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心中的上海2040：为中 国城市发展拓展更多想象力

市民需要“可行走的城市”

王石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我们对上海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由于特大城市无可替代的吸引力，无论政府采取何种措施，都很难抑制人们涌入上海的趋势。另一方面，上海的人口密度和土地开发强度，尤其是浦东地区，还远远不如东京、纽约等城市。上海，还有潜力可挖。未来，上海很有可能成为全世界人口第一的超级都市，而类似规模的超级都市，在中国还会有很多个。面对上海的未来，我想问三个问题。

第一，街区和地块能否划分得再小一些？路网再细密一些？

陆家嘴的天际线，已经成为了上海的标志。这条美丽的天际线，看上去和纽约、东京别无二致，甚至还更漂亮一些。但一旦进入街区，进入那些摩天大楼的脚下，浦东和纽约、东京的区别就体现出来了，因为地块巨大，路网稀疏，浦东不适合行走。

这种模式当然不能算错，洛杉矶就是这样的规划。但国际上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回归市中心，尤其是那些公共交通完善、街区地块较小、便于人们行走的老市区。因为城市的活力，就体现在这样的街区中。浦东给人留下印象的是环球金融中心这样的摩天大楼，在这个画面中是看不到人的，而纽约的时代广场、东京的六本木，人们一想到这些城市，首先想到的是街头繁忙行走的人群，而非摩天大楼的天际线。

我理解，人们之所以愿意生活在可行走的城市中，是因为这是沟通成本最低的方式：一个摩天大楼组成的都市，如果只能用汽车通勤，就会成为洛杉矶一样的灾难。堵车问题基本无解。而细密的街区，再配合公共交通，却能让人们简单走几步就到另外一家公司，另外一个餐厅，会大大削减人群的沟通和交流成本。而这恰恰是城市的优势所在：一个聪明脑袋瓜聚集的地方，就应该想办法减少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成本，促进人们的社交活力。在知识经济和互联网时代，获取知识越来越容易，创新反而更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一个可行走的城市，将大大降低新观念、新想法产生的成本。

第二，如何在公众和政府之间建立一个更好的规划协调机制？

医疗、教育、购物、体育设施，公共空间，如何在可控的成本之内，为新城区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需要全社会的努力。这还不仅仅是“知情同意”，更重要的是，市民输入的信息越多，参与的方式越多，越能做成一个成功的社区。上海规土局近年来都在推动“开门办规划”。这是非常好的尝试，和万科的理念完全一致。

这方面全世界有很多机制上的先进经验可以借鉴。比如，通过一个非政府的中介机构来组织人民群众参与规划，在土地的一级开发阶段就将各方面的意见纳入考量。中国的城市，有总体规划、有分区规划，有控制性详细规划，也有修建性详细规划。目前来看，在总体规划和分区规划上，我们的公众参与做得比较好，因为这些规划更好理解，但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片区的结果。而这方面，公众参与就显得不足了。

这还不仅仅是开放公众参与的态度问题，以我对上海的了解，我相信上海有这个胸襟和气魄。最大的难度在公众教育和组织。如何让公众理解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各种技术细节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何让更多的人为规划输入更多的信息，如何能有效地组织公众参与，使得规划者能更有的放矢，这才是最大的难点。

第三，如何解决“低收入家庭”的需求？

这个问题，看上去和规划的关系不大，但却对城市影响巨大。学者研究的结果是，一个高级白领职位，往往会带来1.6-2个低级的服务性职位的需求。如果这些职位不能得到满足，那么高级职位的成本也将进一步提升，最终，会限制一个城市的发展。

一个伟大的城市一定是各个社会阶层都能找到自己的“城市梦”的城市，纽约、旧金山、东京、巴黎、伦敦，都是如此。甚至在人们印象中完全由中产阶级组成的硅谷，在最核心的帕罗奥图市（美国房价中位数最高的一个市）马路对面，也有个“东帕罗奥图”，为贫民提供居所。

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规划“贫民区”。但上海似乎也应该想想，如何能让在这里工作的人，无论他是否长期定居上海，都能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如何使得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能有机地生活在一起。

中低收入人群，尤其是外来人口组成的中低收入人群，他们所使用的街区可能和传统的规划都不太一样，他们的密度肯定是更高的，以便能通过步行解决生活问题，但为了避免形成“贫民区”，似乎又需要让这些街区有一些中产阶层或者高收入人群，以平衡社交网络的单一性。

在这方面，东京有一些经验，比如幕张新都心等。万科理解，新一届中央政府的决心，是要用更多的公共住房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而把中高档的住房留给市场。我们相信，在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宅问题上，上海也将作出自己的尝试。而建设这些社区，现在的开发商都没有完整的经验。因为这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居住，更是生活。

