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尔的“新颖”与“片面”

朱富强

5日傍晚在外接到《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编辑来电，让我写一篇长文谈谈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S.贝克尔，我才知道他刚刚过世了。我长期从事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对贝克尔的学术自然接触得比较多。不过，作为一个学者，我往往会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各种学术，毕竟学术是在批判和争论中才得以发展的。因此，尽管中国人有“人死为大”以及“为尊者讳”的传统，因而中国学界对贝克尔也是一片追思和颂扬之声，但这里还是坦白地谈谈个人对贝克尔学术的理解。

作为帝国创建者的经济学家

一般来说，知识的继承和综合——即契合——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基本途径和方向。究其原因，社会关系中的人类行为不能割裂，同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往往具有一致性，因而其所有行动或选择也必然基于同一种行为机理。这种契合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尤其重要。事实上，正因为社会经济现象本身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要真正形成对社会经济现象更具解释力、分析力的研究思维和理论观点，就有赖于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互补和交叉，这就是契合的基本要求。对经济学的发展来说，尤其要注重吸收社会科学其他分支所积累的知识和发展的思维，经济学者也应拥有社会科学其他分支的广泛知识。

不过，边际革命以降，随着经济学走上了专门化和职业化的发展道路，经济学家队伍就日渐被数理出身的职业经济学家所占据，职业经济学家的社会科学素养和知识结构越来越狭隘，以致主流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分支之间就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离。苏特(W.Souter)就对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这种日益分裂的现状提出强烈的批判，他写道：“这种思想似乎是，在起初和最终从那些相邻学科获取少量基本的有关心理或其他方面的经验事实之后，经济学家就能继续着手封闭式的研究任务了。而且这似乎是可能的，因为他借此至少可以用需求和供给函数的一般形式来装备自己，然后投入到实际应用中……但是想避免经济学不确定的、渐进的研究 领域 不渗透到其他社会科学之中是不可能的，而声称能不通过大量辛苦的调研就可获得需求和供给函数的一般形式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这种分裂结果造成了不同学科对同一社会现象往往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看法，导致了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认识上的不可通约性。因此，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深表担心和不满。贝克尔就强调，“人类行为不能被条块分割，这种分割认为人类有时基于最大化，有时不然；有时受稳定的偏好驱使，有时任随意的动机摆布；有时需要最优的信息积累，有时则没有这种需要。”为此，贝克尔等人就致力于重新统一社会科学各分支，试图用一些基本原理来分析那些日常观察到的明显不相关的现象，从而将其研究拓展到一个以前只是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关心的领域，乃至形成一个范围极其广泛的研究领域。贝克尔在这个进程中居功至伟，他在扩展经济学的疆界方面所做的一切是其他经济学家所不及的，沙克尔顿称贝克尔为“作为帝国创建者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的

单向性

贝克尔被广泛称誉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方面最富有独创思维的人之一”，而问题就在于“独创”上，“独创”在显示其“新颖”的同时往往也蕴含了“片面”。实际上，贝克尔所做的主要不是对社会科学各分支领域的有机契合，而是将经济理论和方法拓展到过去同市场力量没有联系的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人口统计学、犯罪学和生物学等，尤其是使用经济学方法展开对传统上那些非经济行为的研究。例如，贝克尔及其追随者使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广泛研究了家庭组织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包括生育率、子女教育、婚姻对象以及家庭分工等，从而创立了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新家庭经济学。

因此，贝克尔领衔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具有强烈的单向性：主要是将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推广并运用到其他社会学科分支之中，从而将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变为经济学的一个研究内容，并最终取消所有的社会科学分支，经济学开始成为社会科学的明珠和灯塔。贝克尔指出，“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经济分析是最有说服力的工具，它能对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做出一种统一的解释。”在贝克尔看来，合理的研究方法是经济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且，这种合理的方法在经济学领域首先形成并适用于其他所有社会科学领域。

那么，这种方法究竟是什么呢？贝克尔认为，经济分析的核心是“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综合假定”。同时，他承袭了罗宾斯的定义：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选择的学科。贝克尔等就在给定偏好和约束条件下解释和预测个体的选择行为，并假设偏好对所有个体都是相同的且稳定不变的。基于这一逻辑，无论是个人、政党、利益集团还是政府都被经济学家视为追求其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决策者，所有行为都纳入了一个狭隘的“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求效用函数或所选择的目标函数的最大值”的目的论模式。贝克尔说，“经济分析能够想见的应用范围如同强调稀缺手段与各种目的的经济学定义一样宽泛。”这样，贝克尔等发起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就极大地拓展了理性经济人的分析范围，并建立了一般性的理性选择分析框架。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分析缺陷

