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这个时代的废墟感

特约记者 陆晓帆

“我做这个作品基于两点。第一点，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这个时代就是废墟的时代，面临着过去的差异和未来的价值，而我们恰恰站在了废墟的点上。我们从懂事到成型接受教育的时间，基本上都是传统教育，后来大量思潮涌进中国，我们处于这个交接点上，是一种非常纠结、痛苦的，也有点不知所措的心情。我们需要重新建立一个体系，我是基于这个文化心态上，来创作这个作品。

恰恰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转型的时候成长，所以我们保留着原来的传统。城市化建设跟文化发展是不可阻断的，但过去的东西可以学习、借鉴，可以作为经典来崇拜。不过我们再也不能走这条路，这种特殊的心态造就了我对这些方面问题的思考。”当代艺术家李纲说。

在由《收藏·拍卖》杂志主办的“废墟—李纲水墨方式再解组”研讨会“现代城市与废墟”中，来自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冯原、艺术家李纲、设计理论和设计史专家王受之、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袁奇峰以及香港废墟达人刘李林等进行了一场从历史、文化艺术、城市发展、建成规划以及社会学等角度研讨现代城市与废墟之间关系的讨论。

废墟的量接近于正建筑的量

冯原：李纲一直介入到当代艺术的实践中，他个人作品的呈现，主要还是在水墨的领域中。但今天我们观看他整个作品的形式和手法，既保留了水墨的主要特征；同时也大大跨越这个特征，把许多不同的手法都运用到展览中来。

一个项目或一个城市建设，是如何被达成的？又是如何被拆走的、或者说一个项目本身，是如何凝聚经济资源，然后又转换成社会政治的成绩、权力或者是各种表达性的内容。我觉得展览的复杂性和灵活性会引发很多思考。

王受之：看了李纲的展览，感觉非常震撼。我们平时看这种废墟的东西也很多。我生得比较早，是“抗战”以后出生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建设非常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国家基本上没有什么新建设、也没有什么废墟。“文革”结束以后，越拆越多、越建越多，但近年以来废墟感反而是越来越大。我觉得有点奇怪，按照一个国家发展得这么快、建设得这么好，应该废墟不多才对；但现在中国的废墟，好像跟正建筑的量，差不多。这是我第一个感觉。

现在你到一个城市，看见一堆新的，就肯定有一个是废的，并且废得很糟糕；新的里也有种废墟感，这是我第二个感觉。因为一些新建筑做完以后，你觉得已经是个废墟，它的建筑是很差的。所以我们讲的废墟，是指两种，一种是实际废墟，另一种就是有废墟感的新建筑。比如，城中村是一种废墟；还有政府做的楼台管所，也是一种废墟。他做成古罗马的样子，本身就挺废墟的。但从更泛的意义来说，有一种时代的烙印。可能50年以后，这个时代那些土豪的炫耀都会被忘记，废墟感会深刻地留在我们的脑子里。

内生的破坏力

冯原：从全球文化对比的眼光，来看中国近20年的发展，王老师提供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观念，就是我们不只观察到了被拆迁的废墟，还能看到很多看上去很完整，但设计上是美学废墟的。

袁奇峰：作为一个城市规划师，从我的角度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城市发展中谋划、推动的角色，有很多想法都要通过我们的手变成现实。比如我曾主持珠江新城的规划，但我面临着要把一些地方变成废墟的要求。当时我们确定了两个城中村不同的处理方案，一个是冼村，它的土地价值高，农民就把它从原始村庄变成完全废墟的村庄的状态，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拆迁。

另外一个城中村其实很美，就是猎德村。猎德村要拆迁前我着急了。1993年有一个美国的规划队伍来帮我们做村庄规划，他们提出猎德村是一个水乡村庄，应该保留。我们2003年完成第二版规划的时候，俨然是把猎德村当成一个要保留的村庄。所以在我知道它们要拆的时候，就说这个地方应该保留，可以使珠江新城的历史往前推几百年，结果村民投票一致投票通过“拆”。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无奈，因为除了城市本身的发展不得已拆迁之外，内生拆迁的诉求也是很强烈的，所以广州的城中村改造推动得非常快。因为农民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得到极大的利益，所以他们内生了破坏自己家园的力量，我看到的是非常严峻的。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急剧发展变化的时代。社会在快速发展、经济在快速发展、空间在快速地变化，然后又再重构；而重构又有完成的时候，这就是废墟的出现，因为在急剧的变动过程中，大家都发生了很多变化。所以我觉得“废墟”这两个词，抓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分裂点。