这些问题，万科没有答案，但我们愿意与社会各界一起思考，寻找答案。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城市化的前进方向。无论是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轨道交通的规划，甚至是新天地这样的业态，私家车限牌这类公共政策，上海的经验都得到了全国复制。这里的人均GDP最高，这里的人口素质最高，这里最先面临老龄化问题，这里也有着全国最好的公共治理水平。

可以说，理解了现在的上海，就能理解很多中国城市的未来。那么也请上海为中国城市的发展，拓展更多的想象力。

（本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利用大数据思维开门办规划

朱晓明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管理学教授

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也是人类创造力的集大成之地。在数字化互联网的年代，城市的本质和形态可能也在悄悄地面临巨大的变革。

古典城市多因交流之便利而诞生。20世纪初，工业时代来临，交通和制造业革命让城市人口规模和生产规模迅速膨胀。大规模的人口集聚、人口移动、生产制造和交通运输令经典城市规划登上舞台。从“田园城市”到“光辉城市”再到“新都市主义”等，城市功能布局和空间形态的种种理论和实践与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如影随形。

然而，在2003年，威廉·J.米切尔在《伊托邦》一书中，却为我们这样描述了城市的未来：“城市——指的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芒福德、雅各布斯这样的城市理论家们所熟悉的城市——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维系在一起并发生作用了。这一切都是由于比特（bits），他们已将城市摧垮。传统的城市模式无法与‘网络空间’（Cyberspace）共存。但是，以网络为媒介，属于数字电子时代的新型大都市将会历久不衰。”

2003年，您看到这段话，或许还有些将信将疑，而到今天，大数据、云计算、平台经济和移动互联网领域（“大、云、平、移”）的迅猛发展却让远方的地平线越来越清晰。十年前，我们不能想象，有一种“新人类”叫“低头族”,而这仅仅只是冰山一角。随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质的变化，“大、云、平、移”所将要带来的深刻变革也正渗透到商业、金融、建筑、交通等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比特”所构建的多次元的空间叠加在城市物理空间上，虽然无形，但是越来越强大。

今天，我们再来讨论城市的总体规划，以及城市的创新力、竞争力的时候，已经无法再忽视“比特空间”无形之手的巨大的影响力、扭曲力和重塑力。具体结合上海市下一轮总体规划的编制，有两个向度值得我们探索和思考：

其一，在微观层面，利用大数据思维模式进行规划的前期调研。

上海越来越注重“开门办规划”。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在法治化社会必不可少。公众参与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公共利益不被公共权力所侵害，另一方面也能使制定出来的政策更具针对性，并能使政策实施过程在公众的配合下得以有效地完成。

传统的“公众参与”可视为小数据时代“随机采样”的翻版。而当前，人类信息的存储量的增长速度比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快4倍，计算机的处理能力的增长速度则比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快9倍。在大数据时代，“总体”等于“样本”，这是人们发现事实和预测未来的模式的一次重大颠覆。大数据时代，不等“公众参与代表”开口，他们每日上下班出行轨迹、年龄、教育背景、收入水准、家庭结构、日常消费、文化生活等早已统统被他们周边的“准智能空间”以各种介质和形式摄入在一个海量的数据库中。以此为基础，进行有针对性的精准挖掘和分析，对于更好地组织公众参与、完善调研、支持决策，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对于商家来说，大数据的精准挖掘是冶金炼银之术，而对于城市规划者，大数据的采集和精准挖掘也可以说是如虎添翼。

其二，在宏观层面，在制定新一轮总体规划时，重新审视规划的前提和目的。

此次总体规划编制的指导意见中提出，未来上海要打造“具有高端化、集约化、服务化的新型产业体系和良好的创新体系，建设适合各类人才成长创业的宜业城市”。如要增强上海未来的城市竞争力，此语切中肯綮。

我在《数字化服务经济年代的十大商业趋势》系列讲座中曾经提到：全球各大城市正从“产业中心”转变为“产业中心+创新中心”。

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曾指出，未来纽约将被打造成“东部硅谷”和“创业之都”。有数据表明，纽约现在已成为美国第二大高科技中心，2012年1至8月，全美各城市新增科技就业岗位的排名中，纽约以8976份仅次于硅谷的9874份，居全美第二。《国际城市蓝皮书》指出，“顶级国际城市不但在基本控制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而且往往也是创新中心城市。”

