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近代上海城市经济的崛起（上）

徐锋华

李鸿章生平创设的军用、民用企业为数不少，其中规模影响较大的有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和电报局（详见2013年9月17日刊登于本版的《电报局设立与近代上海通讯》，此处不再展开），这几项事业的基地都在上海，客观上引发并促进了晚清上海城市经济的发生和发展，为上海打下了长期领先于全国的扎实基础，同时也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作用。

江南制造总局

开近代工业风气之先

李鸿章就任苏抚驻节上海后，极为赞同容闳关于中国必须首先建立能够造机器的“机器母厂”的建议，容闳赴美国购办的100余台机器于1865年运抵上海，李鸿章将其全部奏留，划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所有，成为其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生产设备。李鸿章这样描述办厂目的，“查此项铁厂所有，系制器之器，无论何种机器逐渐依法仿制，即用以制造何种之物，生生不穷，事事可通。目前未能兼及，仍以铸造枪炮借充军用为主。……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 江南制造总局是中国最早使用大规模机器生产的近代军事工业，也是旧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

从1842年至1865年间，外国资本主义已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陆续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在这段时期内，外国资本主要是英国资本，在上海、广州、福州、厦门等口岸，设立的较有规模的近代工业企业，共达32家。其中，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设立的即达18家；设在上海的居多数，达2l家；经营造修船舶业务的即达22家。曾、李创办的制造局，无疑是近代中国第一家能稍与外国抗衡的工业企业。它用蒸汽机作动力，以机器为劳动手段，雇佣了一批残存着工役制度遗痕、以商品形式出卖劳动力的产业工人。这表明旧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力。

江南制造局在开展军工生产的同时，培养出我国近代第一批产业工人和技术人才。许多工人为许多其他后起的近代企业所用。在江南制造局初步组成时，原有的本国工人在两三百人。这些工人是江南制造局最早的基本工人，大部分应是具有一定的机器制造技术的。虹口时期，中国工人人数陆续增加，在600人左右。迁移至高昌庙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工人人数也随之不断增加。1869年，根据《教会新报》的记载，当时制造局的工人数字是：“外国人十三位，共有中国做工者一千三百名。”英国领事1872年度的商务报告中也说：“江南制造局雇佣着不少的外国技师，约有一千三百名中国工人。”1876年，根据当年成书的葛元煦《沪游杂记》，里面提到说制造局有“工匠二千余人”。

不过，在早期的这些工人中没多少上海本地人，因为当时有谣传：“进局的人要被丢到大烟囱里去”，“要被机器轧死”。制造局招不到学徒，只得去孤儿院挑了一批太平天国战争中的难童。一线工人则主要来自福建、广东、宁波等开放之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江南制造局的工人，主要来源于本地和外地的破产农民。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江南制造总局创办时，上海人口不过五十余万，到二十世纪初，即激增至八十万人。这种变化的证明，充塞上海街头的破产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工人，不断补充着上海的工人队伍，也不断补充着江南制造总局的工人队伍。

直到开办近二十年，上海本地人看到，在制造局工作并没有什么危险，才慢慢地愿意进制造局做工。 其间十几年工人人数的数据，目前缺乏史料支持，但有一些技术骨干和熟练工人被李鸿章调往天津，是可以确定的。到了1890年，上海的外国报纸称“江南制造局一共雇佣了约二千工人”。此后，由于炼钢厂、无烟火药厂等的建立，工人数字又有新的增加，发展至近3000人。据统计，1894年江南制造局的工人数量为2800人， 约占当时上海近代工业工人总数的8%，占全国近代工业工人总数的3.81%。据估计，1894年时清政府经营的军工企业中雇佣工人多达10810人，则江南制造局的工人数差不多能占到四分之一。

制造局迁移到高昌庙陈家港后，随着码头、仓栈的建立和道路的修建，它在上海城南的建设和发展，直接影响着当地的社会，首当其冲的是高昌庙周边地区。大量物资的汇集和工人及职员的聚居，各种日常生活用品需求的客观增长，有力地推动着上海城南一带城市化的进程。到1900年左右，局附近的职工家属已有2000余户，在江边空地上，逐渐形成了两条狭窄的街道，一条是高昌庙街，又称老街，一条是广东街，因广东人多而得名，原来农村面貌的高昌庙，已成为早期江南工人集中居住的“棚户区”了。江南制造局与高昌庙镇的形成和扩展有着无法分割的紧密关系。