我觉得其实是共谋。即便我们已经想清楚，而且已经形成某种政府文件共识的时候，推土机还是会按照这个程序，可想而知下面对土地的压力和政府发展空间的诉求，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是这个时代制造废墟的人。要感谢李纲把这种断裂感和时代废墟的艰辛拿出来，上升到了意识形态。

“国家的现代性对个人来说很纠结”

王受之：废墟在英文里面有两个词，一个是ruins，就是一个东西坏了变成一个废物，接近废墟；另外一个叫debris ，就是破铜烂瓦，也接近废墟。废墟给我自己最大的感触，废墟在以前是一个东西，把它拆掉了，就没有了。为什么我说对这个城市有废墟感，因为这个城市不停地在把一个东西拆掉，然后再重新做。

冯原：废墟这个概念，在西方建筑史上是在十六七世纪以后才被引人关注，那时开始有人关注古希腊的遗址。到了纪工业革命之后，我们今天所有的城市和成果，都是基于工业革命之后的技术和政治，都是现代性的结果，创造了物质上的奇迹；但另一方面确实也割断了，或者使得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经历和体验，都有不同的废墟感。这个废墟跟历史发展背景是有关系的。在这个意义上，李纲的这个展览可以看出他的一种自我救赎。因为这种治疗，导致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水墨画以及今天的社会建设的反思，他所采取的方法是回顾过去，但目标是要转向未来。

袁奇峰：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关注日本的原因，日本找到了一套很有意思的中间道路，在废墟的转换过程比我们更自信。而我们总觉得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更多一些，其实我们国家、文化、政治，甚至每一个人都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就是废墟：我们制造了一个东西，然后垮掉了。我想可能日本建筑师找到了精神层面的东西，用非常现代的表达、非常精准的构造，让你知道这就是日本。我们中华民族出现了很多伟人，像孔子、老子、孟子，有很多精彩的原创作品，但我们现在还没法做出来。这个是跟国家的政治重建、或者一系列的东西建立在一起，可能才会有机会，在艺术形态层面上呈现出来。无论是作为艺术家还是个人的体验，或者作为城市建设者来说，我们身在其中同样有这种体会—就是国家的现代性，对我们个人来说都是一种纠结的呈现。

常州青果巷：历史街区更新的场所精神

特约记者 陈辅 发自江苏常州

平平仄仄的石板路蜿蜒向前，这是一条典型的江南古巷。南面临水处有古石桥跨越，巷子两面多是低矮老屋，粉墙黛瓦蒙上了岁月的烟尘。有些已经废弃，户牖破落，门前一段干瘦的木门槛。中段位置的礼和堂正在修缮，两层楼高的建筑蒙着一层篷布。有住户的房屋，大多只能算是临时性的栖身之所，在一个院门旁铭刻着“清代段宅”的院子里，内厅充作厨房和饭厅，门户都不完全了。在晚清画家恽鸿仪故居，行人可以一直走入一条二三十米长，宽仅约一米的狭弄，据称这是苏南旧时大户人家特有的建筑部分，从入门第一进贯穿到最后一进院落，通常叫备弄。弄内光线昏暗，时间仿佛在此静止。

这条僻静小巷是有“江南第一名巷”之称的常州青果巷，相较常州近年火热打造的主题公园中华恐龙园和太湖湾动漫主题公园嬉戏谷，这里并非普通游客之选。

临街休息的一位中年男子对上前攀谈的我说：“为什么来参观？是看了电视《青果巷》？”

电视剧《青果巷》今年3月在中央电视台8套黄金时间播放，这可能是国内首个大手笔的“电视剧版”城市宣传片。当地媒体报道称，此剧“由常州市委宣传部主抓，是央视中国梦系列展演的预热作品之一”。

500年历史的青果巷有着一连串著名人物的印迹。这条连接常州主要商业街南大街、紧依古运河的巷子，走出过洋务运动先驱盛宣怀、民初谴责小说家李伯元、故宫博物院创建人吴瀛、剧作家吴祖光、语言学家赵元任、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革命先驱瞿秋白、七君子之一史良等诸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城市大发展的大背景下，青果巷的历史建筑风貌已显衰败，全国历史建筑面临的“去留”问题似乎难以回避。

“尊重各时代为历史建筑所作的贡献”

