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稀罕女指挥

早报记者 陈晨

说女指挥少，其实并不科学，至少如今行业里从事指挥的女性并不稀罕，音乐学院指挥系招收男女生的比例也基本持平，尤其合唱指挥，常常是女性的半边天。新中国建国后不久郑小瑛便崭露头角，直到如今85岁仍活跃在舞台上；上海交响乐团现任驻团指挥张洁敏也是美女一枚。

但是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女指挥少有，事实上是指，在顶尖领域内，罕见女性身影，比如能指挥动全套瓦格纳歌剧的只有这独树一帜的西蒙娜·杨，能够站上BBC逍遥音乐节的只有一位破天荒的马琳·阿尔索普；能够享受到偶像待遇的也只有西本智实……

在西方古典音乐的传统中，女性曾经是被排除在外的“局外人”，别说指挥，乐团的演奏者，以及歌剧舞台上的歌者都没有能够容纳女人的一席之地，以至于当需要一个高音声部时，他们还得惨无人道地把男性变成阉人。而今天，当女性在乐团中占据半壁江山，独奏家层出不穷，女性歌唱家个个身价不菲之后，惟独女指挥，依然能够持续地成为业内外人士孜孜不倦讨论的新鲜事——几乎每年，在欧美的主流、非主流媒体上，关于女指挥的争论和调查总不见消停。

早年的口水大战自不必说，去年俄罗斯指挥瓦西里·派切克还在接受挪威一家报纸采访时表示，“乐队在面对男指挥时更容易做出好的反应”，并认为“拥有一个家庭会使得女人们很难将指挥当作事业般虔诚对待。

而今年4月，芬兰一档电视节目访问芬兰指挥教父约玛·帕努拉，在谈及女性指挥家进入这个行业是否是个好事这个话题时，帕努拉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派切克的观点的确带着强烈的“性别歧视”意味。他指出，“女性的性别特征容易使乐团分心。他表示，“指挥是一个限制性极大的专业，女人们可以尝试，但不会给音乐带来什么增益。”这些说法招致让她们“下台”的抗议，也有不少圈内人站出来力挺女指挥。比如洛杉矶爱乐的首席指挥就在纽约时报上宣称“指挥只是一种技术，根本没有理由证明女性不能够将这门技术发扬得更好”。

不过指挥显然不止是门技术。女指挥的高门槛关乎历史传统、身心构造以及社会学等诸多命题。

首先这关乎一个悠久的传统和约定俗成的观念。15世纪开始有了指挥的概念，而女性进入这个行业则是20世纪的事情了。“在某些方面,我们仍然生活在旧世界。”安东尼娅·布里克是载入史册的首位女性指挥，她还记得1930年代她首次登上指挥台的情形——当时人气正旺的男中音约翰查尔斯·托马斯宣称,他永远不会“屈服”于一个女人的指挥棒下。

坊间流传着一种说法，所谓“男性是视觉动物，女性是听觉动物”，大多数时候这个结论用于某些成年人喜闻乐见的特定领域，但也确有科学研究证明，在对声音的感知能力上，女性要优于男性，尤其是对高频的声音。但研究证明了这种听力的敏感大多作用于对生活中事物的体察，以及对语言做出的反应；音乐则涉及另一番抽象的逻辑思维——在演绎作品时对音律线条进行时空布局。在逻辑思维方面，女性偏形象，而男性更抽象。例如生活中选择看画展女性会比看书法展女性多；而女性钢琴大师少于女小提琴大师，因为相对来说线状声音的小提琴比点状声音的钢琴具象，钢琴的平均律已经不完全是自然音阶。且作为复音乐器，钢琴需要更复杂的逻辑思维和配合。而且即便女性听觉感受力更强，传达力上未必不打折扣，受到刺激和信息输入的敏感度未必能成正比。

但这些显然也不能够作为女性在从事指挥这个职业上处于劣势的理由，因为听力和对音乐的组合能力只是指挥能力中的一部分而已，尤其在今天，这个能力在所有需要的技能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小，指挥的能力还取决于许多音乐之外的东西。

最初探讨女指挥的问题，也是关乎权威的问题。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通常接受比自己强壮、声音比自己大或者更有攻势的人作为领导者。女士在这些方面完全不占优势。在多数文化中，女士被教导并习惯于与人和谐相处，而指挥是一个很有攻击性的职业，通过自身肢体的信息输出，从而达到一种驾驭，这或许与男性天生的攻击性更为吻合。

至少那一套动作是男人们摸索出来的，女性在效法中有时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即便种种学校教育与大师班训练营不再排斥女性，能够让她们走上职业道路，事实上，指挥一直存在着一种男性化的“生理模型”：“当男人做出力量性的手势，他们散发的是满满的阳刚之气。”

当然社会学的原因是更容易被人们联想到的，却也是许多女指挥不愿意承认的，说因为家庭牵绊无法成就事业，女性天生为家庭牺牲的观点本身就带有“性别歧视”的意味，更多的时候，女指挥的问题不是“女性能否成为指挥家，也不是“这个既定行业和社会系统是否允许女性成为指挥家”的问题，澳大利亚芭蕾舞团的首席指挥Nicolette Fraillon也是个女性，帕努拉惹风波时她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表示“在任何领域里，性别平等都是一个不应被回避的问题;它需要被公开讨论,从本质上解决”。而抛开音乐，似乎在所有的艺术、科学、商界领域中，金字塔顶的女性同样凤毛麟角，“女指挥”的少数并不构成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