江南制造局在业务经营上的发展壮大是有目共睹的。如1890年筹设的炼钢厂，是旧中国近代炼钢工业的首创。到1890年代后期，江南制造总局已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最先进最齐全的机器工厂，在1911年清廷解体之前，已经具有轧钢生产能力，能将钢坯加工成钢板、方钢、圆钢、扁钢等等不同钢材。江南机器制造局开创了我国近代化钢铁生产之先河。

江南制造局生产的钢材除了本地自用以外，一部分还运往福州等地，它所建造的轮船、挖泥船、测量船，广泛使用于长江航运、沿海航运以及航道保障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江南制造局还曾经清政府批准，一度获得了修造招商局轮船的专利权，招商局成了江南制造局业务上的主要对象。它开展的船舶修造业务直接服务于上海港的航运，促成上海这座城市向近代的转型。凡此种种，可以看出，江南制造局对于上海经济乃至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进程都产生过一定的促进作用。正因为此，在上海城市经济史上，洋务工业之创建可以被认为是近代化大工业在上海之异军突起。

上海名士王韬这样描述李鸿章和江南制造局：时艰甫定，庶事创兴。于是密防御，精器械，讲艺术，一切西学，无不具举。辟向来未有之成规，操百世自强之胜券，骎骎乎驰域外之观。由前言之，则地为之也；由后言之，则人为之也。其中所说的“人为”，即指“合肥相国李公和丁中丞”，亦即李鸿章和丁日昌。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如是说，“在中国，很多事情老百姓是仿效为官者的。作之君，作之师，官员不仅是政治的权威，而且是教化的楷模。……没有权威与楷模的倡率，新的东西总是难以为人接受和仿效的。”无疑，李鸿章较好地起到了权威和楷模应有的榜样作用。特别是1895年春季后，上海出现制造业企业纷纷开张的局面，当然，这些企业并非都能获得成功。

轮船招商局

与江海航权的争夺

1863年3月，在奉旨署理南洋通商大臣后，李鸿章注意到，西方商人和船主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开放不久的长江口岸的活动也日益增多。虽然大概在当年春天时，李鸿章就已认识到西方人的主要兴趣在于通商，还没有立即侵占中国土地之意，但是他敏锐地感觉到这种情况随时都会发生变化。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李鸿章开始探寻“自强”方略，1863年4月21日，他给在北京身居要职的一位从前老师写信说：“长江通商以来，中国利权，操之外夷，弊端百出，无可禁阻。……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1863年末，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未来的问题“不患弱而患贫”。这在当时来说确是远见卓识。

清廷1858年被迫与俄、美、英、法等国签订的《天津条约》，不仅增开了沿海沿江的多处口岸，并且允许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自由往来，开了长江港口和北方沿海港口开埠通商的先例。优厚的经济利润和广阔的贸易前景，吸引着外商航运企业蜂拥而至，并以上海为基地积极向中国内地扩张。1859年，美商琼记、英商怡和、宝顺等洋行，开始着手准备工作，打造船只或派商人深入长江及其支流进行调查。洋商1861年开始组织专业轮船公司，中国由于有清一代多年海禁，机械落后技术退步，毫无江海竞争力，外国轮船遂乘虚而入，从此长江与北方沿海水面上外国商船横行无忌，中国的江海航权被逐步侵占。

李鸿章辨析利害说，“各国通商以来，中国沿海、沿江之利，尽为外国商轮侵占”。中国要富强、振兴，就必须创立和发展自己的航运事业，只有尽快组建华轮公司，才能与洋商“争衡”。此时，幕僚盛宣怀也建议李鸿章速办商船，李深以为然，开始筹办招商局，所以用“招商”二字，原意是先由官办、再行招商承办。后来，李鸿章又提出富于独创性的“官督商办”方案，他向招商局人员指出，目前没有官府的轮船在内，不必官商合办，应当官督商办，由“官”统筹大局，考察利弊，大力吸纳商股，以开全国风气之先。

但是，尽管招商局在正式开张前刊登启事，明示设局宗旨为“潮流如斯，势难阻遏。中国惟有急起直追，自行设局置轮，以维航业而塞漏卮”，却仍然无法得到旧式沙船商的普遍支持。尤其是江浙的富商殷户，不少人投有巨资于外国轮船，听闻招商局成立的消息后，都十分不满。即便李鸿章挑选的是沙船世家出身的朱其昂来负责筹组招商局，也不能消解沙船商与招商局的矛盾。在开业前一个月，李鸿章不得不排除地方反对势力的阻隔，订定一项“成议”，公开表明招商局的轮船将“分运来年江浙漕粮”，以吸引华商的支持。其更深层次的含义，是希望华商能够了解到，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于国家商民大局，实有所裨。……我国人苟能一心一意，专注于是，十年之后，西国之利薮，不将尽为我所有也哉”。