今年4月底，筑原设计机构（广州）主持的《共生与秩序—常州市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获得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IFLA）2014年评比的景观规划类杰出设计奖，该机构同时获奖的还有另一项目西安国际社区沣河堤岸与湿地。

IFLA于1948年在英国剑桥大学成立，总部设在法国凡尔赛，现有71个国家和地区的风景园林学会为其会员。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导，是国际风景园林行业内影响力最大的学术最高组织。

筑原设计机构（广州）首席设计师陈圣泓解释说，青果巷项目的设计充分体现《威尼斯宪章》关于历史建筑保护的理念，强调各个时代为历史建筑所作的正当贡献必须予以尊重，对缺失部分的修补必须与整体保持和谐，但同时需区别于原作，以使修复不歪曲其文化或历史见证。在此基础上，融入生态环保节能等新技术，适应绿色与低碳的未来发展需求。

“这个项目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更新有示范意义，呈现出以时代发展的视野看待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问题，一方面保护历史传统风貌，尊重地域特色文脉；另一方面，体现时代发展的特点与要求，植入新的功能，推动历史街区在保护的前提下健康向前发展的这一国际化趋势。”

在规划图上，筠星堂名人博物馆、贞和堂名人博物馆、八桂堂名人书画馆、礼和堂周有光图书馆、松健堂运河博物馆等次第展开，三家主题酒店安然堂、鱼乐堂、随意堂坐落其间，青果广场、进士广场、正素广场等错落其中……

“共生与秩序”效仿卢浮宫入口

关于新青果巷的设计理念策略，“最终关注的是场所精神和可持续意义”：将保护方式从静态、僵硬、单一的保护方式转变为整体综合、柔软保护、利用和更新的方式，实现历史与现代、社会与自然的“共生与秩序”。

著名挪威城市建筑学家诺伯舒兹在1979年提出了“场所精神”的概念。对于场所精神的理解，陈圣泓认为，文脉是场所之魂，场所精神要求充分挖掘场所文化与地貌特征，从文化因素寻找内在线索，“共生与秩序”体现了对于场所精神的理解，强调关注和尊重外部环境空间领域中诸多客观存在的物化和文化因素，探究其内在精神和一切可控制性元素，并通过对其中诸多复杂因素的争论、评价和取舍，并最终获得一种协调。

保护历史遗存和城市发展这一矛盾如何在共生中表现出新的秩序？“共生与秩序”这一理念被灌输在筑原设计其他项目如江苏学政衙署遗址公园、常州圩墩遗址公园、红梅公园和西安半坡遗址改造等上。陈圣泓说，“青果巷项目重点在进士阁建筑及其他抽疏—即采用减法，对场地内临建、违建以及与环境不融洽的建筑进行拆除，留出绿地空间，并划分为若干个公共花园，为居民提供休憩、交流的场所。”

青果巷项目最初有两条路线可以走，一是修旧如旧，以完全复古的手法来修复和发展此区域，二是尊重场所精神，在保留文物建筑原真性的基础上，符合时代发展特征，延展街区形象与功能。

当时甲方希望复古，采取保守的做法，但筑原认为，贝聿铭法国卢浮宫入口成功的设计和西湖雷峰塔的做法，说明采用符合《威尼斯宪章》的做法，才是当今时代的一个发展方向。

设计完成时，甲方请来的专家评审也分成两派观点，一是修旧如旧的复古手法，二是在保留文物建筑原真性的基础上，延展街区形象与功能，两种观点完全不同。陈圣泓说，“最后，这一项目获奖，表明这是当今世界大的倾向和趋势。”

青果巷原居民何去何从也成为焦点。在挂着一块“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及东侧历史风貌区修缮与保护项目房屋征收第八工作组”牌子的房间内，一位工作人员说，征收工作已经完成90%。

由于城市发展带来人口膨胀，造就历史街区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改造都需要面对功能调整后原居住人口的疏散问题，青果巷项目坚持了“原居民不少于30%”的底线—设计建议改造后保留50%的原居民，2020年后，原居民调整为40%，远期至少保证30%以上的原居民比例要求，以避免历史街区成为一个单纯的商业旅游街区。

临近傍晚，一位老大爷在门前摆开一张方凳，一盘清水河虾，大半杯老酒，开始了他的晚餐时光。随着改造施工的步伐，像他这样的居民还能在青果巷继续生活下去吗？按照陈圣泓的说法，他就应该这样生活下去。

