌发。

库哈斯对于摩天大楼的精辟解析可见于他1975年出版的《癫狂的纽约》一书，书中举例说是电梯的发明让人们梦寐以求的超高层大楼成为现实，但同时也实现了建筑物表达和结构的分离。从外部来看，这种无止境向上延伸的建筑已不再具有任何结构上的逻辑和原理，被应用的，仅仅是风格。

在2001年库哈斯的一篇文章《垃圾空间》中，他将这一理论进一步推进，认为空调和电梯等最终打破了建筑对环境的责任以及建筑与规模之间的任何联系。“建筑在20世纪消失了。”他这样写道。

建筑师们是衰弱的：他们现在的主要职责只是塑造外形，根据开发商的要求绘制设计图，处于建筑业食物链的最底端，而对这种衰弱，他们自己要负起很大一部分责任。城市需要可被辨别的高层建筑来绘制自己的天际线，而建筑师们则急不可耐地创造它们。

早已成名的建筑师们，做着一些与环境相容的低矮的房子，建造着真正的城市，至今仍被后人追捧。而现在，那些世界知名的明星建筑师们——库哈斯毫无疑问是其中一员——用他们千姿百态的建筑构建起了这个世界的天际线。正是这些超级巨星在被不断模仿，各种跨国集团的合作实践——消化和稀释了那些明星设计师的作品后，使所有建筑变得似曾相识，亲民却廉价，对开发商、建筑顾问和承包商来说，是将整个世界同化成一个乏味的地方，就像单调的新加坡。

上个世纪70年代的某一刻，人们曾经看上去有了不同的选择。所谓“批判的地域主义”是由一小部分建筑师和评论家所做的尝试，他们想要逃脱这种全球共同的陈腐平庸，而更多关注当地的建筑传统、材料以及类型。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接下来几股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前哨，而是现代主义为适应当地性而做的改良。

那些提出这一观点的人，诸如尤哈尼·帕拉斯马（芬兰建筑师）、阿尔瓦罗·西扎（葡萄牙建筑师）、艾德瓦尔多·苏托·德·莫拉（葡萄牙建筑师）、卡罗·斯卡帕（意大利建筑师）等本身声名显赫，但他们的这一理念却并未被广泛地传播开。这些杰出的建筑师，往往以他们所理解的现代主义，在自己居住的城市中建造一些小型或中等体量的房子，这些房子简单平实，用传统的工艺即能扎根城市。

综上所述，现代主义并不是一种风格而是我们这个时代默认的不可避免的建筑语言。它似乎成为了一个有意思的借口，只是比其他的风格简单一些而已：易于设计也易于建造。建筑界毫不抵抗地将自己转型成为那种制造高楼的工匠，似乎这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方法。

事实上，就如同库哈斯所呈现的那样，由于技术和规模的发展和扩张，建筑的外部已经和内部完全分离了，这样说来，建筑也就终结了。剩下的只有零星的精品项目，提醒我们在多年的教育和百年的文化之下，仍有一些基本原理存在过。建筑吸收了现代性，而现代性将其完全吞噬然后吐出。

现代性，而非现代主义，完胜。

（原文5月30日发表于金融时报网站，作者系《金融时报》建筑评论员，本文刊出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