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波斯恐惧症

歧视与宽宥

歧视，似乎是人类最古老的情结之一。从种族、血统发展到宗教、阶层、肤色等歧视。前类歧视逐渐在文明社会受到排斥成为禁忌之时，地域歧视，作为歧视文化中的一朵恶之花，却始终处于繁荣的状态。有人戏言，地域歧视是华人社会永恒的黄金议题。歧视无疑是反文明的，但所谓文明，其实本身是否有其虚伪属性？但毋庸置疑，放大人性之善，理解，宽宥，扶助，或许能消解因恐惧、误解而滋生的双向伤害。

本报评论员 孙乐涛

“旁边人给你一个judgement，一个眼神，你还是会受伤，不管阶层高低，都会看扁你，只因为你讲普通话。”一位在香港读大学的内地学生说。

“虽然我没有说是‘全部’，只说‘某些’内地网民野蛮，就马上有三千多个‘某些’人以行动证明我没有说错。看他们的评论，你便对所谓野蛮二字，有更深入的了解。”这是杜汶泽近来一篇网志的内容。

从“幼童便溺事件”到“成功抵制杜汶泽”，陆港民间交流中由“歧视”、“入侵”等不良情绪引发的误解与对峙，近来又成为焦点。“被歧视了!”“内地人”愤愤不平。而更让人气恼的是，“我们给了你们那么多，你们为什么还歧视我们?”

优越感与歧视

“歧视”，其实是人类社会中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一种东西。可以说，它植根于人性。歧视的原初含义就是“区别对待”，而外在的“区别对待”又往往源于内心的“看不起”。你“看不起”别人，一般来说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比别人强，你有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往往确实是基于现实中的优势，但如果不加以节制，就有可能膨胀变态而成为“歧视”。

而从历史经验来看，由最初的“优越感”进化成群体性、甚至对弱势者具有进攻性的“歧视”，往往是在这种优越感、安全感受到威胁的时候。中国的小学课本里曾有一篇课文叫《在仙台》，是鲁迅讲自己在仙台医学院学习的故事。对鲁迅来说，那是一段愉快的经历，中国人也从这文章里知道了可亲可敬的藤野先生。那时，甲午战争已过去多年，日本已远超中国，日本人对中国人已有巨大的优越感。但鲁迅在仙台不但没有被歧视，反而被嘘寒问暖，照顾得格外周全。这是因为仙台的“清国留学生”太少了，稀罕，“物以稀为贵”，就像北方的大白菜到了南方被系上红绳挂起来，尊为“胶菜”一样，鲁迅自嘲。

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人数众多，就远没鲁迅这待遇了，事实上当时东京的报章上常有“清国留学生”不守法纪、闹事的报道，其中不乏敌意。而今天澳洲、北美一些中国移民、留学生、“富二代”众多的城市，有关歧视、争议乃至冲突的消息，早已不新鲜，情况远甚于鲁迅留日时的东京。原因很简单，来自落后地区的人群大量涌入对当地人的生活构成冲击、威胁，使他们安全感降低，甚至这些外来者甚至与他们竞争有限的资源，可能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与文化。于是他们不再从容，原有的优越感迅速转化为普遍性的“歧视”，甚至会滋生富有进攻性的极端势力。

这也就是今日的香港故事。

公元前5世纪，希波战争爆发，波斯帝国人口、版图、“GDP”数十倍于毗邻的希腊。大流士、薛西斯垂涎于希腊这颗爱琴海边的明珠，挥戈西进，志在必得。然而，以人均收入、居民生活水平、文化水准等指标来衡量，大一统专制帝国波斯实际上远逊于希腊诸民主城邦。据后来的历史学家考证，希腊联军人数远少于波斯大军，但装备、训练、凝聚力远高于后者。如斯巴达三百勇士用的盾牌是由铜皮、硬木复合制成，而波斯军队基本上是藤牌、藤甲。更重要的，这是“公民军”与“奴隶军”的对决。

三百勇士英名不朽，他们在温泉关抵御数十万波斯大军，生死一线。天时、地利、人和最终拯救了希腊文明。黑暗退去，希波战争后，雅典城邦进入全盛时期，才有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有了希腊哲学、希腊戏剧、希腊艺术。

2007年扎克?施奈德执导的《斯巴达三百勇士》的电影中，仍然可以看到古希腊人与有西方原教旨意识的当代人对“波斯”深深的“歧视”与恐惧：漫山遍野而来的波斯大军，如密密麻麻的蝗虫，他们面孔如一，没有个性，不知自由与尊严，其精神被狰狞的薛西斯牢牢地控制、统摄……

