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孚、陈寅恪及其他

老报人罗孚逝世之后，内地与香港出现了不少纪念文字，《上海书评》也登出了《罗孚：带着一生的秘密走了》（2014年5月11日），揭示了他的另一层身份及晚年志业。文章谈到罗孚在“北京十年”期间，曾“认真研读了黄仲则和陈寅恪的诗”。若要论罗孚与陈寅恪的因缘，倒也真值得多提上几句。

除了曾研读陈寅恪诗文，罗孚写下的有关陈寅恪的文字不在少数，如在《明报》刊出的《陈寅恪自挽乎？》《见机而作妙联》《周一良谈陈寅恪》，《明报月刊》登出的《陈寅恪和冼玉清》《提到陈寅恪想到蒋百里》以及《大公报》的《陈君葆与许地山陈寅恪》等。这些文字篇幅往往不长，但或澄清疑问，或补充细节，至今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以上文章多写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那时谈论陈寅恪已属稀松平常或一时风气，但如果将时间点再前溯一二十年，回到陈寅恪逝世的那一年，则可发现罗孚之于陈寅恪事迹的传播实在功莫大焉。1969年陈寅恪去世的消息能够为海外人士周知，正是得力于罗孚的率先披露。

其时，罗孚以“丝韦”的笔名在《新晚报》发表了《记陈寅恪在广州病逝》，直接激发了海外的广泛纪念热潮。当时众多的悼念文章，都说自己是从罗孚文章得知信息的，如曹聚仁在《谈唐学——悼念陈寅恪先生》写道：“读丝韦先生《岛居杂文》，知道陈寅恪先生已在广州逝世了……”牟润孙亦在《敬悼陈寅恪先生》中说：“陈寅恪先生逝世的消息见于香港《新晚报》，到现在已将三个月了……”

罗孚的文章，不仅报道了消息，且引用了《蒙自南湖》《乙酉冬夜卧病英伦医院》《和陶然亭壁间女子题句》等诗篇，这或许是罗孚研读陈寅恪诗之始。以此来看，可说罗孚于推介陈寅恪有功，而陈寅恪于“诗人罗孚”的养成有隐性影响。

虽然罗孚的文章在当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新晚报》毕竟不能在内地轻易得见，这也导致罗孚的“首功”被隐没了四十年之久，直到2012年才由葛兆光先生在文章中道破（《“总有人在万里之外牵挂”》，《文汇报》2012年9月2日）。葛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访学时，得见《陈寅恪资料集》，是一种剪报资料，其中收录了守为、克亮、章曼、慧庵、费海玑、今圣叹、清华生等人的回忆或纪念文字，前述丝韦和曹聚仁的文章也在列。以后，陆键东先生在修订《陈寅恪的最后20年》时，根据葛先生提供的资料，也肯定了“丝韦”的贡献。由此，我们才知道罗孚与陈寅恪之间渊源已久。

于是，我们不得不对《陈寅恪资料集》这本“奇书”另眼相看。葛先生当年的文章已经将这本书评介得很详细了，但也留下了一些疑问，如它到底是由谁编辑的，又是如何传到了大洋彼岸等。其实，海外学术机构中拥有此本资料集的并不止普林斯顿一家，耶鲁大学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等也都有庋藏。与此资料集类似的书大概还有数十种，从政治人物罗瑞卿、乔冠华、龙云、胡乔木、蒋经国、宋子文到文化人物郁达夫、郑振铎、辜鸿铭、梁漱溟、巴金、梁实秋等，可谓琳琅满目。（葛兆光先生的文章也提到资料集“既有现代的周作人、丰子恺、张爱玲的，也有古代如李渔、施耐庵、兰陵笑笑生的”，但涉古的资料集编辑单位多署“中国学术资料社”，笔者不能确定它们是否为同一家制作。）

由上述图书馆的馆藏信息，知这些“资料集”的出版机构都是“陶斋书屋”。“陶斋书屋”究竟是何方神圣，我后来由许定铭先生的文章中得到了答案。据许先生介绍，“陶斋”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著名的“二楼”书店，“开在湾仔轩尼诗道， 夏巴 车行附近一座商住楼宇的三楼，店主人是姓史的外省老头。全店不过二三百尺，四周摆满了书架和叠起的纸皮箱，挤满了旧书和剪报资料。……店主人从旧报刊和单行本中，搜集同一作家的珍贵资料，影印后装订成册，便成了诸如《老舍研究资料集》之类的数册，报价卖到外国的图书馆去。”（《醉书随笔》，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105页）

《陈寅恪资料集》出版于1970年，这一年，自罗孚《新晚报》文章开端的纪念热潮已经遍及港澳台诸地，“陶斋”的主人史老头得地利之便，有充足的报刊资源可供利用。可能是出于应时之目的，他制作出了这本小书。虽说现在看来，他的工作近乎“剪刀加浆糊”，但毕竟保存下了珍贵的史料，并引发一段普林斯顿的后世相知之缘，故也算是功绩一件了。 宗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