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葫芦
笔者以为尚有十分重要一面罕经人道，即葫芦有特殊之体质，美妙之色泽，故可制成观赏价值极高之艺术品及工艺品，盘、碗、瓶、壶、炉、罐、盂、盒之外，堂上陈设，案头清供，闺房佩饰，乐器音槽，无不有之。他如簪花注水，贮药盛烟，呼鸟饲鹰，畜虫系鸽诸具，亦足以赏心悦目，养性怡情。其中尤以范制葫芦，自然生成，而造型结体，文字画图，悉随人意，真可谓巧夺天工，实为我国独有之特殊工艺，而西方人士讶为不可思议者，讵不应大书特书。此外复有多种装饰方法，使之生色增辉。绳网勒扎，交互呈文，仿佛花苞欲绽，结彩成球。燃香火画，可缩名山大川于盈寸之间，移嘉卉奇葩于指掌之上。坚刃砑押，浮雕隐起，恍如竹刻之薄地阳文。针划墨染，细若游丝，视刻瓷尤为纤密。煮红刀刻，流畅快利，与宋磁州窑同一民间意趣。故葫芦之美，美不胜收，不妨称之为葫芦艺术或葫芦文化。葫芦之天然美、人工美，前人虽有言及，惟片言只语，遗阙尚多，今为表而出之。
葫芦至此，已尽欲言。顾不能自已，又信笔所之，写成捉虫、育虫、养虫等篇。良以葫芦静止，有虫则灵，声出于中，愈增其美。言葫芦而不遗鸣虫，亦犹爱屋之及乌也。更以葫芦畜虫，由来已久，为博视听欢娱，破寒冬寂寞，萃多人之心力，寄无限之情思，长期研习，世代相传，乃形成特殊之耽爱。鸣声务求其悦耳，器用不厌其妍华。凡此虽得诋之为玩物丧志，亦喜其可冶性陶情。毁誉纵殊，终不失为我国独有之民间习俗。鉴于明清以来，鲜有形诸笔墨，故不辞琐碎，缕缕述之。知我罪我，皆非所计也。
（节选自王世襄《说葫芦》前言）
【促织经】
贾似道撰《促织经》旧抄本
南宋贾似道《促织经》为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共二卷，分论赋、论形、论色、论胜、论养、论斗、论病等，对蟋蟀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赵子玉罐虽名色纷繁，然简而言之，又有共同之特征，即澄泥极细，表面润滑如处子肌肤，有包浆亮，向日映之，仿佛呈绸缎之光华而绝无有杂质之反射，出现纤细之闪光小点。盖腔相扣，严丝合缝，行家毋庸过眼，手指抚摩已知其真伪。
—— 王世襄《京华忆往》
范四瓣，底足内瓣痕清晰可见。造型如鱼篓，取其扁薄，易于入怀。此为官模子之别出心裁者，极为难得。
—— 王世襄《说葫芦》
紫禁城里叫蝈蝈
王世襄
温室种唐花，元旦可以观赏盛开的牡丹；暖炕育鸣虫，严冬可以聆听悦耳的秋声。人工育虫，不知始于何时，但至迟晚明人可能已以此为业。刘侗《帝京景物略》卷三《胡家村》称：“促织感秋而生，而音商，其性胜，秋尽则尽。今都人能种之，留其鸣深冬。其法土于盆，养之，虫生子土中，入冬以其土置暖炕，日水洒绵覆之，伏五六日，土蠕蠕动，又伏七八日，子出白如蛆然。置子蔬叶，仍洒覆之。足翅成，渐以黑，迎月则鸣，鸣细于秋，入春反僵也。”
促织，即蟋蟀，通称蛐蛐，是北京冬日所养鸣虫之一，此外还有蝈蝈、札嘴、油壶鲁、梆儿头、金钟等，都能用人工孵化培育出来，使之鸣于冬日。
早在清前期，民间育虫的方法和冬日欣赏鸣虫的习俗便被引入了清宫紫禁城。值得注意的是宫中的蝈蝈用锦囊或绣笼来贮养，而民间却用的是葫芦。不过笔者相信乾隆之后不久，紫禁城内也大量用葫芦来养蝈蝈了。我们只要看乾隆以后大型匏器不再模种，而从道光时起，宫廷和王府大量范制蝈蝈葫芦，至今还有多件宝物传世，便可深信不疑。
近年在海外的古玩广告和拍卖图册上，往往可以看到贮养各种鸣虫的葫芦。由于他们分不清是养哪一种虫的葫芦，故一律被标名为Cricket Cage（蟋蟀笼）。而且几乎所有的蝈蝈葫芦都被安上象牙框子和高起的蒙心。这不禁使人感到卖货而不识货，未免有些“露怯”。
看来有不少和中国民俗学沾边，又似乎微不足道的老玩意儿，其中都有许多名堂和讲究。由于过去认为难登大雅，算不上是文物，即使有所了解也不愿为它多费笔墨。因此现在要知道它可能比研究某些重要文物还要困难些。不知读者同意我的看法否？
（节选自《紫禁城》1990年第5期王世襄《紫禁城里叫蝈蝈》）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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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