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初露锋芒
上海自贸区2013年版的负面清单包括了国民经济18个经济行业门类,涉及89个大类、419个中类和1069个小类;编制特别管理措施共190项(约有17.8%的小类有特别管理措施)。其中,对试验区重点发展的产业(服务业和部分制造业)按照小类表述,制造业限制小类占比约11.6%,服务业限制小类占比约23%。事实证明,这样做增强了市场准入的透明度,提升了投资便利化水平。
自贸区成立后的第一个月(2013年9月30日至10月29日)内,自贸区管委会网上办理外资新设企业29户,其中,投资行业在负面清单以外实行备案制的有24户,占82.8%;在负面清单以内审批的有5户,占17.2%。这种情况同负面清单设计时备案项目占比85%的预测目标非常接近,符合区内产业发展导向(若按照负面清单管理模式,2012年上海综合保税区新设立的168户外资企业,近90%可以实行备案管理)。
从投资行业看,外资新设审批项目5户,4户为融资租赁企业,1户为负面清单内的贸易企业。外资新设24户备案项目中,贸易类企业19户,占总数的79.2%;信息技术类企业和其他服务类企业各2户,分别占8.3%;金融类企业1户,占4.2%。再从投资国别和地区看,在29户外资新设项目中,投资方来自香港的有20户,占69%;来自新加坡的有3户,占10.3%;来自美国的有2户,占6.9%;来自芬兰、澳大利亚、日本、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各1户,分别占3.45%。
从总的情况看,上海自贸区开局良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初露锋芒,运行平稳,效果显著。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
完善与健全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刚刚形成,肯定还存在不足,使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日渐成熟,是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构筑负面清单牢固的产业基础。负面清单中列明什么,不列明什么,主要取决于外商的关注和中国的产业结构。目前,外资对中国农业和制造业的关注越来越少,主要力量转向服务业。适应这种趋势,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也把重点放在服务业,其中包括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和社会服务。在这些领域,外资的大量涌入会促进相关产业的开放过程,短期内也可能对中国的基础薄弱、竞争优势不强的“幼稚产业”形成一定的冲击,我们应该有所准备。
2.高度重视文化服务业。如果说金融业是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那么,文化服务业则是关乎国家灵魂的产业。它涉及人的精神世界,管理好是必需的,但又是很难的。在2013年版的“负面清单”中对于投资文化艺术业是这样规定的:“投资文化艺术也须符合相关规定。”这样的规定太笼统了,应该具体列明各项规定。在文化服务领域还有这样一条:“允许设立外商独资的娱乐场所,在试验区内提供服务。”限定在试验区内能否做到?上海自贸试验区分散在多处,出入人员很多,不易限住。这还有待实践检验。
3.各地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应当各有特色,不能千篇一律。除上海自贸区外,广东、天津等地正在积极申请设立自贸区,将来可能有更多地区设立自贸区。这就达到了上海自贸区经验“可复制、可推广”的目标。但各地一定要办出特色,绝不能照搬照抄。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圣明发表于《全球化》2014年第4期,原题:“负面清单:对外开放的全新管理模式——上海自贸区调研有感”)
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副作用
中国于2008年施行的《劳动合同法》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劳动保护,导致企业调整人力资本投入以应对外部需求变化的成本增加,因而损害了企业经营的灵活性,这体现为更高的经营杠杆系数。以2003-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我们研究发现,劳动保护会导致经营杠杆系数的提高(即经营弹性的下降),而且当企业经营不确定性较高、劳动密集度较大时,劳动保护对经营弹性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
(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廖冠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陈燕发表于《经济科学》2014年第2期,原题:“劳动保护、劳动密集度与经营弹性:基于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证检验”)
当代民主出现了什么问题
今天的民主面临很多问题,既有发达国家高收入民主的困境,也有发展中国家低收入民主的困境。尽管这样,民主仍然会是发展中国家人们所追求的价值。不过,追求民主可以有不同的方法,民主的实现必须考虑到各种条件。如果通过激进的方式,也就是在没有任何支持条件下实现民主,民主必然会和低度发展、贫穷、分化、混乱等等诸多人们不想要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如何实现好民主而避免坏民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5月6日发表于《联合早报》)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
需要反思
事实证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不能带来最优的城镇化效应。城镇化协同效应不高,住宅、土地等资源浪费严重。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模式在经济上获得的效应,明显比市场主导的城镇化要低。此外,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模式,也是导致我国投资结构失衡、地方债务负担沉重的根源之一。为了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一些地方政府利用各种融资平台大肆举债,并成为城镇化的主要投资力量。政府的大规模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致使民间投资始终低迷不振。而为了获取更多资金,地方政府不得不过度依赖土地出让金收入,形成了对土地财政的严重依赖。在当前土地和房地产政策不断紧缩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日渐沉重,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
其次,中国特色城镇化模式采取了人和土地两大要素非均衡发展的做法,使得中国的城镇化出现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结果就出现了数以千万计的失地农民,即人还留在农村,但土地已被征入城镇。
最后,中国特色城镇化模式强调的是优先发展小城镇、限制大城市发展,结果造成了小城镇缺乏活力、“大城市病”流行的后果。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系主任李长安5月8日发表于《中国经济时报》)
美国的亚洲政策
不应排挤中国
美国是否能在以可信的方式向亚太的盟友提供经济和安全承诺的同时,又能使中国成为这个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而不是瞄准对象呢?这听起来似乎只有修辞手法上的区别,事实上却正是由于中国是亚洲的中心才要如此区别——它是亚洲各国包括我们的盟友在内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如果能以建设性的方式使中国加入进来,虽然这很不容易,但如果坚持这个原则的话,美国才能在一个十分稳定的亚太区域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如果把中国排除在外,亚洲会迅速分化,那些国家会感觉他们得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没有人会把这看成是美国的成功。每个国家都说希望美国帮助他们更明智地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也就是说不要让中国压垮他们,但并不是要把中国排挤出去,更不是要做二选一的选择题。
(布鲁金斯外交政策和全球经济发展研究资深研究员李侃如在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4月18日研讨会上的发言)
探索正义与自由
汪丁丁教授新著《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界定了“新政治经济学”的中心议题和基本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围绕物质维度、社会生活维度和精神生活维度展开:正义即以联合生产为特征的合作秩序中界定参与者“得到其应得”的规则界定及其有效执行,其中核心是分立财产权的保护;自由是人之定义的构成性要素,与社会生活维度相关联表达为“消极自由”,与个体精神维度相联系表达为心性自由;无效率导致匮乏。系统分析和社会演化过程分析需要在新古典正统的帕累托效率概念之外引入“适应性效率”。以上三个维度任一维度存在缺陷都构成个体不幸福的原因。以转型中国为背景,作者分析中国面临的正义、自由和效率问题,提出当前中国社会基本问题,其初级形式为正义,高级形式为心性自由。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刘业进发表于《学术月刊》2014年第4期,原题:“探索正义与自由——评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