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劝他不要正面对抗 ——纪念乔治·阿纳斯塔普罗

胡晓进

莎士比亚四百五十岁了。英国人视他为国宝，在英语世界，他的语言与文学成就，无人可及，也毋庸赘言。但是，有些学者别出心裁，将他置于政治思想史的脉络之中，发掘莎翁的政治影响。希腊裔美国人乔治·阿纳斯塔普罗就是其中一位。1983年，他曾出版《作为思想家的艺术家》一书，讨论从莎翁到乔伊斯等十三位著名作家在政治生活领域的遗风；认为莎翁的历史剧，影响了早期美国人的政治与道德观。

阿纳斯塔普罗的莎翁新论，似乎从托克维尔那儿得到了印证。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两次提到莎翁。他看到，在拓荒者的小木屋里，几乎都有几本莎士比亚的作品，有些还与《圣经》放在一起。就是在这样的圆木屋里，托克维尔第一次读到了莎翁的《亨利五世》。

这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情形，往前翻半个世纪，莎翁同样是美国知识阶层所熟知的剧作家，他的历史剧，也是1787年制宪会议代表共同的知识背景。制宪会议上，在讨论第二院（参议院）议员的推选方式时，宾夕法尼亚代表詹姆斯·威尔逊提到，“与我们现在要展开的巨幅画卷相比”，亨利四世及其朝臣们的擘画，不过是一块象牙微雕罢了（借用尹宣先生译文）。威尔逊是极其活跃的制宪代表，发言次数超过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对1787宪法影响巨大（详见胡晓进《詹姆斯·威尔逊与美国宪法》，《美国研究》2011年第三期）。

虽然威尔逊并未提及莎翁的名字，但是乔治·阿纳斯塔普罗觉得，威尔逊所说的亨利四世，就是莎翁的名剧《亨利四世》；而且，威尔逊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的制宪代表都能理解他说的是什么。“莎士比亚所描述的事情包含着对英国宪法的广泛解释，他为早期美国人理解其宪政先例，提供了非常权威的指引”。为了强调莎翁的作用，乔治·阿纳斯塔普罗甚至在《美国1787年〈宪法〉讲疏》（赵雪纲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中，插入专章，阐述莎翁历史剧对美国宪法的潜在影响，其中包括立法权至上、如何挑选行政首脑、誓言的重要性等等。

在美国学界和社会，乔治·阿纳斯塔普罗始终是个异类。他是列奥·施特劳斯的弟子，但却被怀疑是共产主义分子，终身没能获得律师资格；他著作丰富、任教于多所学校，但一直不受主流学者待见。最令人感叹的是，他坚守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政治权利，拒绝申明自己的党派立场，被伊利诺伊州律师协会拒之门外，经过十年抗争，他将自己的官司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但最终还是败诉，成为失败的英雄。

2014年2月14日，乔治·阿纳斯塔普罗在芝加哥去世，他的固执与坚守，再次成为学界话题。1925年出生的阿纳斯塔普罗，成长于伊利诺伊州南部的一个希腊移民家庭，十八岁时中断学业，投身第二次世界大战，驾驶战斗机奔赴欧洲战场。“二战”结束后，阿纳斯塔普罗进入芝加哥大学， 本科毕业后继续留在芝加哥大学念法学院，1950年通过律师资格笔试，准备成为一名白领律师。美好的前程正在向他招手，但是，谁也不曾想到，面试时，伊利诺伊州律师协会提出的一个小问题，改变了他的一生。