“我们给了你们那么多，你们为什么还歧视我们?”“内地人”想不通，“香港人心里却有答案。但归根结底，”“内地人”与“香港人”不是敌人，而是同一个国家的公民。而且，我们生活在现代世界。两地人民其实并不是没有共识的，那就是在平等、法治、权利、尊严这些现代文明价值基础上，形成一个炎黄子孙的共同体。

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互相沟通、理解，既要针砭，还要有宽宥之心。先进者有义务帮助落后者，而不是嘲笑落后者。“落后者”也应该认识到，强大不应仅仅是肉体强大，GDP强大，还要精神强大，制度文明;集体要强大，个体更要强大，自由、富足、有尊严的个体才是衡量文明的真正指标。

只见群体的前现代思维

“歧视”这个词带有典型的群体属性，它通常不用于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看不起”，而是对一个群体的“看不起”。它给某个群体贴上一些不受欢迎的标签，以粗暴的全称判断来指谓这个群体，笼统、武断地认为这个群体的成员都具有这些不良特征。歧视的种类形形色色，比如地域歧视、种族歧视、民族歧视、性别歧视、阶级歧视、宗教歧视，等等，它们都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歧视。

歧视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事实与心理互相作用的过程。一般来说，歧视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是有原因、有“道理”的，有时候还很“有用”。比如前些年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深圳龙岗警方“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的事件，这是当地基层派出所民警总结一段时间内某类治安案例多为河南籍团伙所为的规律，对辖区居民进行公示提醒。再比如沿海一些地区偷渡现象盛行，导致一些国家对来自这些地区比如福建的申请者，有不同程度的签证歧视。

这些做法有时候确实是“有用”的，节省了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这种只见群体、不见个体，不经具体审查直接下判断的做法，是不公正、不道德、违反普世价值的，尤其对公共权力机关来说，这是绝对不允许、必须予以处罚的。

现代人权观念认为，人首先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个体，权利与尊严正是自由意志的体现，而所有的文化属性，包括你属于什么阶级、民族、宗教、党派、地区，甚至性别，都是第二性的，或者说后天性的，都不影响你享有平等的权利与尊严。法律首先保障的是你的这种人之为人的权利与尊严，而不能因为你的阶级、你的出身、民族、性别等做出区别对待。这是现代社会与古代身份等级制社会的根本区别所在。

人首先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河南人，一个福建人，一个香港人，一个大陆人。作为一个人，他已享有现代人权法案与国家的宪法赋予的一切权利与尊严。如果国家权力机关基于后天性的东西对人进行分类，从而侵害到上述的个人基本权利与尊严，这种做法就是违宪的，是不公正、不道德、不文明的。20世纪下半叶的计划经济年代，中国建立起城乡身份区隔的户籍制度。这种制度带有浓厚前现代特征，无疑是当代中国地域歧视盛行的原因之一。

不客气地说，只见群体、不见个体是粗野的前现代思维。懂得尊重人，是一个文明的现代人的基本素质。尊重人，首先就是尊重个体。两国交战，两个民族交恶，而分属两方的个体之间仍可能有真挚的友谊—这样的美谈历来多有，何况两个不同省籍的人之间，何况陆港同胞之间，何况苏南苏北、皖南皖北、川中川东、上海人外地人。与高贵的人性、可敬的悲悯之心相比，这些外在的、后天的界分都是浮云。执迷于这些外在的界分，甚至走火入魔，要“秋风扫落叶”般对待属于不同种族、不同阶级的人，正是人性中阴暗、狭隘的一面不加节制、恶性膨胀的结果。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基于种种原因，有些地区的人在经济收入、教育水平上差一些，甚至犯罪率也相对高一点，但即使这些数据确凿，一个文明的人也不应该把他们一棍子打死。人性恒一，他们暂时的落后不过是后天的原因造成的，给他们同样的条件，他们会跟你一样，或者做得更好。与人为善，以人性的方式对待每一个人，理解，宽宥，扶助，这是绅士风度，是人性之光辉。

陆港之间的问题复杂，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歧视的问题。但对最近的事件，不论是幼童便溺，还是杜汶泽言谈，仍让人遗憾。作为对社会富有较大责任的公众人物，不慎以过激言辞激化对立，初衷或无错，但可能带来不良后果，造成双输。对便溺事件，赞成这样的评论：文明的意义除了不当街便溺，还有善意与宽容，前者是表象，后者才是根本。如果当时香港男子不是急着拍照抓取所谓证据，而是友善地帮助那位母亲解决孩子的便溺问题，这或许是一幅双赢的美好图景。

