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信上海峰会特别报道
吴思科
中国中东问题特使
要摒弃冷战思维的陈旧安全观
东方早报：“亚洲新安全观”将是怎样的一种观点？
吴思科：“亚洲新安全观”不是以中国利益作为出发点，而是以全亚洲的利益作为出发点。中国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希望与亚洲大多数国家就安全、发展等问题进行协商，中国在这样的过程中做出自己的贡献，也在这个过程中间共享合作带来的红利。
进入二十一世纪亚洲各国在经济合作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但与此同时，亚洲的安全理念和安全合作发展相对滞后。在今天亚洲仍然还有人信奉冷战思维的陈旧安全观，试图通过强化军事同盟实现自己的“绝对安全”。世界进入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新世纪，全球化以及科技革命的快速发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陈旧的安全观不再适应当今亚洲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而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才是时代的需要。
亚洲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在亚洲我们更是强调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和可持续安全。这种亚洲新安全观与中国的一贯主张一脉相承，同时也是针对亚洲的实际和时代需要的创新思维。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一直呼吁摒弃零和性质的外交思维，建立各个层面互利互信的机制，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看待共同的安全问题，而非将本国的安全利益建立在遏制甚至牺牲他国利益的基础之上。中国始终坚持这个基本的原则。
东方早报：“一带一路”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
吴思科：丝绸之路既古又新，历史上在沟通中国与中亚、中东乃至非洲、欧洲的交流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古丝绸之路标志着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中国在历史上最早的“走出去”是往西走。丝绸之路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对中国的发展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近年来，包括中国以及西亚很多国家都提出了希望重新振兴丝绸之路的想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交流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时期，对外交流的需求不断扩大，中国也需要向西拓展全方位的交流。由此，中国新一届政府提出建设“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的国家战略，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中国将更加全方位地对外开放，更加均衡地开展对外交往与合作。
东方早报：“一带一路”什么时候会有具体方针出台？
吴思科：“一带一路”是一个大的战略构思，需要精心设计，同时也是一个长期战略，需要扎实地分步实施。这不单涉及中国的各个部门各个方面，也涉及区域的很多国家。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主要倡导者，也需要和各个国家沟通与协调。习近平主席去年曾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要实现“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格局。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政府会与各方一道，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今年6月初将在北京召开第六届中国-阿拉伯国家部长级会议，“一带一路”议题也将是该会议上的重要议程。
东方早报：中国新一届政府会如何把握外交主动权？
吴思科：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加强，中国有责任与义务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不能总是别人提出一个东西，我们要么接受要么反对。
中国现在提出更多中国自己的方案与建议，推动一些地区和国际问题的解决。中国新一届政府领导人在这方面显现出更强的主动意识，体现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当然，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其能力相称的作用。
东方早报：中国现在是否更加积极地介入中东事务？
吴思科：可以这么说，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需要承担更多的地区责任，推动国际热点问题走向解决。去年5月，中国先后邀请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领导人来华访问，习近平主席提出解决中东问题的“四点主张”，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响，这也体现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能够直面这些热点问题的意识。
