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普查美术馆藏品的“想当然”

顾一指

当年苏轼考策论时，在文章中使用了“皋陶欲对某疑犯杀之而帝尧救之”的典故，主考官欧阳修对此典故不了解，询问苏轼时他回答“想当然耳”。苏轼“想当然”的依据是孔融对曹操虚拟了“武王灭商后将纣王妃子妲己赐予周公”的段子，孔融说“以今观古，想当然耳”，因为当时曹操灭了袁绍将袁绍的儿媳赐给了曹丕。

这个故事有点绕，但作为本文的开篇很重要。它揭示了一个原则：对一个大约知道但不甚清楚的事件，用“以今观古、以古观今”的方式都可以进行想像、推论，而且在很多时候，这些想像和推论，在逻辑上可以成立，哪怕跟客观事实不符——可是，非亲历者又有谁有证据去证明那些事实？

所谓事实，经常就像藏在美术馆或博物馆仓库里的藏品。所有人都以为藏品在那里，可也许，有的藏品已经不在那里了。

今年1月，国家文化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进行美术馆藏品普查，普查的主要对象是各级国有美术馆，媒体披露，“这也是建国以来首次针对国有美术馆藏品进行普查”。

对普查的结果无须抱有良好期待值。因为，用苏轼、孔融的逻辑去“想当然”，无论以今观古，还是以曾有的事例推论未来，都能知道最后的结果一定“令人满意”。即使像港片《纵横四海》那样博物馆的珍品被盗，官方也必定得找个合适的措辞糊弄外界。不过，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普查”这件事，毕竟多少能让一些人想一想：我们的美术馆系统，对于藏品的安全保障了多少？对于藏品的编目，做了多少工作？对于藏品的梳理，又做了多少事情？

美术馆的安全保障是个重要而繁琐但又不为人知的大课题，藏品安全的概念，大而分之是两层意思，一是作品的完整性的保护；一是作品的所有权处置权的保护。它绝非装了几个门禁报警装置就万事大吉，也绝非再增加几套恒温恒湿系统就大功告成。它还涉及出入库制度、流程；涉及搬运标准；涉及到同时需几人在场；在当代艺术也被（中国的）美术馆博物馆收藏后，还涉及部分非架上作品的安置位置问题……

中国的美术馆安全保障远远落后于西方，这也情有可原，毕竟中国的美术馆建设也开始没多久。但在总体建设过程中，让知晓内情而又对作品深切热爱的人不能容忍的状况是：很多美术馆根本就不在意藏品的安全性。我们的制度和方法落后于别人，这可以被原谅。但责任心的缺失和意识上的无所谓，这是不可被原谅的。某个省级美术馆的库房中，一些当代艺术品被胡乱堆放，其场景保守一点说就像快递公司的分拣处，苛刻一点说跟一个垃圾房没多大区别。这显然已经不能用“技术不到位”来解释，而就是一种心态上的无所谓。在这种心态和责任心下，如果发生藏品丢失，那第一反应必定是先捂住盖住，第二反应也必定是找出各种理由把藏品估价降到最低。有这种心态，即便是王羲之《兰亭序》丢失，美术馆（博物馆）也一定会说那只是今人摹本赝品，只值几百块……以此推彼，想当然这事应该会这么处理吧？

藏品的编目更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使。甚至可以作一个大胆的猜想：全国省级以上的美术馆、展厅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民营美术馆，能准确说出馆藏有多少件作品（不是约数，误差在正负10件，除非藏品极少）的馆长或相应副馆长，不会超过13个。除了其中的亮点作品，其他作品大致在什么时候受捐赠（或购买），更是没几个馆长副馆长说得上来。这表明什么？这表明藏品编目没有被美术馆管理层认为应该成为一项必需的工作。有的馆长在接受捐赠时会主动秀一下拍个照片，但过后该作品怎么编目成册，不再关心。馆藏作品的丰富除了表示该馆的收藏比较有价值外，更重要的是美术馆需要通过对藏品的梳理而对外界有个良好的普及、教育。但这种梳理在目前更多的是停留在口头上，偶尔的行动也只是出版部分画册，根本没有对作品、对艺术家、对藏品在艺术家的创作阶段中占什么地位有较为系统的研究，甚至基础的资料整理也都还一鳞半爪。我们可以看到，行政架构上做这项工作的应在美术馆（博物馆）学术部，但有多少美术馆（博物馆）有这个部门？而民营美术馆如果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全军覆没。

这是很可悲的现实状况。在表面风光、风生水起的美术馆（博物馆）建设大潮中，基础性的藏品问题几乎被“运营”、“艺术产业结构”等宏大话题和利益操作淹没。文化部的全国普查，既可以算是一项基础性工程，也可以猜测是一项政绩工程——因为结果一定是“好”的。甚至如果把这普查工作跟几十亿的国家艺术基金联系起来，那其中可供想像的空间实在巨大无比。当然了，就具体的行为而言，通过“普查”让人们间歇性地意识到我们的藏品工作做得还不够，还需要对各环节有紧密的跟进，那也是实在的好处。但是，这也都是我一厢情愿的“想当然”。而对于上文出现的一些猜测、例子，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也都是“想当然”的结果。只是我们其实都知道，“想当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时候严密推理头头是道下的结果，反而是虚假的。

（作者系美术馆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