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申请率先建知识产权法院

“既然要改革，步子就迈得大一些。”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陶鑫良提出，中国可以建立三级知识产权法院的架构：在长三角等区域各建立一到两个知识产权一审法院，在北京建立识产权审判二审法院，在最高法院下设知识产权庭。知识产权法院建立后，可以下设民事、行政、刑事3个庭，以解决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的机制和体制困境。

早报记者 李燕

一个集成电路有10个创新点，另一个集成电路有1个点与之完全相似、0.1个点部分相似——这1.1个相似是否构成侵权，马剑峰必须作出判定。

马剑峰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知识产权审判庭）的审判长助理、审判员，有着14年的知识产权审判经验。上周，她审理的这起集成电路布图侵权案件，从早晨9时30分一直持续到晚上7时30分，双方辩论激烈。

对涉案技术事实的查明、保护程度的“拿捏”，是审理此类案件的难点。目前，在上海司法审判中，这主要依托技术鉴定或上海法院的知识产权技术专家库。马剑峰觉得还不够，她希望能在法院内部设立一个专门的技术事实调查部门。

但这个愿望可能需要成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方能实现。从1994年设立知识产权审判庭，历经20年，上海目前已经形成一家高院、两家中院、六家基层法院的三级法院专业化知识产权审判格局。这期间，法学界和司法界对成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近日，北京、上海、广东、江苏陆续释放信号，将推动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我们希望上海能成为率先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地区之一。”上海市高院副院长吴偕林日前接受东方早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上海方面已经向中央有关单位提出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申请。

为什么是上海

目前，中国的专门法院有军事法院、海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均设立于几十年前，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均在推动成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但这并不容易，需要有很多先决条件，包括受案数量、法官队伍乃至管辖体制等方面。

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单晓光日前表示，上海率先建立知识产权法院具有四大优势：一是区位优势，上海有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最大的外贸港口，有超过200家世界500强企业入驻，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占全国近四分之一，其中来自世界500强企业的研发中心占比更达全国三分之一左右；二是案件资源优势，2013年全市法院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6682件，同比增加25.4%；三是审判机制及审判人员的优势，有一支包括马剑峰、李国泉这样的专业知识产权审判法官队伍；四是政策优势，2011年，北京大学的研究报告指出，上海软件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综合指数在全国十个大中城市中排名第一。2013年11月，最高法院批准在上海成立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基地，市政府也一直致力于将上海打造成为亚太知识产权中心城市。

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陶鑫良认为，通过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而非过去隶属某个法院下的知识产权法庭，能够更集中地通过诉讼指导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

体制难题待解

“既然要改革，步子就迈得大一些。”陶鑫良提出，中国可以建立三级知识产权法院的架构：在长三角等区域各建立一到两个知识产权一审法院，在北京建立知识产权审判二审法院，在最高法院下设知识产权庭。知识产权法院建立后，可以下设民事、行政、刑事3个庭，以解决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的机制和体制困境。

不过，他坦言，如果按片区模式成立知识产权一审法院，将改变原有的省市结构，那么从人、财、物到管理都将面临较大挑战。但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利于摒弃地方保护主义，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对此，法学界有人认为，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来讲，区域制有优势但现实却是困难重重。知识产权法院区域式可能涉及更广层面的司法改革，而不单单是法院系统。根据法律，一般刑事案件由当地公安侦查、再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最终才是法院审理。如果知识产权法院采取跨区域模式，并且采取民事、行政、刑事案件“三合一”模式，则在每一类案件特别是行政、刑事案件的管辖上，存在与现行法律的冲突，需要通过修改法律来调整案件管辖，必然涉及到管辖体制乃至司法体制的深层次改革。

这些已经受到上海方面的重视。上海高院相关人士日前表示，上海已经在进行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各项调研，包括“比较借鉴海事法院等专门法院体制，以行政诉讼、食品安全、环境保护以及跨地区商事纠纷的专门审理为重点，深入研究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如何构建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提出可操作的思路、对策和建议”。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是，知识产权专门法院之后，是不是有可能建立更多的专门法院，诸如金融法院、自贸区法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