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多年，谈到当时的处境时，她回忆说：“我那个时候没意识到一个电影演员，所谓的娱乐人物，是不能有个人秘密的，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粉丝和影迷的。我当时迟迟不能接受这一点，一直在和这种不能改变的现实作艰苦斗争。”
在焦虑和不安中，刘晓庆接受了上海《文汇月刊》梅朵、余之的提议，为自己写一本传记。她在西苑饭店开了一间房，拔掉了电话，花三天时间写了《我的路》，发表在1982年第6期《文汇月刊》上。
这 期杂志被一抢而空，加印了两次，还是供不应求。《文汇报》也开始进行连载。不久《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几封读者来信，标题是“我的路通向哪里？”，并专门发 表了编者按，第一句话就定了方向：《我的路》是一条个人奋斗的路。接着不少报纸都发表了批评文章，许多人在文章里批评刘晓庆“鼓吹机会，这是宿命 论”。而刘晓庆认为一个人的成功就是天才＋勤奋＋时机，自己的成功就是因为遇到了许多机会，并且被她抓住了。
刘晓庆再次成了“典型”。刘晓庆的那句名言：“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就是出自那个时候。
今天，回想往事，刘晓庆说：“《我的路》真正引起反感和轩然大波的原因只有一个：我在30岁就写了一本自传，让电影界、文艺界、媒体的老同志不满意、生气了。”
但在当时，排山倒海的批评把她吓得不轻。“我曾经几次有过自杀的想法，也曾两次实施过。”
她已经决定告别影坛了。然而，随着风向转变，刘晓庆又获得了新生，不仅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还去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影片《心灵深处》。
这部戏的导演是常彦，刘晓庆演的是女志愿军战士欧阳兰在战后担负起哺养战友遗孤的故事。因为这部电影，刘晓庆认识了长影厂的陈国军，他在电影里扮演刘晓庆的男朋友。他们第一次见面，陈国军就握了刘晓庆的手说：“将来你肯定知道我是对你最好的人！”
当 时，陈国军已经成家了，妻子也是长影演员，他们有一个儿子。在回忆录里，刘晓庆写道：“我们俩一个孤男，一个怨女，一个干柴，一个烈火，一拍即合，稀里糊 涂地不知怎么就好上了。当然，这在摄制组是司空见惯的事。大家在一起天天耳濡目染，尤其是演夫妻演情人又有剧情要求及表演的真实推波助澜，再加上三四个月 四五个月甚至半年一年不能回家，可不是得有许多故事发生？”
开始刘晓庆也没把这事当真。“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前途，电影拍完故事也就结束了。再说他是有妇之夫，又是长春户口。”
但 一件小事改变了他们。拍摄地所在的丹东电影公司请摄制组主创人员在市中心的一家饭店吃晚饭，结果饭店的服务员和经理把消息告诉了亲朋好友，消息一传十十传 百，饭店里外围满了人。他们吃完饭往外走，围观的群众一下子拥了上来，刘晓庆被压在地上，在人挤人、人踩人的危险关头，陈国军救了刘晓庆，连拖带拽着向前 跑，把她推进了小汽车。
这个英雄救美的行为，彻底征服了刘晓庆。《心灵深处》拍完，刘晓庆回到北京，参加《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的拍摄。回到长春的陈国军开始准备和妻子离婚，不断给刘晓庆写情书。
“我深知在那个年代离婚的艰难，他能够坦诚地告诉妻子我们的关系，充分证明他的光明磊落，敢于摊牌去离婚，足以说明他对我不惜牺牲一切的爱。”
陈国军的离婚进行得非常困难，持续了四年之久。妻子不愿意离婚，再加上长影全厂的反对，社会上正值严打第三者、重惩陈世美的运动。组织上开始召开陈国军的“斗争会”，大会小会开了足足有三十几次。最后，陈国军的妻子在北京见了刘晓庆，长谈了两天，回到长春向法院起诉，提出和陈国军离婚，成全了刘晓庆。
刘 晓庆给陈国军在北京找工作，每个月掏四倍陈国军工资的钱付给长影剧团，把他借调到北京，给他策划电影《无情的情人》，找蛇口招商局董事长袁庚拉投资，自己 除了当主演外，也负责电影的后勤、经营、管理，成为了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位独立制片人。也是因为这部电影，让刘晓庆和陈国军的婚姻有了裂缝。
从未导过电影的陈国军不能服众，经常被制片部门的人欺负，矛盾多到戏拍不下去的时候，只能靠刘晓庆出来打圆场。而烦躁不堪的陈国军找不着人出气，常常大骂刘晓庆。
最终，《无情的情人》因种种原因无法上映，200个发到全国各地的电影拷贝全部回收进仓库。
恰在此时，刘晓庆迎来了她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上影厂的谢晋筹拍《芙蓉镇》，请她出演女主角胡玉音；北影厂的谢铁骊筹拍《红楼梦》(旧版 新版)，请她出演二奶奶王熙凤。
