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的大“文革”（上）

当代水墨产生的背景是什么？《东方早报·艺术评论》本期独家刊发的知名艺术评论家、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何怀硕先生费时半年多时间完成的《全球性的大“文革”》或许可以给我们以解答。何怀硕先生对传统派有批评，对附庸于西方现代派更有批判，他认为应该由“边缘”走入“中心”，到欧美去亲自观察体验，深入了解，才能为中国艺术的未来找答案。

何怀硕

世变的惊觉

二十世纪末尾，我对时代的变迁有很深的疑虑，很想创造一个意象来画一幅画，表达我对这个世纪的所感所思。

1996年我画成了一幅水墨画，题为《世纪末之月》。这幅画中间矗立一座危楼：高而危殆的一座大厦，陈旧残破，上面有许多胡乱添加，不三不四的违规建物；各层楼各式窗户吐着昏黄的灯光；像铅一样沉重而灰暗的夜空，上方悬着一轮发出诡异光晕的月亮，似乎暗示未来将有大灾难的征兆。画面右边有我的长跋曰：“二十世纪是人类史上最苦难的时代，却也是科技文明空前膨胀的时代。余于世纪末构思此画，以危楼诡月之意象，表现我对二十世纪之感受，忧思与悲悯。斯图一洗山水画之陈腔，冥想未来，但恨不晤后人。”1999年展出于台北历史博物馆我的个展。2005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为庆祝建院八十周年，慎重邀请中国当代名家书画展，我将此画参展，并接受北京故宫收藏。

至今，二十世纪已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今日世界（包括物质的世界与心灵的世界）的危殆与艺术的异化以至死亡，令敏感深思的人触目惊心。虽然大多数人似乎认定时代的变迁无可奈何，人类的命运好像天注定，任谁都不能左右，其实，这是大错。如果每个人苟且享受今日空前丰裕的物质生活，在无奈之中，今朝有酒今朝醉，没有觉醒，那是自取灭亡。现在总得有人先天下之忧，苦苦追索世变之源。

艺术的异化

世变的敏感与个人生存的时代背景有关。我生于珍珠港事变那一年，成长于战后。自少生活的动荡与艰苦，使我感到个人与人类的未来处境有隐忧。我心坎深处对时代惶惑的直觉，流露于言行，常被师友视为悲观主义者。但我在行动上，反而更积极努力，以优异的成绩从美术系毕业。我留心观察世变，读书、思考，亟欲知其来龙去脉。我所学是艺术，我觉得艺术的演变与时代的变迁是连动的；我从来不孤立看艺术，而认为艺术与时空环境是互相批注。

上世纪60年代前后，西方艺术的现代主义初始时给我很大的震撼：惊觉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绘画广义的现实主义开始动摇，文哲内涵逐渐取消了。不过，印象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及某些形式主义绘画等还是有许多可喜可佩的杰作。但其后，越来越多颠覆传统的画派使我渐渐失望、困惑，以至于我看到人类集体心灵的衰落，人文价值的崩解，如北极不断溶冰。艺术也不断在异化中。

早在1974年我第一次去美国之前十年间，我已在台北各报纸副刊发表了许多文章，评论中国艺术面临的问题与西方的现代主义。抨击“崇洋媚美”的风潮以及认为艺术已无国界，应该跳脱民族主义传统的羁绊，“世界艺术”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等谬误观念。1973年我第一本文集《苦涩的美感》，与第二本文集《十年灯》甫出版而不断再版，大概有近十万本的销量。在小小的台湾地区书市，非小说类有此成绩，称“薄有文章惊海内”，也不算太夸张。当时成副刊常客，一两年便出文集一本。那时候，中国内地从反右到“文革”，一直在政治斗争热潮中，与世隔绝，不但不许崇洋，连“现代主义”也未听闻。在台湾地区，我最早批判西方现代主义，也批判崇洋、甘为美国现代主义附庸者，同时也批判传统的泥古派。固然受到西化派与复古派暗中痛恨，不过，佳评与回应者更多。余光中先生读后为我写序，说“我特别欣赏作者批评的 双刃锋芒 ，因为他的立场一面是外攘西化之狂潮，一面是内警沉酣之迷梦，两面都不妥协，腹背受敌，艰苦异常”。这些话距今四十一年，我的立场未稍动摇，或更坚定。

