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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者：严阵
我的童年也许在现在的孩子看来很艰苦又很无聊，但那时的我们真的没这么觉得，可以疯玩，有很多小伙伴，没有补习班，没有做不完的作业，可以上树也可以抓鱼，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期待，真的很快乐。
居委会仅有一台电视机
我1970年出生在上海原卢湾区的老西门地区，那是典型的石库门里弄。逼仄的弄堂里，头顶永远都悬挂着72家房客的衣裳。我和家人就住在底楼靠近天井的一间小房子里。父母亲和我的弟弟睡在外面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我和奶奶及姑姑则睡在小阁楼上，三四平方米塞下一张床后只剩下仅能供人通过的狭小过道了。现在想起来，还记得当时小阁楼毛糙的墙上贴满了写着口号性标语的报纸。
当时，我和弟弟都没有上幼儿园，那时好像大部分家庭都没有送孩子上幼儿园的概念，也没有像现在的家长从一出生就考虑早教的事。那时，我和一大帮弄堂的孩子每天就在外面疯玩，玩打弹珠、刮豆腐刮子、飞香烟牌子、斗鸡……还特别喜欢跟着看起来很厉害的大孩子，显得自己也很厉害似的。
现在的孩子从小就有各种动画片看，有电脑、iPad可以玩各种游戏，我们那时家里根本没有电视机。只有居委会有唯一一台黑白电视机，虽然只有两三个频道，但在当时可是“国宝”级别的。每当电视要播放《地道战》、《地雷战》、《战上海》等抗战片时，居委会都会提前写通知公布放映时间，到了真正放映的时间，弄堂里那挤得叫一个水泄不通啊，我们回家都只能绕道而行。
40多平方米住9口人
那时，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太好，父亲在烟糖公司上班，母亲在原卢湾五金交电公司上班，工资不高，家里添了弟弟以后，父母就更加节省了。父母很少带我们去公园玩，因为那时的公园都要收费，虽然只要几分。
除了周岁照，我孩提时代唯一的一张单人照就是在虹口公园拍的，也就是现在的鲁迅公园，当时只有3岁，我参加爸爸单位组织的活动，爸爸借用别人的相机给我拍了这张照片。
当时家里吃的也不是很好，基本上每顿都是素菜和饭，很难看到荤腥，因此当时我们最大的期盼就是快点过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我们才能吃到很多平时吃不到的美味。过年的时候我也喜欢跟着爸爸去他单位值班，因为那时很多叔叔阿姨都会带些好吃的过来一起分享，我自然也能“蹭”到一些。
那时洗澡都要花上三四角钱去澡堂排队，所以一般一两周才去一次。记得有一天，我和弟弟刚洗完澡出来，饥肠辘辘，突然闻到澡堂子外的茶叶蛋摊散发出浓郁的香气，我和弟弟把身上仅有的几分零花钱全花了，买了两个茶叶蛋吃，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世间最美味的食物了。
二年级下学期时，因为父亲福利分房，我们搬到了静安区新闸路653弄的公房中，由于转学手续还没办完，为了节省车费，每天清晨我都会走半个小时去老西门的小学上课，放学再走回来，就这样整整走了一个学期。
虽然换了房子，但住宿条件却更艰苦了，因为在外地当知青的叔叔当时也回来了，这套2个房间共40多平方米的房子根本不够住，等叔叔结婚生子时，房子整整住了9个人。父母和弟弟住小间，外面的大房间一分为二，叔叔一家住一半，奶奶和姑姑住一半，我就睡在父亲给我搭的小木板床上，现在回想起来，房子里最多的就是床了，而且我的木板床还经常有臭虫钻出来。
9个人居住的情形维持了两三年，直到婶婶单位分房后，叔叔一家才从这套房子搬离，居住环境稍有改善。
课业轻松最喜欢去农村
我们那时候的课业学习很轻松，因为没什么可玩的，每天晚上八九点就早早睡了。还记得那时最开心的两件事情。一是寒暑假的时候去南汇的姑姑家。姑姑家在农村，可以爬树、挖泥、捉鱼，那时冬天雪总会堆得特别厚，和小伙伴们打雪仗特别过瘾。
另外一件事则是和小伙伴们沿着当时还很黑臭的苏州河河堤，边走边看河上川流不息的船只，对面仓库、建筑的风景，吹吹凉风，也就一点都不觉得臭了。
最盼望的就是学校春秋游，可以去鲁迅公园、上海动物园，父母也会提前给我准备好一个面包当中饭，直到我考上上海第一师范（中专），才第一次离开上海，跟同学们去无锡游玩了一趟。
也许在如今从小就游历各国的孩子看来，我的童年艰苦乏味，甚至连童年照都找不到几张，完全不值一提。但我觉得跟父母的时代一比，我们真的算不得苦。我也怀念那样的时光，人活得都很单纯，也没有那么多欲望，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孩子们可以尽情地玩……
(早报记者 吴洁瑾 整理）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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