由于贝克尔等人所倡导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是单向的，而不是社会科学各分支的真正契合，因而，尽管它对其他传统非经济领域的分析带来了很多新颖性，但这种新颖性观点往往是建立在极其片面性的思维之上，因而将它广泛应用到婚姻、生育、犯罪、革命等问题的分析上时就会得出具有明显误导性的结论。这里举几例加以分析。

例1.贝克尔在分析结婚和离婚行为时提出一个假设：那些离过婚的人通常会比未曾离过婚的人更易于争吵，更不讨人喜爱；因此，令人不快的性情是导致婚姻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离过婚的人也往往被视为更不理想的婚姻候选人。但是，这种分析显然存在问题：（1）离婚后再结婚的概率在不同文化和社会中明显是不同的，因而这一分析没有揭示与离婚有关的更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因素；（2）人的性情本身往往因环境而变化，因此，与其说令人不快的性情导致了离婚，还不如说因婚姻中的问题滋生了令人不快的性情。女性主义经济学家Woolley就说，贝克尔的这些假设是非常无礼和令人讨厌的。

例2.贝克尔基于理性选择分析还得出结论：一夫多妻要比一夫一妻制对女性更有利；究其原因，当男、女人数大体相当时，一夫多妻制的存在使得高收入男子通过竞争而迫使低收入男子保持单身，从而有更多的女性能够嫁给那些高收入男子而分享他的财富，相反，一夫一妻制实际上是对女性征税而补贴弱势男人。那么，这种分析结论真正深入到了现象背后的本质了吗？其实，这一分析存在明显的缺陷：（1）它在很大程度上物化了女性，将女性置于卖方的地位，是性供给者，任何有助于提高性需求的因素似乎对女性都是有利的。（2）它只看到能够“看”得见的一面，却没有看到那些“看”不见的其他方面。一夫多妻制固然对那些作为小妾、姨太以及小三的女性可能是有利的，而对那些作为结发之妻却是不利的。（3）它只将人们的追求局限在物质享受上而根本没有考虑人类的精神需求。如果考虑到家庭对夫妻之间情感的塑造，而一夫一妻之间的情感显然比一夫多妻之间的情感更为对等，从而更加符合女性的利益。女性主义经济学家Bergmann认为，贝克尔之所以坚信他的结论就在于，他相信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甚于政治动机。

例3.贝克尔的一个学生就认为，犯罪是担风险的活动，当受到的惩罚很轻时效用就极大化；他的另一个学生则说，就诉讼的概率而论，一条法律条文就像任何一件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将会引起消费选择的分配的变化，即趋向于相对便宜的商品而舍弃较为昂贵的商品。根据这一分析，提高惩罚力度是降低犯罪的重要措施，但显然，那些存在死刑的国家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犯罪率下降。为什么呢？弗雷（Frey）等人的研究表明，人们犯罪动机为往往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事实上，现实生活中，那些身处相同经济地位的个体在面临相同的糟糕境遇时，是否会犯罪以及犯罪的程度往往是不一样的。

事实上，正是由于经济学帝国主义把人类的任何行为都看成是理性行为，甚至把各种行为的价值也视为无差异的，以致卢兹和勒克斯指出，“大多数由加里·贝克尔和其他人所做的工作可能会给读者留下有些愚蠢的或至少是牵强的、不自然的印象。”例如，麦肯齐和塔洛克认为，性需求也是价格的函数，理性人在消费性时会一直消费到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止，性价格的相对提高则会使消费者选择其他产品的消费而减少性的消费。而且，麦肯齐和塔洛克将“卖淫行为”与“正常的性关系”等同起来，只不过在卖淫行为中支付的是货币，而在“正常性关系”中使用的则是“非货币”。相应地，贝克尔认为，人们之所以决定结婚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他结婚所带来的益处的预期超过他对单身汉的保持或者另外寻求一个更合适的伴侣所带来的益处的预期。但实际上，婚姻并非全然是经济计算的，而是源于社会性的爱，正因为人有爱，所以愿意为其所爱的人付出。例如，安徒生可以为苦守青梅竹马的初恋而茕茕孑立一辈子，小穆勒可以苦等泰勒夫人21年，勃拉姆斯因挚爱舒曼夫人克拉拉而孤独一生。

经济学帝国主义引起的反思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具有强烈的单向性，当经济学帝国主义将经济学分析方法简单地拓展到其他领域时，就得出了很多有违事实和伦理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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