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离婚未遂案

谭伯牛

同治元年（1862），郭嵩焘应李鸿章之招，至上海，就任苏松粮储道。其时，嵩焘四十五岁，结婚二十六年的陈夫人逝世不到一年，即有人为他张罗续弦的事。如孙士达便说，江南大乱之后，“浙江仕宦之家避乱上海，子女沦落”，其中适合娶做老婆的颇有几位，譬如会稽徐家，“有女美而才”，在家乡相亲（“择配”）超过二十回，迄未订妥，现在逃难，择偶条件大约会降低一点儿，“为君求配，或当见允”。嵩焘矜持，未置可否，而士达热心，一月后再见，即云女方有意思，并向嵩焘催取庚帖，一旦八字不冲，就准备穿媒人牌皮靴了。孰料嵩焘自觉报国任重，何暇家为，抑有歧视小家碧玉之心，乃答曰：“当时亦戏言耳，事端繁重，心更惮之。”

旁听者为近代史上著名改革派思想家冯桂芬，也是热心人，插一嘴说，真要再娶的话，钱鼎铭有个妹妹，挺合适。钱家是不打折扣的望族。远的不说，只说鼎铭父宝琛，尝任湖南巡抚，是嵩焘的父母官。鼎铭自己，未来也官至巡抚。而在此前，他跑到安庆湘军大营，在曾国藩前长跪不起，痛哭求援，愣是让国藩改变了进军路线，派出李鸿章新建淮军，直抵上海，以克复常州苏州为首务——当然，鼎铭不仅带去了眼泪，还带了大笔银两。这边厢，嵩焘一听钱家有女，虽然口头说了句：“不求美，然不可有破相，不求才，然不可有劣性”；实则“自觉称心”，早已心许矣。

随后，嵩焘升两淮盐运使，旋奉署理广东巡抚之命，在赴任前定下这门亲，并于二年八月廿一日，在上海举办婚礼。只是，新妇过门，他的观感却是：“多言狂躁，终日叫呶，有类疯颠，貌更凶戾，眉目皆竖。”且未洞房；钱小姐借口大姨妈来了（“月事姅变”），廿四日就去了娘家，廿八日才回来。而在这段时间，嵩焘的感受竟是“钱氏回家四日，始得安寝”。接下来，“钱氏喧哄逾甚，终日不倦”，嵩焘慨叹“真劣妇也，不可教训”。哪怕上了去往广东的海船，钱小姐仍然“喧哄类疯颠”。九月初十日，船至广州，此后，“钱夫人终日喧哄，并痛詈鄙人，秽恶万状”。嵩焘从骂声中识别夫人的心意，原来是要“回沪”，于是在七天后同意她的要求，“诟谇之声稍息”。廿二日，钱小姐登上了去上海的轮船（据郭氏日记）。

对这段孽缘，嵩焘的终极解决方案是，“罄其嫁装及所有衣服，寄还其家，以书告绝，始终未成婚也”。此处“未成婚”或谓没有肌肤之亲，然而，在上海举办婚礼，那么多观礼人会这么认为吗？

按，以上俱是郭嵩焘一面之词。他有手写回忆录《玉池老人自叙》，身后由儿子辈公开出版（光绪十九年，1893）——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单行本，《郭嵩焘诗文集》（1984）亦未收入——但是，手稿有一节专讲与钱氏的婚事，刊本却经删节。民国二十六年（1937），俞大纲在《史地杂志》公布了这段文字，1960年代初，黎泽泰也披露了这段文字（《玉池老人自叙校勘记》，载《湖南历史资料》1979年第一辑）；二者皆自手稿钞出，录文略有异同，不害文义。坊间郭氏传记，如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1971）、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1993）、王兴国《郭嵩焘评传》（1998）、孟泽《洋务先知郭嵩焘》（2009）诸书，于此荒唐事或叙或不叙，于此未刊稿或引或不引，要皆偏听偏信，以嵩焘遇人不淑为论定。惟曾永玲《郭嵩焘大传》（1989），略采第三方证词，质疑嵩焘的选择性记忆，然亦浅尝辄止，不得其详。鄙人不贤识小，执不八会死之旨，广征舆论，作逐影诛心之文。

嵩焘密友曾国藩对这件事有一番痛斥。他在三年后评价嵩焘抚粤的作为，说：

即如弃妇一事，妇始入门，其老妾命服相见，为妇堂下坐而妾居上，此岂知礼者所为乎？比至粤官，与夫人、如夫人绿轿三乘入署，第二日夫人大归，第三日即下勒捐之令。持躬如此，为政如彼，民间安得不鼎沸？（赵烈文同治六年七月初五日记）