“宽带山”上的歧视与包容

刘远举

在中国人的常识中，上海乃至上海人似乎也是“排外”榜首上的第一名。发明出对外地人的歧视性YP称呼，在中国似乎也是独树一帜。

YP的称呼，源于上海本土论坛“宽带山论坛”。“宽带山”的本地网友最初直接使用“外地人”三个字，或者外地人的拼音首字母WDR，因为 WD 两字母和硬盘生产商西部数据(Western Digital)缩写相符合，宽带山的网友们，又将外地人改称为“西部数据”人，后来逐渐变为“硬盘人”，最后变为拼音首字母缩写YP，最新的动向则是变为“雅培”。毫无疑问，这种称呼具有较强烈的歧视性。

YP的称呼出现在上海，出现在“宽带山”都并非偶然。

新中国前的上海，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工业城市及保全大城市“安全”与“国家脸面”，上海市民也享有口粮保证，孕育出上海人作为工业品生产者相对于农产品生产者的自豪—除了上海，全国皆乡下;改革开放后，上海一度略显沉寂，随着浦东开放，1992年改革提速，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的高度再次显耀着上海的一线地位。

市场带来繁华，外来人口的涌入提升了上海经济，提升了上海人的房产价值、户籍价值，让上海重新绽放出魅力。不过，与此同时，市场也带来竞争，对于就业年龄段的上海人而言，从清洁工到高级白领，在每一个就业层次上，本地人都面临着外来就业人口的竞争。相比市场带来繁荣这些间接而深远的影响，人对竞争的感受更加直接、清晰、情绪化。当这种对竞争的直接感受与历史中传承下来的自豪感与优越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变为了一种地域性情绪。

不可否认，中国有着广袤的尚欠发达的腹地，经济的差异导致了文明程度的差异，乞讨、在地铁上让小孩子大小便、随地吐痰、扔垃圾、行为不当影响邻里的，一部分低素质外地人的行为直接导致本地市民的反感。其实，这种反感是所有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的共同态度，但对于一小部分人而言，这种反感被集中指向了地域身份。

宽带山，作为本地著名论坛，聚集了大量本地网友，聚集了最浓厚的本地气息，也聚集起这种反感与情绪。宽带山的歧视，呈现出年轻化的特征，某种程度上，这些人，也是市场中受外地人竞争影响最大的一类人。

不过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宽带山激烈的歧视，一方面反映着上海的排外情绪，但另一方面，也暗示着上海的包容。

海派文化，既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又受江浙商业传统影响，更注重实际。在这种“实际”观念的影响下，现实中的交易、合作中，地域因素往往所占权重不大，甚至被忽略。比如一家本地企业，往往会因为外地人素质相对高，工资相对低而选择更多的外地员工;而一个出租房子的上海人，也会选择出价更高者，而不看地域。

现在，上海已经是一个市场化的城市，人们的行为遵循着成本最小与利益最大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地域因素变得不再重要。之前真功夫服务员要求上海本地顾客说普通话的事件，无非是上海人都会普通话，而外地人不会上海话的前提下，企业的一种理性选择。

当一个城市中的劳动者过半都是外地人的时候，处于各种外地人关系之中的本地人，已经无法形成有效的、低成本的歧视。实际上，那些即便在“宽带山”上发出激烈歧视言辞的人，第二天上班，也许就得笑容满面地面对外地人上司、同事、客户。

所以，当上海的文化、市场化、就业人口构成都制约着现实中的地域歧视行为时，这些现实中无法释放的愤怒与情绪，就会在网上人以群分的聚集中，发酵、激化，表现得更加极端。所以，换个角度看，“宽带山”排外地名声，实际上体现了上海对外来人口的包容。

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市场最终会消解歧视。即便在短期内，“宽带山”上的歧视，甚至也能体现出市场的力量。在“宽带山”上，常常会看到很多人说：我不歧视高素质的新上海人，只是不具备基本公民涵养、不遵守社会公共道德、不维护社会公共资源、不愿融入甚至歧视上海文化的外地来沪者。这种辩护，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之处，但退一步看，这种辩护后面，正是对强者的认可，说到底，仍是市场精神。正是这种市场精神，制约着现实中的歧视行为，同时，所有的情绪涌向宽带山，成为“宽带山”的一种独特市场定位。

那时的香港

卡米尔

1997年7月1日，作为学校组织“欢送驻港部队进驻香港”方阵的一部分，我夹道挥舞着花朵，看着驻港部队的车队从春风路上驶过开往罗湖口岸，心情激动澎湃，脑海里的背景是凌晨看交接仪式时飘扬的五星红旗。在阴雨的天空下，我想象着驻港部队通过罗湖口岸进入香港的画面，那里一定是晴空万里，阳光明媚，我当时那么觉得。