此后，中国还承办了联合国支持巴以和平国际会议，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还访问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并邀请了巴以双方的人士座谈，效果很好。
东方早报：对于中国介入中东事务，国内学者间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局势过于复杂，中国应该避免过度介入。另一派认为现在正是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重要机遇期，您怎么看？
吴思科：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作为具体的外交事务参与者，我们应从中吸取积极的东西。一方面，对推动中东热点国际问题的解决应该抱有积极的姿态，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是一个政治道义的问题。另一方面，对问题的复杂性也要有充分认识。
早报记者 黄翱
石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未来取决于次地区层面的合作
东方早报：在您看来，亚信是否需要次地区机制的支撑？如果需要，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和操作方式？
石泽：谈论区域合作机制大都以欧洲作为对比模式。
亚洲地域辽阔，从地理上又有东北亚、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等次地区之分。与地域上相对集中且具有诸多共同性的欧洲机制相比，亚洲国家相互之间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宗教、文明、体制上都存在极大差异。
亚信作为一个渐趋成形的泛亚合作平台，未来取决于其在次地区层面合作机制的支撑和发展。这是因为：首先，亚洲存在的安全风险在次地区层面更为突出。几乎每个次地区都存在各自的热点问题。这些地区热点问题亦是催化次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发展的动因。其次，亚洲地区在次地区层面上已有像东盟、上合组织等较成熟的合作机制可资借鉴。最后，作为此地区的东北亚安全机制的进展对泛亚合作机制的未来至关重要。
东方早报：您曾提到，现在世界上大致有大国主导型与契约合作型这两种合作模式。那么您个人觉得，亚信的合作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石泽：纵览全球合作模式，不外乎大国主导型和契约合作型两类。
欧盟基于欧洲文明的背景接受的是契约合作，而拉美地区因美国作用突出从而大国主导的色彩浓厚。从地域和文化特征看，亚洲不同于欧美。
未来亚洲地区很可能借鉴其他地区的发展经验，再结合本地区的特点，从而走出独特的合作之路。亚信的发展证明，中小国家发起、大国支持和推动的发展路径可能更符合亚洲多元化和多样化的现状。
东方早报：有学者认为，“亚洲新安全观”要反映亚洲特性。那么在您看来，亚洲安全是否有其特性存在？如果有，那又如何在这些特性中构建“亚洲新安全观”呢？
石泽：亚洲安全的独特性首先反映在其多样性上。
多样性既是促进文明互动、共同发展的前提，又具有广泛代表性。不过也应看到，亚洲各国虽有追求普遍安全的强烈愿望，但鉴于地区发展和安全环境的极大差异，短期内构建成形的泛亚安全机制尚不现实，需要一个较长期的推进过程。主要原因有这么几个：首先，域外大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突出。其次，亚洲人民在树立亚洲意识以及形成凝聚力上都将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
由此也可看出，亚洲人主导自己的命运，形成亚洲共同安全观时间可能会更长。
东方早报：亚信关注的是安全议题。您觉得，通过整合区域经济合作来推进共同安全的思路是否可行？
石泽：亚信会议的基本宗旨是增加政治互信，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其议程设置大都与安全有关。
然而经济合作是加强政治关系的基础，经济的繁荣更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同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亦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保障。因此，借助发展经济合作，各成员国可增加和扩大彼此的共同利益，也会促使国家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从而增进互信水平。
我个人认为，现阶段应当保持亚信维护地区安全的特质，赋予其过多的内涵很有可能冲淡亚信的安全使命。地区合作机制承载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功能而收效甚微的教训，在推进亚信发展进程中应当认真汲取。
我们需要确定亚信会议发展的重点和优先方向，起码在其发展前期更应如此。
东方早报：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在担任亚信轮值主席国期间，应该推动亚信会议成为一个正式的国际机制并且对亚信会议内部进行改革。您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石泽：构建泛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可以保障亚洲未来的安全和繁荣。然而亚信作为亚洲国家的合作平台，要保持其生命力就必须要不断改革和创新，这样才能适应亚洲形势飞速发展的迫切需要。
中国在出任亚信轮值主席国期间必将全力推进该机制的发展，尤其在弘扬亚洲意识、提高亚洲共同信念和责任方面将做出重大贡献。
此外，中国作为亚信创始成员国，更有责任在扩大成员国互信、促进平等发展、倡导多边主义、创新合作模式等方面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举措，这将大幅提升亚信的影响力和权威性。
我深信上海峰会不仅会留下中国元素的印痕，也将成为亚信发展历程中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早报见习记者 王泳桓