晚清政治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洋务派认为，“今日当务之急，莫若借法以富强。强以练兵为先，富以裕商为本。”求强求富都很重要，但只有从根本上解决经费不足问题，先完成求富，求强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富强相因。就求富来说，“非有大宗巨款，不能开办；非有不竭饷源，无以持久。”在某种程度上，轮船招商就是出于这一动机兴办起来的。招商局以4艘轮船起家，接下来的3年，它以新募商人资本和政府贷款，购得新船9艘，局船能够在中国水域运输业中与外国轮船公司作有力的竞争。1877年初，招商局依靠政府贷款，并购美商经营的旗昌轮运公司，船只名册上达到29艘。

188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认为，就目前而论，招商局名为分洋商之利，其实所少者系国家课厘，所夺者系穷民生计。针对这种论调，招商局在第三年账略里就曾辩白说，“或又谓轮船侵夺民船生意，以千百艘之利归于数十船之人所得纵饶，而失业不少。此语似是而非，倘全系洋商，诚有此害。今本局之设，正为救弊外偏，凡局船自管事以至役使水手等，皆用中国之人，待中国之客，周旋必洽，语意相通，是失业之民船即改业之水手。雇募游荡，不使废闲。练习海洋，有裨实用。” 认为招商局所作的努力有益于国、有益于商、有益于民船、有益于地方。

在具体办法上，徐润在向李鸿章汇报中总结说：“生意之把握，其可敌洋商者有三。我船有漕米装运，洋船全持揽载，一也；我局经费、栈房、辛工、轮船用途、驳船杠力均较洋商樽节，二也；以本国人揽本国货，取信自易，利便实甚，三也”，而且，已广为招纳原先各地商界朋友，以“各帮联络，共襄大局，使各口转运之利，尽归中土”。正因为有这些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所以，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招商局是官商合力用华资面貌经营轮船航运业务的特殊企业，更是唯一有实力与外商相颉颃的民族企业。在更长的时间里，它也是中国最大的轮船企业。在整个中国近代航运史中，它始终居于特殊的地位。

招商局成立之后不久，紧接着在上海开办的还有宁波轮船公司、宝丰公司。多家中外轮船公司的创办使上海港成为全国最大的轮船航运基地，到19世纪末，上海港的国际航线可直达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及东南亚各国，国内航线可通航南洋、北洋各港，并可溯长江直达汉口、重庆。这些航运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增加了对港口设施的投资，推动了上海港码头仓库设施的建设，加速了进出上海港的客流和货流。至20世纪初，出入上海的商船只数和吨位已占全国吨位数的20%以上。华商轮船公司的旗帜始终飘扬在长江及南北洋航线上，对于华商在近代上海经济中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早在1872年12月，李鸿章奏准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就写信给江苏巡抚张树声说：“兹欲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李鸿章将招商局视为中国自强政策的一部分，积极利用政府拨给漕粮给价运输的可能性，使这一计划易于推行。招商局的建立，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性和民族性的，功在“兴”字。不过，尽管招商局得到李鸿章的支持，但作为招商局的创办者和保护者的李鸿章，权力是有限的，若把近代民用企业经营的不成功归咎于李鸿章个人，是难服人心的。

客观来说，李鸿章倡导和支持下的近代化努力并非没有成功之处。李鸿章逝世后的第二年，盛宣怀盛赞李氏举办轮船招商局“精心果力，遥为护持，自据利源，各著成绩……奏借官本，督率兴办，由是内江外海权利渐次收回，卒能买并旗昌公司，局势始克坚定”。在创办招商局这一事业上，李鸿章起了积极、进步的作用。他不仅热心主持和倡导了轮船招商局的兴建，为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而且在其发展艰难时，给予运漕专利、还本免息等政策优惠，保护了企业免遭破产的厄运。李鸿章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所趋，兴办近代新式轮船航运业，无疑是对原有帆船运输业的发展，也是对外国轮船公司垄断中国航运业的一种经济上的抗争。尽管招商局并没能完全驱逐在中国的外轮，但是，利权的部分收回总比被外人全部夺占为好。另一方面，新式航运业的利润也直接刺激了晚清上海部分富裕官僚、地主和商人在新兴近代企业上的投资兴趣，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未完，待续)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周知秋编辑，工作邮箱：zhouzhiqiu@wxj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