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我们的“牯岭街少年”

越来越多青少年间的暴力视频、照片，折磨着社会的良心，折磨着父母的良心，各方应正视该问题，不能“眼不见为净”。

早报首席评论员 沈彬

日前，一则视频在网上疯传：三名光背年轻男子，不顾一名十三四岁男孩的哀求，对其持续殴打，有的跳起猛踹男孩，有的往躺在地上的男孩脸上撒尿，甚至有的还举起大石头砸向男孩。视频引发了社会公愤，甚至惊动了国家公安部刑侦局，其表态称：应当严惩，已部署调查。目前案发地点已经锁定为北京朝阳区某地，当地警方已前往调查，“凶手”落网应在意料之中。

这些年来，类似的有关青少年暴力侵害案的视频不断刺痛着社会良知。我们的少年怎么了？

因为此类霸凌事件，往往涉及未成年人（特别是当行凶者本身就是未成年人时），这就增加了讨论、定性的复杂性。这里暂不纠缠于此类事件中复杂的法律细节（诸如：行凶者满14岁，还是满16岁？是否具有完全刑事能力？），而是追问：社会该如何系统应对青少年霸凌问题？

此类事件中，头痛医头，仅仅严惩已曝光的个案中的凶手，真能解决问题吗？首先要全面正视客观的霸凌问题，才能彻底调查问题的发生机制和危害，才能给出一揽子预警、处理以及惩罚方案，这也不是一些网民称“严惩凶手”能解决的。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正视霸凌事件，正视我们自己的“牯岭街少年”（该词来源于一部关注少年犯罪的台湾电影）。

大家可能会发现，我们的舆论空间中对中国台湾的校园欺凌事件、韩国的校园暴力片、美国的校园枪击案等等，都有相当丰富的信息储备，独独对发生在身边的校园内外的霸凌事件，却出现了失语，既没有权威调查指出霸凌的危害程度，也缺乏完善的应对机制。

这是因为霸凌问题对中国的舆论圈和决策者来说都还是一个新问题，而近些年自媒体发达后，霸凌事件的负面影响，才超出了原本校园的范围，进入了社会舆论场中心。

相对而言，欧美、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已对霸凌问题做了详细研究，也构建了相对完善的反霸凌制度。比如，欧美有研究显示，校园霸凌羞耻恐惧忧郁会造成课业成就低落、人际疏离，甚至有可能逼迫受害人产生报复性攻击行为，或使受害人转而霸凌他人。霸凌甚至对加害人也有负面影响，这些加害人成年后的犯罪率、酗酒现象比例相当高。

在具体应对措施上，中国台湾地区建立了四级的校园安全运作平台，在学校层面建立了反霸凌推动委员会组织，还规定校方有通报霸凌事件的义务，否则将受到处罚，并强化教育、警政、司法界多方相互联系及支援机制。此外，还将霸凌者或受凌者，以及旁观者一并纳入辅导计划。

反观中国内地，反霸凌机制建设则起步较晚，目前国内对此的研究，几乎全是“译介”境外制度。检索法规中的有关议题，仅在2007年《教育部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中，曾抽象地提到一句：学生要“了解校园暴力造成的危害，学习应对的方法”。而教育部门的文件中提及“欺凌”一词时，也只是指在爱国教育中，要强调近代史上中国“受帝国主义 欺凌 ”。

解决中国的校园霸凌问题，当然不能停留在抽象的“禁止校园暴力”上。越来越多青少年间的暴力视频、照片，折磨着社会的良心，折磨着父母的良心，各方应正视该问题，不能“眼不见为净”。我们要正视当代的“牯岭街少年”，对霸凌现象的成因、危害条分缕析，拿出一揽子解决方案，特别其中还涉及留守少年、城中村青年等中国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