斯瓦兰·辛格
(Swaran Singh)
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印度亚太研究会秘书长
亚信为中印提供整体友好氛围
东方早报：您对中国作为亚信主席国有哪些方面的期许？
辛格：由于中国在亚洲事务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作用，中国担任亚信2014-2016的主席国标志着亚信迈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
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主席以来，已多次出访俄罗斯。目前，随着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施加制裁，俄罗斯正不断加强和中国的关系。亚信峰会将成为媒体的聚焦点，点燃全球的兴趣，也有可能改变游戏规则。
东方早报：近年来，中国借助欧亚峰会、上合等力图实现战略“西进”。有学者认为，亚信是这一“西进”战略的最新体现，你是如何认为的？
辛格：中国的“西进”战略对印度来说并不陌生，一直以来，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都是中国关注的重点。而此次中国作为亚信峰会的主席国，将“西进”战略赋予了新的内涵，国内的西部及西南区域纷纷和其邻国间加强了纽带联结，促进中国与远东及西南邻国的安全互信与发展。
印度作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一分子，是中国西南区域的重要一分子。而亚信刚好为解决中国西南边境的纷争提供了一个平台，有利于中印关系的发展。
东方早报：您认为此次亚信会议，就中印领土边界问题可能会达成怎样的成果？
辛格：过共同创建一个积极有好的互信氛围，亚信峰会着眼于解决亚洲国家间的争端。
中印同为亚洲两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而边境问题的争议无疑会为两国互信和共同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亚信作为一个常态论坛，特别是中国将在未来两年作为会议承办国，必定会为中印关系的发展，解决共同争议创造一个积极的氛围。
东方早报：您如何看待中印边境事务磋商机制、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和亚信会议在中印领土争端问题上起到的作用？
辛格：中印两国一直积极致力于解决双方存在的边境问题。从2003年开始，双方便决定将边境磋商上升为特别代表会晤机制的高度，通过16轮会谈，主要实现了两项成果：a.2005年4月双方达成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b.2013年12月双方签署《边境防务合作协议》。尽管亚信不会为解决中印这些问题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但这样的定期沟通，会为双方提供整体的友好氛围。
东方早报：在印巴问题上，印度期许中国扮演怎样的角色？
辛格：中国在克制巴基斯坦对印行动中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国和巴基斯坦有着全天候伙伴关系，对巴基斯坦国民以及军队高层都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不过，在直接解决印巴冲突上并没有给中国留什么可发挥力量的空间，尤其是在边界领土问题上。
1972年，印巴签署《西姆拉协议》，通过以下方式去解决争端：a.通过双边渠道；b.只通过和平手段。目前各方依旧保持友好的态度，印度也不希望在亚信峰会中就印巴关系发生争执。
东方早报：中印之间如何建立相互信任的路上和海上机制？
辛格：在这个时间和空间紧缩的新时代，中印双方间的人员交流、货物交换和信息交换日益频繁，更需要双方秉守承诺，相互理解，加大相互依存。
目前，中印双方间有着一些政府间论坛，无论从年度国防对话、战略经济对话还是特别代表论坛等等，这些论坛一般都会集中于特殊的问题领域。这些已经加强了彼此的相互交往，扩大了彼此利益，创造了新的合作途径。
东方早报：亚信是否可成为中印之间加强安全互信的平台？
辛格：虽然在扩大中印军事互信中并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但亚信关注亚洲安全，亚洲各国应该怎样共同实现亚洲安全，如何为中印创造一个更加积极安全的环境。
东方早报：同为金砖国家，您认为中印在加强区域安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有哪些潜在的合作机会？
辛格：恐怖主义现在也成为影响彼此发展的障碍，成为需要讨论的问题。其中一些金砖国家（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是亚信的参与者，而他们在亚信的协商成果会影响作为金砖国家的合作，反之亦然。
无论如何，俄罗斯、中国已经参与战略三角论坛长达十余年了，也常常一起共同商定共同应对各种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
东方早报：中国邀请印度共建“海上丝路”，如何看待中国的“海上丝路”构想，中印有哪些领域可以合作？
辛格：对中国提出的“海上丝绸之路”，印度开始并不情愿，不过理解后便愿意同中方一道共同参与建设，与中国的“邻居们”一同开展海上贸易，建造基础设施。同样，中国也很好地理解了由澳大利亚主导的“印-太平洋”地缘政治概念，而印度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
早报见习记者 樊诗芸
威廉·梅列
（William Maley）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外交学院院长
中国可为中亚提供基于互惠合作的公共产品
东方早报：中国能为该地区提供怎样的公共产品？
梅列：中国可以为中亚地区提供各个类型的公共产品。
相比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基于互惠合作的公共产品更能为稳定持久的地区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最大程度地为中国及其邻国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
