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职业高等教育“一箭三雕”

陈宪

长期以来，职业高等教育是中国教育体系中的“短板”和“瓶颈”。近期，国务院部署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工作。尽管现在提出并加强这项工作已经存在时滞，但是，如果今后一个时期发展职业高等教育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也算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发展职业高等教育，将重构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从根本上完善中国的教育结构。国家发展职业高等教育的改革方向已经明确：在全国1200所普通高等院校中，将有600多所转型为职业高等院校，转型的大学本科院校正好占现有高校总数的50%。教育部有关领导表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从中国目前人才供给和人才需求的状况看高等教育，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其自身结构不合理，职业高等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都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始于上世纪末的高校扩大招生，大部分的招生名额都扩在普通高等教育上。其实，在大学扩招之前，已经存在职业高等教育发展不足的问题。如果扩招能够注意到这个事实，在扩招的安排中加大发展职业高等教育的比重，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结构就能够得到一些改善，至少可以开始改善的进程。

10多年前，我访问了芬兰北中部综合技术大学。在西北欧，这类综合技术大学（polytechnic）很多。在这些国家，综合技术大学与我们所说的综合性大学（university）是并列的。我在那里访问时，这所大学的女校长为了消除我们对polytechnic的“偏见”，特意给我们看了一张芬兰高等教育结构的示意图：在教育部的下面，并排着university和polytechnic，在二者的下方，分别列出了综合性大学和综合技术大学的名称。她告诉我们，这两类高校承担着培养不同类型人才的任务。以管理教育为例，polytechnic以培养工商管理职业人才为主，即BBA（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和MBA（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而像管理科学、管理工程等学科，就大多设在university。在学生人数上，polytechnic也多于university。以后我在访问台湾地区的一些高校时，也发现了那里有university和polytechnic之分。显然，高等教育体系的这一区分，即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高等教育，既充分体现了人才培养的不同性质和类型，也是为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多元化需求。可见，中国正在实施的以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重点的教育结构战略性调整，也是教育进一步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举措。

发展职业高等教育，将有力地促进就业，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实现稳增长。在一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变动方向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过程中，劳动力结构也在高度化，二者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二者的变动速率和互动关系是不一致的。目前技术工人短缺，特别是高级技术工人严重短缺，已经成为产业升级的“瓶颈”，由此说明，我国劳动力结构的高度化滞后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国际经验表明，在工业化、服务业化达到一定水平以后，生产一线的工人将以技术工人为主，而且，高级技术工人在其中占很高的比例，目前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为30％以上，而在我国不到4％。这就表明，中国的劳动力结构未能适应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需要，更谈不上引领产业结构的变动。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以来体制的因素，要素市场发育不足，要素价格存在扭曲，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低于均衡工资，进而导致技术工人，尤其是高级技术工人供给不足。现在尽管市场已经对此作出反应，高级技工的工资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甚至已经高于一些博士毕业生的工资，但是，人才结构性短缺的硬约束不是短期可以消除的。由此就提出了从根本上调整和完善我国教育结构，提高职业高等教育的数量和质量的问题。

在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调结构的任务重于稳增长，而且，怎样通过调结构来稳增长，就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亟待破解的难题。以往我们所说的调结构，基本不涉及教育结构，这是一个误区。对于当前的稳增长，经济学家开出的一张“药方”是实施总供给政策即增长政策。教育政策，尤其是职业教育政策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业界和市场对职业教育有很高的期待。他们认为，将大部分普通高等学校转型职业高等教育，这是回归教育的本质，让高等教育尽到本来的职责，这将终结人才培养与市场不对接的扭曲格局，毕竟研究性人才只是一小部分需求，更多的需求是技术技能型的应用型人才。这种变革必将带来新的“人才红利”，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为中国经济更长时期的持续增长将产生难以估量的作用。

发展职业高等教育，将在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同时，增进社会公平公正。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教育和培训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也就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一方面，教育通过促进人们处理不均衡状态的能力，从总体上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另一方面，机会公平的教育通过收入流动性、职业流动性，促进收入分配的平等化趋势。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样在上述两个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

教育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产生的是效率，然而，教育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它在产生效率的同时还能增进社会公平，也就是说，教育活动的投入与产出是熊掌和鱼可以兼得的。对于绝大多数个体的代际和代内流动而言，公平的教育可以使他们摆脱其家庭背景、父母出身以及家庭收入状况等因素影响，通过学习获得人力资本和教育投资改变自身的状况，使教育这一后天性因素发挥积极的作用。在现代社会，教育作为最重要的决定收入流动性的因素，正逐步取代权力和特权因素，形成机会公平的良性格局。个人具有知识和技能，可以使他们持久地获得较高收入。这些通过教育、培训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就是人力资本。在新增长理论的生产函数中，人力资本要素的重要性是前所未有的。实践也表明，人力资本是技术、管理和制度创新的决定性因素。政府和社会其他主体都会在加大教育、培训投资上获得巨大的收益。作为公益品的教育，生产人力资本、产生正外部性即溢出效应，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是怎样评价都不会过高的。作为公益品的教育，必须公平，这是社会公平、公正的价值观的要求，也是它能够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前提。这已经被大量的经验事实证明。

根据我们的观察，与出国留学的学生和普通高等院校的学生相比，在接受职业高等教育的学生中，来自低收入、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居多。尽管我们还没有数据来支持这个观察的结果，但是，这个事实应该是成立的。所以，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加大对职业高等教育的投入，相应地降低职业高等教育的学费标准，增加职业高等教育在校学生的奖学金、助学金和助学贷款，既是有助于发展职业高等教育的政策举措，也是有助于教育公平的政策举措。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