那一年的冬天，我第一次出国，在香港逗留一日。香港于我的初印象，是繁华大气的国际都市，充满了能量和精彩。“金灿灿的紫荆花在维港盛开绽放!”我在当时的作文里写道……

来港工作后我开始对港产生一些不适。这里似乎缺乏生活，大部分人都是庸庸碌碌的蜜蜂和蚂蚁，居住在狭小密集的房子里，穿梭在熙熙攘攘的街道和商铺之间，中午一小时休息半个小时吃饭，晚八点后看TVB电视剧下晚餐，一家三口四口居住在五六十平米的房子里。处都是“嘟嘟嘟嘟嘟”的响声，在催促，在奔波，分分钟要猝死的感觉。虽有几个相熟相好的香港朋友，但似乎永远只是谈论着工作中和朋友间的八卦，话题中很少和很难出现什么海阔天空的畅谈，似乎缺少思想高度，还甚至偶尔被问起：“你来香港之前有没有吃过KFC?”之类让我瞠目结舌的问题。更有要到内地出差时说出上厕所要结伴，否则会被割器官拿去卖这样的言论。我开始不解、不屑和有点鄙夷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人。和我一样内地背景的同事，也都有着类似的感受。有朋友小泉曾抱怨，说香港同事闲聊时，只关心《苹果日报》的花边小道市井八卦，对于热点时事话题毫无兴趣。也有朋友丁丁说起，香港同事似乎都是自扫门前雪的生活哲学，工作中最擅长的就是“耍太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丁丁说得激动，还义愤填膺地嘟囔“这个企业太多香港人的话就无法推动进步”!

大概在港的内地人精英心中，对港人，都或多或少有一种没文化、低俗、无理想、市井的感觉，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当你身处其中近距离地体验和观察时，不免会觉得失望，不知道为何有一种不思进取、小富即安的态度。有那么几部在香港票房很高的电影，叫做《低俗喜剧》，《喜爱夜蒲》，《金鸡》，或许就是陆港文化差异的体现。但其实，在港的内地人，大多还是努力认同和融入香港社会的，也不愿涉及地域纷争。

几年前，过境快速通道，香港河套地区与深圳前海地区大融合，深港车互通等似乎很和谐。那时的港人也都乐于和勤于学说普通话。然而越来越多的自由行来港，踏破了这个原本就已经狭小拥挤的城市。毋庸置疑的是，很多自由行的内地游客，是缺乏素质的，他们的来袭，印证和巩固了一些在港人心中对内地的偏见印象，他们乡土且不文明，插队、乱扔垃圾、不讲礼貌大概是突出的表现。我切身地感受到香港社会中滋生的怨气，仿佛一夜之间，原本不会想象的粗暴和无理，变成了在的士上、餐厅里、商铺间不时会遇到的遭遇。

在英国留学时，看电视节目一个典型英国老人对着镜头说她怀念曾经邻里间的亲昵友好，而现在她的邻居们，大多连英文都说不利索。我想大概对于一个港人，面对越来越多理直气壮说普通话并要求你也说，应该并不愉悦。而来港的内地游客，或许是因为期待太高，而纷纷变得失望太大，发觉香港并不是那么一个想象中光鲜靓丽的国际大都市，各种的“也不过如此”。甚至所谓的香港人文明，其实也只是在社会惯性下受约束的行为，本质上港人与内地人彼此都居高临下地看待对方，慢慢地没有了礼仪和平和，冲突变得升级。底层层面开始直接尖锐地碰撞冲突，上层社会也有暗潮涌动地碰撞。

面对陆港冲突，我哀伤无奈，一个以自由开放著称的大都市，突然变得狭隘和封闭，自有它的缘由，但无疑也是这座城市历史上一个灰暗的低潮点。我曾经大醉在香港街头，有路人帮我打车，和拒载的司机理论，递给我一包包纸巾，一个彬彬有礼，东西交融，有爱多元的国际化香港，大概是我心中那个理想的香港。

不时看到香港同事怀念过去的香港。有时在很深的夜里，经过中环、铜锣湾，白天的喧嚣嘈杂不再，音乐响起，吉他拨动，有人歌唱，周围围坐着一圈男女老少的路人，大家拍掌挥手，不时地齐齐高声合唱，我会驻足站在外围默默观看，那些歌曲我不曾听过，但我想那样的情形情景，那刻熙攘繁忙压力后的平静祥和与放松舒畅，大概就是港人心中那片他们怀念的香港吧。

(作者系深圳人，在香港从事金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