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不讲演，不答辩，不做结论

早报记者 石剑峰

哲学家李泽厚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的“伦理学研讨班”最初面向华师大学生开设，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走进课堂。84岁的李泽厚先生开课的消息也很快从华师大传到校外，要求来上课、旁听的学生实在太多。最后，4节“研讨班”的举办地点从华师大闵行校区搬到了市区本部，上课学生从华师大变成面向全国，身份不限，要求只有一个：参与讨论。昨天是“伦理学研讨班”第一讲，李泽厚先生整堂课不讲演，不答辩，不做结论，只是带着100多位身份背景迥异的学生一起讨论公正与正义的差别在哪里，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合理。

“今年再不来，

就真的来不了了”

昨天上午第一讲，9点半的课，9点不到就有人开始排队等待进入会场上课，在这10多人的队伍里，有校外学生、其他高校的教师、媒体甚至律师。知名主持人李蕾作为普通学生来上课，“我比较宅，很少出来。但他是李泽厚先生，我也是来好好学习的。”教室只能容纳100人，大家凭印着李泽厚先生头像的票入场，教室旁边有一个更大的会场，没有获得上课申请资格的哲学爱好者和学生，在那里通过视频直播旁听课程。9点20分，李泽厚先生来到教室，所有人起立鼓掌欢迎这位84岁的老学者。当李泽厚听到还有150多位学生在隔壁教室看视频直播时，他主动要求“我要去那里看望学生们”！当他从隔壁教室离开时，几位女生大声喊着：“把李老师还给我们！”

华师大哲学系系主任郁振华是第一堂课的主持人，但他称自己今天是李老师的助教。他回忆起李泽厚先生1985年第一次来华师大讲演的情景，那时他还是华师大的大一学生。当时由于来听的人实在太多，换了三次地方，“我们男生体力好，一路狂奔换礼堂。当时是文化热，大家都在讨论文化问题。”郁振华教授甚至回忆起当时童世骏教授的角色是“走道里收条子给李先生回答的”。童世骏教授现在是华师大党委书记，后面一堂李泽厚先生的课，将由他来做“助教”。

“我的感觉是，30年来生活发生了变化，但有些东西似乎是不变的，那就是李先生无与伦比的影响力。这也说明了在华师大我们对学问的敬意，以及对真理事业的热情。我们喜欢读李先生的书，我的感触是，李先生的文字带着青春的色泽，对年轻人有吸引力。”郁振华教授说。

李泽厚先生刚从美国飞回来，身体状况不是太好。“我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不是太好，前天，坐飞机过来，整个航程24小时，我当然不会睡着，只是反应有点慢。昨天上午还去医院，晚上还吃了8粒安眠药。”李泽厚先生解释道，“但我要讲一下，我不是讲演，如果要听讲演，现在就可以退席了。就算大家都退席了，也没有关系。”李泽厚先生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这是普遍规律。

李泽厚先生的“伦理学研讨班”此次共4讲，“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上课堂，为什么要上4次课？因为2009年我答应杨国荣教授来华师大，2010、2011、2012年又都邀请过我，我都答应了。答应了4年，我就讲4次。”李泽厚教授说，现在一定要来华师大，主要还是因为身体状况，他说看到材料，现在有三分之一的人老年痴呆，“也许我明年就得了，我现在过目就忘。今年再不来，就真的来不了了。”这句话让大家听了唏嘘不已。

情本身是有价值的

不做讲演，不做答辩，只是平等讨论几个伦理学问题和案例，就是这堂课的规矩。“我的设想是10多个人交流些问题，能集中讨论几个问题，不求集中意见，那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伦理学分歧太多、问题太多，我希望能明确提出几个问题，希望大家一起思考。我很希望大家提些意见，批评、反对、质疑、同意都可以，希望不要把问题铺太满。”李泽厚先生希望大家能对他提的问题主动地进行交流，“我这里有一个名单，不要点名。”

李泽厚先生首先提出，现在伦理学有三大派别，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美德伦理学，“中国现在走一条新路该怎么样”这个问题，他先没有谈。李泽厚提的第一个问题与他的书《回应桑德尔及其他》有关，他说，这本书在香港出版时用了“公正”，而在三联书店的版本中则是“正义”——为了对应内地版罗尔斯的《正义论》，他问大家，“你们倾向于用哪个词，为什么？”

学生们都有点拘谨，有些冷场。在李泽厚先生鼓励和启发下，他们才慢慢开始讨论起这个概念问题。在大家发表了10多分钟意见后，李泽厚先生说，他倾向于用公正而不是正义，“因为公正情感性多一点。”这跟他自己提倡的情理结构有关。

李泽厚先生在上课前就说过，他这堂课主要是要回应桑德尔，所以李泽厚问大家，他跟桑德尔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在哪里。最后，李泽厚自己说，他跟桑德尔相同的地方是都不反对市场经济，都不赞成功利主义和自由至上伦理学。而说到不同点，李泽厚用了桑德尔的几个案例来说明。

在著名的火车失控案例中，推下一个胖子救失控火车上的四个人是否道德或合法？这个案例，让在场学生们热烈争论起来，甚至针锋相对，不同立场的学生甚至争吵起来，争论的话题甚至从道德问题延伸到法律问题。李泽厚说，旁观者没有义务让胖子去死，而司机为了救其他四个人去牺牲胖子，可能是职业道德。但他又问，如果那个胖子是司机的亲人怎么办？所以“简单一个标准去套，是有问题的。我个人观点还是看具体情境”。李泽厚说，用抽象原则处理具体事情，是有问题的，要具体分析。“如果是抽象原理套具体事情，我是不赞成的。用历史具体地去分析。至善不是上帝、理性，这是我跟他（桑德尔）不同之处。”

接着，大家又一起讨论了桑德尔的另外一个案例。四名船员在海上漂流，因为饥饿，其中三人吃掉了最羸弱的少年，并活了下来。三个人中一人揭发了这件事情。最后的判决是，他们有罪但被女王赦免。对于吃人是否合理或违法，学生们又再次争论起来，而这也是李泽厚先生乐意看到的。这两个案例中，李泽厚先生都倾向于从具体社会、历史、人情环境去分析人的选择。而这样的选择，他说，他是在西方的伦理学之外加上人情因素再去判断。因为在中国，人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李泽厚先生说，“我讲情理结构，情本身是有价值的。所以我把正义改成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