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雄飞
一开始,简直,仿佛:法国左派、法国的批判理论(及其美帝继承者)更能吸引人。法国理论有力量,有逻辑,有细节,令人醍醐灌顶,思维活络,逼格飙升。但是,隔海相望,英国左派,虽然没有过分的搔首弄姿,却显得更踏实,更接地气、近人情。下面就来说说其中的三位,以及他们刚在中国出版的新书,每位对应的关键词分别是:历史、现实、理论。
第一位是故于2012年中国国庆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最近推出中译本的《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3月版)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霍布斯鲍姆最为人所知的,当然是他关于十九至二十世纪历史的年代四部曲(最近又被重新出了一遍),而这本《如何改变世界》则分为两个部分:上半部分某种意义上可视作优秀的马恩辞典,或者关键词研究,下半部分则是从马克思生前到2000年的马克思主义史。概言之,贯穿这本书的有两样:历史和政治。就历史而言,霍布斯鲍姆告诉我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1857-1858年手稿)在什么历史语境下产生,在什么历史语境下传播;告诉我们为什么马克思偏偏能在1840年,把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法国经验、英国经验、德国经验,圣西门、欧文、傅里叶给综合了、改造了;告诉我们后来是哪些年发生的哪些事情,促使马克思去修正他早先的理论,并转移了侧重点;告诉我们马克思的历史分期(所谓五阶段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大纲》究竟是以如何复杂的面向呈现出来的。就政治而言,霍布斯鲍姆分析了,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后者是如何复杂地去理解:国家、民族、革命、专政、政党、国际、战争;霍布斯鲍姆还专门讨论了葛兰西,因为他认为是葛兰西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就在于没有抓好领导权。
当然,霍布斯鲍姆也承认马克思的局限,比如他说《共产党宣言》的错误之处就在于:对资产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构想”,并不必然得出“无产阶级将会推翻资本主义,并因此为共产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这一“结论”。因为该“结论”,“并不是来源于对资本主义的性质和发展的分析,而是来源于一种关于人性和人类命运的哲学论证”,“一种救世论的论证”。但霍布斯鲍姆说得更振奋人心的则是:《共产党宣言》是 “一份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文献”(资本主义的必然命运),而“不是一份历史决定论的文献”,是“一份关于选择、政治可能性而不是各种概率——更不用说确定性——的文献”,甚至,它还是“一份设想到失败的文献”(没有排除同归于尽的可能)。
霍布斯鲍姆在讨论二战后的马克思主义史时,把雷蒙德·威廉斯的作品称为“把自传、报道和思想反思相结合的强有力的文学”,当我们读了《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译林出版社,2014年3月版)这本书后,或许会觉得这样的评价不无道理。这本初版于威廉斯逝世后的文集,主要收录了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文章、演讲、访谈,涉及了消费文化、社区价值观、大众传媒、工党结构、英国政体、反军国主义等主题,从而反映出威廉斯作为公知的工作范围和强度。的确,当威廉斯为引发观点而娓娓道来他的成长经历时,充满了温情。我想我们的文化部门决策者,也该好好看看《文化是平常的》这篇文章:“不要把一种现成的文化提供给不知情的大众”,“有些共同意义,从任何可能的意义上来说都不是商业中产阶级的唯一专利”。“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运动不仅是一场实际的、有组织的运动,也将是一场富有情感和想象的运动。”
《希望的源泉》最后收录了威廉斯学生特里·伊格尔顿对他老师的访谈,伊格尔顿当时不客气地质问威廉斯:后者“对人类创造能力的信心”是否就是对“工人阶级家庭孩提时期”的怀旧?看来和威廉斯一样根正苗红的伊格尔顿,早年受了法国理论影响后,还是颇有锋芒的,所以,当我拿到《异端人物》(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2月版)这本书之后,估计他又会毒舌一大片。但出乎意料的是,不同于《理论之后》的嘲讥讥,伊格尔顿帮这些“异见分子”说了不少好话。这本大体可以称为《伦敦书评》伊格尔顿特辑的文集主要涉及了两拨人:左派(卢卡奇、阿多诺、哈维、齐泽克、巴丢)和文人(勃朗特、叶芝、王尔德、艾略特、布鲁姆、斯坦纳)。须指出的是,伊格尔顿的这些书评真的很不水,评十八世纪乌托邦小说,点出了那些小说只批现实不想未来,还和殖民主义有一腿,评法兰克福学派,他自己上阵,把其间的历史、概念统统讲得清清爽爽。
三本书,威廉斯翻译得最好,有译注;霍布斯鲍姆语句通顺,但有些地方牺牲了原文,若有读不通的,基本是翻译问题;伊格尔顿总体通顺,但有错得极其离谱的地方。在同时批苏联和社会民主主义方面,霍布斯鲍姆和七十年代的威廉斯差不多。而霍布斯鲍姆做的正本清源工作,最终是为了呼唤“马克思再次成为一位二十一世纪的思想家”,就像伊格尔顿书的前言就说,我们政治上对手的人数比我们多得多:左派毕竟在守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