东方早报：北约安全人员撤离之后，中国是否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阿富汗地区事务？中国需要怎么做？
梅列：在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逐步撤离的背景下，一个潜在的重要的积极角色等待中国去扮演。
在本地区，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将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巴基斯坦、美国或者英国拥有的影响力比想象中大很多。同时，让巴基斯坦政权远离阿富汗塔利班等极端组织也符合北京的长远的利益。
如果中国能够利用其影响力使巴基斯坦终结其境内塔利班极端活动，并且逮捕巴基斯坦境内的阿塔领袖，便对地方局势做出了极为积极的贡献。
并且，巴基斯坦军方是有能力打击塔利班组织的，（通过打击）巴基斯坦能避免外界对其试图利用塔利班作为武装代理人与印度对抗的猜疑。
东方早报：中国该如何向阿富汗人民和国际社会更加清晰地阐释其阿富汗战略？
梅列：中国应该在各类公共场合更加强烈地声明阿富汗塔利班是一个公认的恐怖组织。同时作为维护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稳定的庞大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应该支持打击阿富汗塔利班的行动，同时打击塔利班的各个活动根据地。
东方早报：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否减弱了其对中西亚地区事务参与的积极性？在后“美国”时代，阿富汗应该如何做？
梅列：美国的确在逐步减少在阿富汗当地的地面行动，但就像几乎所有阿富汗人都意识到的，美国不可能完全从阿富汗抽身，这样势必引发地区局势的不稳定。美国一旦完全撤退，阿富汗或许会再次成为地区各势力通过代理人进行军事竞赛的竞技场，其带来的武装冲突很可能会波及到其它国家。
此外，如果“美国阿富汗战略失败”这一观念深入人心，藏匿于巴基斯坦的类似于“虔诚军”等组织很可能会采取更极端的行动，印度孟买2008年11月恐怖袭击的类似案件或许会再次上演，这给南亚的稳定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中国不应该将美国在阿富汗地区长期存在视作一种威胁，后者并不直接威胁中国的利益。与此相反，中国应该继续就阿富汗局势与美国展开高层对话，保证对阿政策的有力协调。
东方早报：中国公司要在阿富汗扩大经营最大的阻碍是什么？中国将如何应对？
梅列：有两点要注意，一方面，阿富汗持续的暴乱带来的人身安全问题将会阻碍其境内的商贸发展；另一方面，当地的商业活动缺乏成熟的规章制度，法治建设也尚未完善，这都使得商业发展阻碍重重。
在与阿富汗新政府的外交接触中，中方不断强调反腐建设的重要性，并希望阿方能采取有效的措施，保证地方利益权力也能受到约束。
早报记者 黄翱
许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研究员
亚洲安全体系的构建须从推动信任与协作开始
东方早报：目前亚洲尚没有形成一个覆盖整个大陆的安全体系。如果亚洲各国想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并且各国都接受的亚洲安全体系，该如何处理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存在？
许涛：首先，在亚洲很难建起一个各国普遍接受的安全体系，这是亚洲安全格局特性决定的。
事实上，亚洲现有的安全对话平台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与美国互动。亚洲各国对构建地区安全的不同预期和组合决定了它们对域外大国的态度。
东方早报：在亚信安全对话机制建设中，大国（比如说中国）应不应该起主导作用？如果大国起主导作用，有何优势与劣势？
许涛：大国主导是不可避免的，关键要看这个大国以怎样的安全观来引导（或主导）地区安全对话，是追求影响力的扩大，还是通过有效的安全对话减少对立与冲突。
目前中国如果要发挥这样的主导作用，“主导”恐怕应用“促进”或“推动”代替。
东方早报：在您看来，亚洲安全是否有其特性存在？如何在这些特性中构建亚洲新安全观呢？
许涛：亚洲安全特点是区块化和碎片化，它基于亚洲地缘文化和政治格局多元性的特点。所以亚洲安全体系的构建就须从推动信任与协作开始，这是缝合亚洲破碎状态的开始。
东方早报：在学术界有些观点认为，亚洲的安全问题由亚洲人民自己来解决。但也有其他的学者表示，亚洲自身还未完全主导亚洲的安全。您觉得这两方面的观点有道理吗？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看法呢？
许涛：这是个历史的悖论：亚洲的发展和现代化取决于亚洲人有能力解决亚洲的问题。但是亚洲的事情从来很难由亚洲人自己说了算。
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亚洲的事情要由亚洲人来解决，应该确信这是个正确而光明的方向吧。
东方早报：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亚洲应该通过亚信会议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平台，打造共同的价值、共同的规范。您觉得打造亚洲共同的价值、共同的规范可能性大吗？应该如何做？
许涛：不仅不大，这样也不符合我们“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和而不同”的世界观和地区观。
中国都存在如此大的差异，何况如此大、如此不同的亚洲。因此，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不同，并不妨碍共同安全观的形成。
早报见习记者 王泳桓
录入编辑：薛冬霞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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