上海一直在提“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在此背景下制定总体规划，我们需要关注“大、云、平、移”所催生的城市生产、生活和创新的新格局。“工业革命使家和工作场所分离，而数字革命正将它们合二为一。”（米切尔）与此同时，消费场所、公共空间、创新空间也正以新的形式出现。经典规划中的功能分区和交通布局基于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这一前提正在慢慢发生质的变化。革新派城市学家韦伯（Melvin Webber）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曾放言：“人类历史上将首次有可能在山顶定居，并同商界或其他合作伙伴保持一种亲密、实时而又真切的联系。”

展望未来二十年，生活/工作一体化的社区、24小时社区等有可能将越来越普及。人们的空间和时间配置将因为“大、云、平、移”而变得更为灵活。生活、工作、分享、交流、创造可以交替混杂进行。“卧城”和每日长途通勤将部分成为过去时。在“大、云、平、移”的基础设施的支持下，创新2.0的条件将更完备。所谓创新2.0，即以用户为中心，以社会实践为舞台，以共同创新、开放创新为特点的用户参与的创新模式。如果说创新1.0是以技术发展为导向、科研人员为主体、实验室为载体，创新2.0就是以人为出发点，以应用为本。在“永远在线”的模式下，以用户为导向的平台经济已经初露端倪，今后将获得更为突飞猛进的发展。以此为基础积累的大数据将为基于用户体验的技术创新、应用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跨界交叉创新提供肥沃的土壤。

此外，在不久的将来，产品和服务将以新的方式流通。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被重新组合。更灵活的生产、营销和分配方式将会出现，最终将消除许多传统上对于工商业的地域限制，从而构成新型的城乡空间模式。城市竞争力越来越聚焦于城市依靠其自然禀赋（气候、环境、自然景观等）和政策环境所能集聚的创新精英。全球城市（Global City）将越来越成为一个面向知识社会创新2.0形态的流动空间。

《总体规划编制指导意见》中所列举的“树立科学的发展导向”中提出的六点：以人为本、区域一体化、生态优先、功能提升、睿智增长、开放包容讲得非常精到。展望未来二十年，谁都不能说我们已经具备足够的想象力了。数字化和互联网带给我们至少五个方面的重大机遇——产品和服务的非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减少机动出行（demobilization）、大规模定制生产（mass customization）、智能化能源管理（intelligent operation），以及柔性的城市改造（soft transformation）。基于这几个原则，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往往呈螺旋式上升，城市空间的嬗变也不例外。

数字化和互联网高度发展的时代，城市可能又会回归聚落组团式的空间。这些聚落可能带有部分TOD (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和SOD (Service-Oriented-Development)的特点，融合了升级版“前店后厂”(规模定制)、体验式商业（部分类似AIP ，即Applied Innovation Park)、公共的创新平台（类似Fab Lab），24小时居住/工作空间、教育设施等混杂功能的紧凑型开发组团，有着独立和联网的智能化运作系统，并通过“柔性”的开发和改造手段和原来的城市机理和文脉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如能借助数字化和互联网做到上述这些，那可真是城市规划者和管理者的福音，这也将成为城市新一轮可持续发展的起点。而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具备独特的预见力，充分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

（标题为编者所加）

谋划上海第二个“浦东”

包起帆 上海市政府参事，华东师范大学国际航运物流研究院院长

上海地处我国沿海经济带与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尽占我国黄金海岸线中部和长江出海口的优越区位，是长江流域及长三角区域的中心城市、经济龙头，肩负着我国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四个中心的重任，又时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正式启动。上海面临极大的发展机遇，又面临空前的挑战，核心问题是上海需要新的发展空间。

一、土地已成为上海当前面临的最大资源瓶颈

目前，上海土地资源与空间发展遇到瓶颈。上海市域面积6787平方公里，根据相关规划，至2020年，上海建设用地总规模为2981平方公里，而在2010年时，上海的建设用地已达2830平方公里，时至今日，建设用地已所剩无几。

截至2013年末，上海常住人口2415.15万，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425.14万，外来常住人口990.01万。按城镇用地计算，上海人口密度高达9589人/km2，其中中心城区16828人/km2，是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

从宜居城市的标准看，建设用地占陆域面积的比例一般为30%。截至目前，上海建设用地总规模超过全市陆域面积的40%，高于大伦敦、大巴黎、东京圈等国际大都市。根据最新文件披露，上海建设用地的终极规模锁定3226km2。接近全市陆域面积的48%。离宜居城市的目标渐行渐远。按照国家严控建设用地总量和保障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对新增建设用地实行“稳中有降、逐年递减”的政策，这将给上海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压力。

