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埋怨铜像碎了

画谭新钞

何频

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里披露了齐白石的一则逸闻。

某年9月30日，毛泽东复信罗隆基：“来信并承转齐老先生惠赠各件，均已收到，甚为感谢。请将我的谢意转致齐先生为荷。”此处的注释明确指出，齐白石给毛泽东送礼——他的国画《鹰图》和一幅篆书对联“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以及自己使用多年的石砚。

这一次，好书法的毛泽东，把这方白石刻有“齐家后世子孙永存”的砚台留在了自己的办公桌上。可事情并没有完，《毛泽东年谱》1951年1月27日纪事：

就齐白石来信反映日本友人送给他的放置于湖南老家的铜像在土改中被打碎一事，写复信：“白石先生：来信收到，已转寄湖南省人民政府王首道主席请他酌情处理。”

齐白石的原信是怎么说的？有人曾撰文《毛泽东为齐白石纠正成分》，发表于2011年4月20日的《党史信息报》——

1950年11月，齐白石的家乡湘潭县茶恩寺乡开展土改运动。由于他家不种地，本人又长居京城“赚大钱”，便被当地工作队划为“富农”成分。

齐白石知悉后十分纳闷。因为他出身清贫，……于是，1951年元旦后，齐白石写了封信，直接寄给了毛泽东，介绍个中详情。毛泽东在信笺上批了“实事求是，认真调查，还老画家一个公正。”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责成湘潭县委处理时，也特别强调不能因为齐白石是个名人，便偏离现行政策给予“破例照顾”。工作队领会了主席的指示精神，重新核实查对，并经当地乡民评议，知情者反复讨论，最后纠正了齐白石的“富农”成分。

据此来看，埋怨日本人给自己塑造的铜像被打碎和家庭被划定富农成分，当是齐白石的同一封信。毛泽东这时对老乡齐白石的不依不饶很有耐心，或许他觉得很有意思，便一方面批示王首道亲自处理，一边还亲自给齐白石写了回信。事情圆满结束后，本年，齐白石再为毛泽东书写条幅，上书“益寿延年。毛主席教正。九十一岁齐璜”。（《齐白石双谱》）

日本人曾经给齐白石赠送的铜像后来被土改工作队打碎了，这件事闻所未闻。包括当年张次溪为齐白石作的两本传记，都把老画家后来和日本人往来的关系撇清了，何况其他人续说齐白石。而吴昌硕受赠，又转赠于西泠印社的铜像，“文革”中被砍头，随后日本人又给补上。

北平沦陷时期，齐白石和日本人的关系存在模糊处，但知情人和有关方面并非完全不知道。1953年1月7日，按上面的安排，中华全国美协及中央美术学院召开庆祝会，为93岁的齐白石祝寿，场面热烈非凡。作为北京市负责美术界的文化局副局长胡蛮，头天晚上参加过祝寿大会，“遇美术界熟人甚多。由李苦禅兄介绍和齐先生握手祝贺。”但是第二天，1月8日，《胡蛮日记》有记：

下午，阅庆祝齐白石93岁寿辰王朝闻和方明的文章。王说齐不是形式主义的，这种看法不对。他的绘画有艺术性是对的，但无思想性，应指出而不指出就不对。方明说他差不多生活了一个世纪，这个世纪是剧烈斗争的时代，齐白石并未参加斗争。但他保持艺术家的气节，不和统治阶级合作。实际上这不符合事实，齐的艺术还是为统治阶级所玩赏的，只有他们才能够买。而且据说在敌伪时代送画给日本人，是没有什么气节的。王朝闻说他的水墨并不是墨戏、笔墨游戏，而是现实主义的艺术。这看法更不对。请问什么是现实主义的艺术和形式主义，它们究竟是什么东西呢？齐白石的表现手法是有其独到之处，可供我们批判地吸收，但在思想形式上讲则是自然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反现实主义的。齐白石水墨水彩的表现方法可用作批判吸收，用它作漫画和小品……学习他的苦学精神。解放后，他拥护新中国、拥护和平，都是值得称赞的。关于技巧方面郑板桥已有自我批判，我反复研究了他的近作并反复翻看了《中国名画宝鉴》一书中徐文长、朱耷、石涛、“八怪”、赵之谦和吴昌硕等水墨写意，我认为：齐白石是综合了诸家笔墨之长，以描写现实生活中的自然景物。湖南《鱼鹰》等，尤能表现其感受力，以之作漫画，大有可借鉴处。水墨、水彩写生今后仍可提倡并继续创作。

在整部日记中，“左翼”出身且是延安成名的美术理论家胡蛮，对画家齐白石及其艺术的独立思考，“文革”前的记载有许多处。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老画家和日本人周旋的细节，我觉得弄清楚这一点很重要。沦陷时期，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文化人和当局的关系，除了公开投敌出任伪职，如周作人和董康等等为一类。另外则还有若明若暗的文化参与，例如给沦陷区的报纸杂志撰稿或当编辑，参加画展和文艺协会，文酒之会应酬等等，如龙榆生、张次溪，及画家刘海粟、吴湖帆等人，这两类完全不同性质。后人评论，一旦走出非黑即白的误区，摆脱逼仄严苛的惯说空话的思维，人物传记的写作，会有一番更为深宏广阔的境界天地。

羊城胡文辉的新集子《人物百一录》，有两束文章引起我的深思与玩味。第一组关于梅兰芳的：《梅郎少小是歌郎》《再说梅郎》《也说梅兰芳的“趟浑水”》；再一组则直指钱锺书：《钱锺书诗〈沉吟〉索隐》《再谈钱锺书为谁沉吟》。这两位当代的“圣人”或“准圣人”，曾经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不是他们自己左右得了，而是习惯于迷信权威的俗世不准许。胡文辉读书有真性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感慨：“钱氏沦陷时期的个人历史空白太多，这与我们对沦陷区历史在集体记忆上的缺失正相一致。谁知道还有多少与钱氏有过交往却未留痕迹的人物？甚至，谁知道钱氏对自己这一时期的诗作删削过多少？”他自己通过细密的考证，举出堙没已久的实物，如老吏断狱，揭示真相。在其文末的“补记”里，胡文辉特别指出——

当冒效鲁于1942年秋受任伪职后，钱锺书有诗《叔子来晤却寄》：“斗室谈诗席尚温，堂堂交谊不磨寸。是非莫问心终凉，悲喜相看语屡吞。旨在全躯保妻子，事关孤注赌乾坤。思君梦入渔洋句，残照西风白下门。”（原载《国力月刊》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号，未收入《槐聚诗存》；此据范旭仑《容安馆品藻录·冒景璠》，《万象》第九卷第五期）可见钱氏于冒效鲁任伪职事，明明抱有“了解之同情”，绝无与他绝交之念……（胡文辉：《人物百一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

（作者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