北影厂为说服刘晓庆出演，动用了老厂长汪洋做工作，后来答应把陈国军从长春调到北京，刘晓庆才肯扮演王熙凤。厂里的人事处要看结婚证，才肯调陈国军到北影。刘晓庆和陈国军这才补了结婚证。
刘晓庆把结婚证交给了人事处，就去了上影拍摄《芙蓉镇》。陈国军的户口调到了北京，分配在北影导演室工作，他开始酝酿新的电影。此刻的刘晓庆，在《芙蓉镇》里遇到了她生命里的第三个男人：22岁的姜文。
那时的姜文，还是中戏的本科生。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面对《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里以慈禧大红大紫的刘晓庆，他们在拍戏以外的时间里，经常吵架。
“我当时志得意满地说：不想再拍电影了，《芙蓉镇》以后我不想再拍电影了，无敌最寂寞。姜文当时听了不高兴说：‘你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你还早得很。现在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两人在湖南拍戏三个月，日久生情，于是传出最轰动演艺圈的“绯闻”。
这段感情和上一段感情反过来了，刘晓庆是有夫之妇，姜文是单身的大学生。面对社会舆论压力，刘晓庆一直没有正式承认自己和姜文的情感关系。一次，在中国文联“百花之春”晚会上，谢晋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透露：两人确实相好了，还同居过三年。
拍 完《红楼梦》和《大太监李莲英》后，刘晓庆和姜文一起去了法国呆了九个月。回国后，刘晓庆帮姜文筹集资金，支持他拍了《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电影原计划 投资400万，结果姜文花出去1000多万，后来资金跟不上趟，刘晓庆去跟朋友借了300多万，又贴补了一部分钱，投给姜文继续拍。
《阳光灿烂的日子》拍完，他们三年的感情也到了尽头。
艺术重要，钱也重要
刘晓庆的第一桶金，来自她在80年代后期运作商业演出的“穴头”生涯。
在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除了富起来的个体户外，中国人当时的收入都很低。刘晓庆的工资每月只有50元。拍《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的时候，刘晓庆是北影厂派出的演员，不拿一分钱片酬。这两部电影是属于合拍片，投资方和导演团队来自香港，演员香港、内地的都有。在生活待遇和伙食待遇上也实行一国两制。
演咸丰皇帝的梁家辉有单独的房间休息，刘晓庆和演东太后的陈烨只能住在摄制组房间的地上。拍戏现场，内地的演员和工作人员，每顿两个馒头、一根粉肠、一块黑咸菜。香港的演员和工作人员推来的餐车上，大鱼大肉、青菜和香喷喷的白米饭。
“两分钟前都还一起演戏，两分钟后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我是四川人，吃不惯馒头，时常在拍摄现场饿得头发昏。由于没有足够的钱吃饭，我和演东太后的陈烨，只有去撕香港演员梁家辉的饭票，他经常吃不完把饭票扔在马桶里冲掉。”
后来，刘晓庆享受到了香港演员的同等待遇，吃到肉鱼和米饭。但她的要求：给剧组的大陆工作人员统一实行香港工作人员的待遇，没有被批准。
刘晓庆喜欢吃鸡。导演李翰祥的太太烧得一手好菜，叫她和陈烨去吃，可是她们不敢去。按照当时的规定，她们不能跟香港人有工作以外的接触，与他们接触多了会有人向上级打小报告。“总之，不能为了吃鸡，惹出政治上的麻烦。”
作为当时中国最红的女明星，刘晓庆红得发紫，表面风光，却买不起衣服，住不起宾馆，吃不起好的饭店。“无数的应酬、活动在邀请我，请我去参加演出。但是除了拍戏，所有的应酬活动我一律拒绝，我没有时间，没有心境，而且也没有衣服穿。”
拍完《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后不久，陈烨要去美国。刘晓庆劝她留下来，趁着走红多拍几部电影。两个人聊了半晚，陈烨最后问刘晓庆：“我没有房子住，工资只是47元，你能为我解决吗？”刘晓庆当时就没话了。
刘 晓庆第一次出国，是随汪洋带领的北影代表团去日本，参加电影《天平之甍》的首映式。整个代表团里，刘晓庆是唯一的女演员。她到北影服装车间借了件演戏用的 旧旗袍。旗袍胸间被虫子蛀了一个洞，下摆还有另一个洞，旗袍开衩的地方也撕裂了。刘晓庆想了个办法：胸前的洞用一朵红花缀在上面挡住，开衩的地方打了个 结，提上皮包就看不见了，下摆的洞就只能视而不见了。
当时，北影厂不给演员提供服装，那时候也没有商业赞助。一天，摄制组所在的西苑宾馆来了两个人，请刘晓庆去河北邯郸演出。见刘晓庆不肯去，他们说演一场给她报酬50元。那数字已经是刘晓庆的一个月的工资了。