按，“大归”，即古曰出妻，今语离婚。不过，国藩记忆稍有问题，说抵粤第二日钱夫人就回上海，这肯定错了。然而，国藩消息灵通，说郭钱上海大婚当日，嵩焘的小妻（“老妾”）邹氏著“命服”，踞上坐，要给新来的大妻一个下马威，让他印象深刻，应是实录。而抵粤上任，嵩焘不仅携带明媒正娶的夫人，还要捎上不宜外交的妾妇，招摇入署，完全无视当时当地的风俗礼节，则暴露了他的败德（“持躬如此”），以致无以服人（“为政如彼”即勒捐富户）。以此，未来嵩焘被左宗棠参了一本，巡抚免职，国藩一点都不同情。

若国藩所言属实，平情而论，吾人读者大概也能理解何以钱氏过门后要大闹了。这位女士不是神经病，只是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已。传统中国，妻与妾，与丈夫在身体上的亲近程度差不多（以频度论妾或过之），在名分与权利却有巨大的差别。钱氏虽为空降继妻，仍是不折扣的正妻，于情于理，俱不应接受与小星平等的待遇。

还有证据。嵩焘的岳父钱宝琛，特别能克妻，他的三位夫人，分别是昆山陈世和的第三第六第八女，迭相谢世，当郭钱联姻，只剩下如夫人韩氏，即郭钱氏之母。而宝琛长子鼎铭，比嵩焘小六岁，则郭钱氏虽不一定年方少艾，但决比嵩焘年轻许多，屈指可算了。那么，一个小姑娘家，受了不公平待遇，闹闹脾气，有必要说她“疯颠”吗？

更能作证的是俞大纲。其家与湘中巨族连有婚姻，其母后来在长沙见到了嵩焘死后才去湖南的钱夫人（已守活寡二十八年），观感是这样的：“年已老矣，严谨不苟言笑，贤妇人也，殊非先生所述近于疯痫者流”；言外之意，很难想象青年有精神障碍，再守近三十年寡的女人，到老能是“严谨不苟言笑”的“贤妇人”。大纲不信，大家也不信。而在长沙也听到了这样的传说：“或云夫人以不见容于先生宠妾，忿而决绝”；闺门之内的事情固然隐秘，但在根本不保护隐私的时代，其实也是相对透明的。以此对照曾国藩所说婚礼之日“妇堂下坐而妾居上”，如出一口，历数十年不变。只能信其有。

至于钱夫人何以守寡，何以来湘，答案则在嵩焘的回忆录。钱夫人回上海后，嵩焘并未真正申明离婚，而是托朋友转达三条“约法”，倘若钱夫人能够遵守，则夫妻还可以做下去。第一条，既回娘家，且双方未行夫妻之礼，则“于义可以另嫁”，然若不另嫁人，“则是为我守义，我不可竟以无义处之”。第二条，“此女之顽悖，多自其母，必其母死，或少失所凭恃”；显然，这是歧视钱夫人的庶出身分，说来似合时宜，其实没有道理。第三条，“脾气是否能改”；你不接她回来吃饭，怎么知道脾气能不能改？

郭三条很快就扩散了。至少王闿运借此劝过嵩焘两次，一则云“若妇果至，必能相安，使老夫无妻而有妻，尤快事也”（同治九年十月朔日记），再则云“妇顺弥贞，深居思咎，默而自守，又已八年，两姓前諐，可以消矣”。闿运还拿这封信向嵩焘说合，据其日记，嵩焘的回答是：好。不但说好，还掏出另一封江南来信，说李鸿章建议，钱夫人若来，应先在湘绮楼（王宅）住下，经考察合格，再与嵩焘相见。只是，后来闿运从另一位朋友处得知，嵩焘对李、王如此热心撮合的评价是：“和尚劝间，奇事。今不惟劝间，又迎其妇居于庙中，奇之又奇也。”（同治十一年七月朔日记）最终，钱夫人也没有理会郭三条（嵩焘云朋友“皆不敢加保”），而是隔了二十八年来实践这三条。

四十年后，俞大纲评论这件朋友圈的往事，说“细审先生内疚自讼之言，知夫人不负先生”（《跋郭筠仙先生玉池老人自叙未刊稿》）；却未发现前此李鸿章虽不能协和此事，却早已逮住机会公开表明了态度。鸿章为嵩焘写《墓表》，记叙未亡人，是这么下笔的：“公娶陈，继娶钱，先后封夫人，妾凤、梁”；不仅表明钱夫人的身份，还刊落了邹妾的姓氏。

按，嵩焘有四妾，邹、凤、梁、李，固可在铭墓文一一载明（王先谦撰《神道碑铭》即如此）。但是，四妾中惟凤、梁产子，鸿章特悬高格，不录无珠，也算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