现代主义在台湾地区

我始终认为，现代主义(以及后来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艺术)只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产物。之所以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乃因为欧美近现代综合国力遥遥领先，加上交通与信息的便捷畅通，通过侵略、扩张、溶蚀、渗透等手段，制造成一元化的“世界性的思潮”。原为殖民地或工业化落后的国度或民族，面对欧美强权，因为自卑，很自然地误以为西方文艺的现代主义，是人人不可自外，而且是先进的，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是历史进程之必然。这种向西方倾斜的现象，几乎是东方各国普遍的趋势。台湾地区有自己特殊的时代处境，为此趋势加大力度。那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内地正当“文革”如火如荼之时，台湾地区对中国文化前途的晦暗不明与失望，加上日据以来分离主义的滋蔓，因而加剧了与中国文化的疏离。小岛孤悬海峡，上世纪80年代以前依靠美国第七舰队的卵翼，形成了一个崇洋亲美的时代氛围，是不可忘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台湾地区不少艺坛识时务的“俊杰”热烈附和西方现代主义是世界性、国际性，先进的时代潮流，“大一统的世界艺术”即将来临的论调。投时代之机者立刻受到美国新闻处的青睐与宠掖……美国式现代派的追随者一时声名大噪，也号召了更多盲从者聚众成群。台湾地区新派画会于是如雨后春笋，最有名者如“东方”、“五月”与“现代”等画会，曾经叱咤风云。谁会想到大陆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告退，而有“八五新潮”，二十年后追接台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派的后尘形成了艺术全盘美国化两岸合流的局面。

我对传统派有批评，对附庸于西方现代派更有批判。背腹受敌使我成了艺坛孤鸟，成了单干户。我觉得应该由“边缘”走入“中心”，到欧美去亲自观察体验，深入了解，才能为中国艺术的未来找答案。

边缘与中心

1974年秋，我应邀到纽约勒辛顿大道的中国文化中心及宾州大学等多所美术馆个展。刚到纽约就巧遇“跳机”来纽约、没学过画的台湾地区青年谢德庆，来美国当不必画画的“行为艺术家”，中文报上大加报道。可见当时美国现代艺术颠覆传统之诱人与台湾崇美之热潮。

在美4年余，参观了美国各著名美术馆、博物馆、现代美术馆、惠特尼与古根海姆美术馆、欧洲各地美术馆，对西方美术有较深入的了解。尤其见识纽约最著名的“苏荷区”(Soho)还未大盛之时，最早是破败的废弃厂房，治安的死角，也是美国未成名前卫画家、流浪汉、酒鬼、同性恋、吸毒者、乞丐的栖宿地。从极廉价到极抢手，后来成为最摩登的餐厅酒馆与高级商店的时髦一条街。我同班同学，洋气十足的一对夫妇因经营房地产而发迹为富商，却也是台湾地区报刊上的旅美名画家。画家挟洋自重之路，纽约成新快捷方式。

纽约已取代巴黎，成为现代主义的艺术新都。美国为摆脱欧洲传统的权威，强力令艺术变种、变貌。艺术不用笔绘，而像工厂制作，弃绝传统工具材料，可自由用现成物拼集。不避污秽、怪诞、杂乱、血腥……无所顾忌。艺术甚至可以不表现在客观化的材质上，而以人体或特异的行为，曰“行为艺术”、“身体艺术”。这些后来称后现代主义、前卫艺术，后来又以“当代艺术”统称这一切。纽约是艺术反传统、反文化，对传统肆无忌惮颠覆与戏弄之乐园。美国以强大国力令艺术彻底“异化”而登上当代艺术之霸主地位。此诚令人惊心悚栗，但我否认、反对、抗拒艺术必共同遵循某强霸所标榜大一统之艺术潮流的观点。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回台湾地区教书，创作之外，写作如前，批判如前。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各式前卫艺术在台湾已移植、仿制成功。许多人觉得做西方前卫艺术的附庸是先进而荣耀的；有人且抱憾台湾地区比西方迟了三十年，批评徐悲鸿吸取西方写实派，没引进最先锋的新派而延误现代主义输入本国。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时潮力量之巨大，如狂风海啸。先进分子吆喝在前，便有盲目追随者蜂拥在后，以至成为决澜之势。中国的艺术在此风潮之中遂难以保持独立不摇。西方的观点、材料、技巧，几乎渐成中国艺术最依赖的模板。连中国最独特的水墨画与书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