四 天演二十五场。每场50元！刘晓庆被吓住了。当时一些文艺团体的演员参与社会演出，一个演员每场2块钱。刘晓庆考虑到自己在拍戏，她还是回绝了邀请。三天 后，这两个人开出了每场150元的价钱。两秒钟后，刘晓庆点头答应了，跟剧组里的副导演商量，把自己的戏份调到一星期以后，和王洁实、谢莉斯、姜昆、李文 华、唐杰忠、苏小明等北京文艺界的人坐火车去了邯郸演出。首次走穴，刘晓庆就拿到了3600元人民币。在1983年的中国，这可是一笔巨款。
“就像是叫化子捡了金子，不知道把钱放在何处，从毛衣的领子里放进去，走了还没有两步就漏出来掉在地上，心慌意乱地拾起来，拍打两下绑在我的裤腰中间。”那天晚上，她把钱数了又数，高兴得一夜没睡好。第二天，让好朋友把钱存到银行，还买了一个电冰箱。
尝到了“走穴”的甜头，在被一些穴头骗过几次不给钱后，刘晓庆开始自己组建团队，到处“走穴”演出，她当穴头。刘晓庆的人品、号召力、节目质量、演出态度得到了演员们的公认，演员们给她取了个外号叫“大猫”。
刘 晓庆记忆里最长的一次演出“走穴”，创下了中国演出市场的最高纪录，每天至少六场，多的时候甚至八场，一共连演了四十七天。演出一场紧接一场，演员们连上 厕所的工夫都没有。为保证演员的表演状态，她在演出后台搭了好几张床，早、中、晚饭都送到后台，谁下台谁先吃，吃完了可以在床上休息，保存体力。演员们轮 流值班，下场后再叫醒隔一个节目上场的演员。
刘晓庆“每一分钟都要用来不是挣名就是挣利”的口号，就是在那个时候正式提出来的。“那个时候，挣钱被认为是一种不光彩的事情。每个人都需要钱，而且深知钱的重要，就是不敢开诚布公地承认，并且正大光明地去获取它。”刘晓庆感慨道。
很 快，刘晓庆就突破了当初为自己定的5万元大关。每月50元的工资已经不重要了，她没有时间去单位领，三五个月去一回，最长的一次是一年才去单位拿一次。刘 晓庆很快在北京买了车和房，把四川的亲人，都接到了北京。靠着演出的原始积累，刘晓庆赚到了人生里的第一桶金，为她以后的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层。
1995年，刘晓庆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宣布下海经商，暂时告别了电影。
赚钱其实不用那么高调的
仔细计算起来，刘晓庆其实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从 1995年开始，刘晓庆先后成立了几十家以她名字命名的公司，但真正由刘晓庆主抓的公司，其实只有北京晓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刘晓庆实业发展公司 和北京晓庆经典广告公司三家。其中北京晓庆经典广告公司负责贴片广告和播映的经营，北京刘晓庆实业发展公司则更像是肯德基、麦当劳那样的品牌运营商，在收 取刘晓庆的个人品牌使用费的同时，不断把刘晓庆这个商标租给别人使用。
刘晓庆当时对外公布的项目也实在可观：名下号称投资过亿的房地产项目 有8个，分布在深圳、上海、烟台、昆明等地。粗略计算，刘晓庆仅房地产一项投资便超过亿元。一位熟知内情的人士告诉记者，刘晓庆公布的这些生意是真的，但 并非都是她的家当。“1990年代，许多地方上的房地产商往往要为拿地的政策性优惠寻找一些名目，和刘晓庆这个当时红极一时的明星合作，对房产商和地方政府是非常好的一个公关名片，他们为此很愿意付一些费用给刘晓庆公司，而刘晓庆也想替她刚刚起步的生意铺张声势，双方一拍即合。”
刘晓庆公布的绝大部分项目，都是别人以刘晓庆的名义投入资金，刘晓庆公司真正拿出的真金白银其实不多，没有风险，也没有大的盈利。偶尔投资的项目，因为股份少，无法监控项目的具体运营和实施，也无法对合作商进行制约，不少项目血本无归。
对自己的企业在十几年里的经营状况和盈利状况，刘晓庆至今都不清楚。所谓的亿万富姐，其实现金流一直很紧张，不多的资金在几十家公司转来转去，真正进入刘晓庆口袋的钱并不多。
1999年，胡润在中国推出了中国富豪排名榜，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和刘晓庆的公开信息，对刘晓庆的资产进行估价，把刘晓庆放到了《福布斯》杂志百名富豪榜的第42名，她的身家估值在7000万至9000万美元。
“当 时进这个榜单，本来我是很引以为骄傲的，第二年这个榜单继续公布我排名第43位，等到第三期公布的时候，我就被抓进秦城监狱里去了。我在那里一看，好家 伙，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前10名老板，都在那里头蹲着呢。和他们相比，我的事根本不算什么，太小的事了。”刘晓庆对我说。
2002年6月19日，刘晓庆因涉“逃税”被拘押北京秦城监狱，并遭指控自1996年成立公司以来，逃税金额高达1458万元人民币。前后失去自由共422天，直到2003年8月17日，获得姜文帮助，刘晓庆被保释出狱。
本文来源：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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