按照当时的规定，所有通过州律师资格笔试的学生，都要参加州律师协会的面试，回答律师协会代表提出的问题，以考察申请者的品行与表达能力。1950年11月，刚满二十五岁的阿纳斯塔普罗跟同学一起参加了例行面试。其中一个问题是，列举自己认为重要的宪法原则。阿纳斯塔普罗讲了三条：分权原则、《权利法案》保障基本权利、以革命的方式推翻破坏这些权利的政府。最后一条让面试官大吃一惊，当时正值麦卡锡主义盛行，美国政府捕风捉影，满世界搜寻共产主义分子。神经紧绷的面试官决定问个究竟，“你是否认为共产主义分子也有资格成为本州律师？”“是的，我认为可以，”阿纳斯塔普罗回答说。“共产主义分子号召武力推翻政府，他们并不认可现行法律啊？”面试官接着问。“反抗暴政、革命造反，是美国政治的一贯传统，也是个人的基本权利，”阿纳斯塔普罗坚持自己的逻辑。话已至此，多问无益，面试官决定直击要害，“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对此，阿纳斯塔普罗拒绝回答，他觉得政治身份与律师资格无关，他是否属于某一党派，是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个人权利，面试官无权过问。结果，他与律师资格擦肩而过，人生轨迹也随之彻底改变。

本来，阿纳斯塔普罗只要简单说一个“不是”，就万事大吉。当时的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院长、后来的校长、美国司法部长李维（Edward H. Levi）也劝他，不要正面对抗。但这不是阿纳斯塔普罗的性格。认识他的同学与老师都相信，阿纳斯塔普罗绝对不是共产主义分子，他只是有些清高、有些固执。

被州律师协会拒绝后，相信人人有“革命权”的阿纳斯塔普罗并没有真的去革命，而是诉诸法律手段，起诉律师协会。经过州法院的多次听证、判决，1961年，联邦最高法院对阿纳斯塔普罗一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州律师协会的决定。不过，阿纳斯塔普罗虽败犹荣。有四位大法官（包括首席大法官）表达了不同意见，这份异议由雨果·布莱克大法官领衔的意见书，足以让阿纳斯塔普罗不朽：

阿纳斯塔普罗放弃自己的职业前景，所要捍卫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自由权，正是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倡导的，也与帕特里克·亨利提出的“不自由，毋宁死”一脉相承。……

在人类历史上，一直不乏残酷压迫民众、罔顾个人尊严的政府，革命权是自我解救的途径；我建议，全国和全世界的民众，都能像阿纳斯塔普罗一样，相信自己拥有反抗暴政的权利。……

如今，政府日益打压具有独立思想、希望自由言论的抗争者，太多的人变得越来越趋炎附势。如果我们希望维持先辈们奋斗得来的遗产，将美国的自由传递下去，就必须重新回到《权利法案》。我们不应该害怕自由。

1971年9月，布莱克大法官逝世，遵照他的遗愿，人们在他的葬礼上重读了这份异议。

在最高法院败诉之后，阿纳斯塔普罗一面教书，一面跟随列奥·施特劳斯读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正是他最关注的宪法第一修正案。

1978年，伊利诺伊州律师协会曾改变决议，同意阿纳斯塔普罗申请律师资格，但他拒不提出申请，他不想就此妥协。

阿纳斯塔普罗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特立独行、坚持己见的人。任职于法学院期间，李维院长曾要求所有男生上课时穿正装、打领带，只有阿纳斯塔普罗照旧牛仔裤、运动鞋，遇到不满意的课，干脆不听，在课堂上看报纸。

1975年，李维校长离开芝加哥大学，到华盛顿担任司法部长。阿纳斯塔普罗将自己发表的作品放入牛皮纸信封，从自己的住所一直摆到芝加哥大学门口，足有一英里长，以此证明自己有资格执教芝加哥大学；他给校方写信，希望回大学任教，但是未能成功。从此，他再也没有给芝大校方写过信。但是，他的同学没有忘记他，毕业四十周年聚会时，他们给阿纳斯塔普罗颁了一面铜牌，上面写着：“为了更高的原则，过令人尊敬的生活。”

的确，阿纳斯塔普罗也许不招人喜欢，但绝对受人尊重。他的同班同学，无论是法律史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iedman），还是后来的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Ramsey Clark），都称赞他是一个坚持原则、敢做刚当的人；富有堂吉诃德精神，虽然弄得自己遍体鳞伤，但始终不悔，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