王肇民：形是一切，一切是形

本报记者 李怀宇

生前寂寞，身后受艺术评论家推为当今中国水彩第一人，这就是画家王肇民。美术理论家迟轲评价“其艺术风格为一种伟大的风格”。学者梁江说“他和他的作品，是当代中国水彩画最高成就的标志。”画家林墉则说“王肇民先生的艺术造诣并不仅限于水彩画。他的诗文，他的画论，他的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生阅历和艺术实践，奠定了他在艺术领域的崇高地位”。

王肇民安徽萧县人，生于1908年，早年喜好绘画，在家乡读中小学时受业于几位很有造诣的美术老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2岁时考入国立西湖艺术学院，受业于李苦禅、蔡威民、方干民，并与李可染为同学。那一年，王肇民参加了美术青年的左翼组织“一八艺社”，担任研究干事，因此第二年被学校当局开除了学籍，校长林风眠专程疏通，使他转入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就读于西画系。到了北京后，王肇民习画之余仍然热衷于社会活动，组织了“北平木刻研究会”，自任组织干事和研究干事。1933年，王肇民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毕业。同年年底，他到达南京，进入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当了半年旁听生，专攻素描。第二年复返北京，成为私立北平艺专及艺术专科职业学校的教授，并兼训育主任。王肇民曾经回忆他的学生时代：“四处所学，各有不同，各有偏向，但加在一起，便比较完整。”

1949年后，王肇民成为武汉中南大学文艺学院的一名普通教员，教素描。1953年中南文艺学院和华南文艺学院合并成立了中南美专，胡一川任校长。1958年中南美专迁到广州，改名为广州美术学院。王肇民开始专攻水彩，他后来说：“至于我学习水彩画的原因，那就更简单了，也就是人皆不学，我故学之，不愿与别人争热门。”他不时受到一种批判的威胁，起因就是他那当时不能为人所理解的绘画风格，尤其是他常常流露对流行的“苏派”画风的不满。一直到了1980年代初，王肇民在给学生上课时还不无自嘲地说他的画“从来过不了海珠桥”。那三十年中，王肇民的水彩画少有机会参加各种类型的美术展览，始终与当时的各种主流风格毫无关系。1980年代后期，王肇民曾写了一首纪念李铁夫的五言诗：“共言钢铁骨，谁解雪霜心。草木馨香冢，丹青寂寞人。”也可看做是王肇民自己大半生的真实写照。

在王肇民临近七十岁时，才开始受到美术界的重视，他的绘画、言论和观点，才开始被人们认识。中山大学教授杨小彦是王肇民的学生，他回忆，当年上课的整整一年中，学生画了多少张画，他老人家就画了多少张，一张也不少，包括画石膏的躯体。这种做法，在美术学院系统，恐怕绝无仅有。而且，上课时，王肇民总是准时到达课室，中休时则认真地向班长说明他去图书馆，15分钟后回来。

王肇民当年反复说过：画画不能凭才气。有才气的画家偶尔画一张好画，我张张都是好画！后来他把这句话写进了他的《画语拾零》：“作画偶然画得好靠灵感，一生画得好靠学问。所谓江郎才尽，不是才尽，而是学问尽了；不是老而无才，而是老而不学。不学所以无才，无才谓之才尽。”

“王肇民大半生所作，以水彩为主，兼顾素描，偶尔也作水墨，也习字。水墨偏向传统，造型谨严，略乏生气；字则稳重，结体端正，用笔果断。两项实践，格调不俗，趣味高古。”杨小彦认为：王肇民终其一生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绘画，他不怕寂寞，不怕受冷落和受排斥，不改初衷，不改风格，不改观点，算是一个极其固执的人了。王肇民提出的最为重要、外界非议也最大的观点“形是一切”。王肇民《画语拾零》中，有三个观点最为引人注目：一是“人当物画，物当人画”；二是“内容不决定形式，形式可先内容而存在”；三是“形是一切，一切是形”。“形是一切”构成了王肇民绘画思想最具特色的部分。

除了画画之外，王肇民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写得一手旧体诗，他在一首《题画》诗说：“一幅丹青但写真，不标宗派不标新。年高未敢轻形似，自谓宋元以上人。”寂寞则是他诗中的一大主题，他在《少年》诗中云：“少年壮志欲凌云，老大始伤无用身。宁向权门为走狗，莫从书卷作诗人。玉楼连苑家家第，锦幄明灯夜夜春。试望长安九陌上，朱轮过处起微尘。”

“匠心造境—王肇民绘画艺术展”将于2014年5月30日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