二、城市发展经验借鉴

从发展经历看，上海就是一个建立在滩涂上的城市，翻开6000年的地理史，上海64.5%的土地由长江泥沙堆积而成。仅解放以来，累计圈围滩涂面积1130余平方公里，使上海的土地面积扩大了19.7%，圈围的滩涂面积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半中心城区。不断淤涨的滩涂给这个城市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发展生机，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纵观世界上许多沿海城市，都是在河口、海湾中不断因势利导地开发、利用潜在的港口、岸线和腹地资源建设而成的。在国内，我国已形成了“三大五小”（即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与辽宁沿海、山东半岛、江苏沿海、海峡西岸、北部湾）开发格局。如辽宁的“沿海五点一线”战略部署、河北的“曹妃甸和沧州渤海新区”、天津的“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等。这些沿海城市通过土地资源的有效布局、调整、扩张形成开发新区或改革试验区，成为区域型或全国型的战略发展新空间、新地标。

纵观历史，横看周边，上海城市发展的步伐不应在我们手中止步，而应顺时而为，及早谋划2040年前的上海城市发展新格局。

三、再造一个“浦东”的构想

利用航运资源发展区域经济、利用滩涂资源拓展城市空间、利用拓展的空间实现城市功能置换、产业转型升级……这些既是国内外沿海城市发展的通用模式，也是上海历史发展的经验延续，是解决目前上海城市发展瓶颈的有效手段。上海要实现新一轮的经济飞跃，必须突破上海现有的空间禁锢和航运资源的瓶颈，充分利用上海土地的“可生”优势，寻求上海海上发展新空间。

在上海滩涂资源中，横沙东滩是一个集“区位、土地、泥沙、岸线、航道”等众多优势资源于一身的区域。横沙东滩西侧是横沙岛陆域，东侧是横沙浅滩，处于自然状态；北侧是北港航道；南侧是长江口北槽深水航道。整个横沙处在上海东北部、长江出海口及黄金海岸线中部之上。横沙东滩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是上海可以重点考虑围垦成陆的宝地，经过市政府相关部门多年的努力圈围，已初见成效。

1.区位优势：横沙东滩位于长江出海口，扼守我国海岸线与长江黄金水道的T字形交点，通江达海。其背靠长兴海洋装备岛，用短距离隧道或桥梁连通后，即可经沪崇苏陆上大通道直抵上海浦东和苏北。

2.土地资源优势：目前，横沙东滩已批准促淤圈围的面积为112平方公里，已成陆17.3平方公里，在其东侧还有大片的滩涂可供开发，约370平方公里，最终可形成约480平方公里的土地资源。

3.泥沙资源优势：目前长江口深水航道、南槽航道、北港航道、港区支航道和码头前沿维护疏浚每年可产生疏浚土近1亿立方米。而2013年这些疏浚土上滩比例不足20%，大量的弃土外抛造成了资源和能源浪费。横沙开发可满足疏浚土利用和圈围造陆的双向需求，变废为宝，实现资源综合利用。

4.岸线资源优势：横沙成陆后可形成上百公里的深水岸线，可满足现代海洋工业、制造业、物流业等发展的需要。北侧约有50公里以上岸线资源，紧贴北港航道；南侧约有48公里岸线，紧邻长江口深水主航道，东侧可建大型挖入式港池。

5.航道资源优势：南贴长江口12.5米深水主航道，北靠长江口10米北港航道，东侧直接面向大海，可建20米超深航道。

6.开发总体成本低：新生区域，土地开发不占用农业用地、不涉及动拆迁，地块面积大，便于总体规划、分步实施。

7.开发技术成熟：我国在吹填成陆、建港等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初步研究认为横沙成陆开发符合长江河口自然演变规律，符合河口滩涂成陆、海岛发育演变的模式。

但是，目前横沙东滩仅作为上海市耕地占补平衡用地，没有明晰的长远规划指引，更没有为未来的港口岸线和将来土地的产业化应用做好前期预留，亟须从规划角度为横沙开发重新定位，结合上海自贸区试验成功后的扩区需求，谋划上海第二个“浦东”的美好蓝图，使之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新空间。（本文有删节）

城市的未来需要“历史的回声”

陈燮君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

自己有幸参加“上海未来城市发展战略和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专家咨询会”，系统梳理了上海城市发展的几轮战略思考的智慧，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进行了“在城市发展中提升文化能力”的思考。

一、让城市发展规划具有“文化思考能力”

未来城市的发展规划需要进一步体现以人为本、睿智增展、科学发展、开放包容和注重品质，需要以文化的名义和引领，在发展模式上由一般发展增量型规划提升为内生增长型规划，在价值取向上由经济导向的传统发展观提升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本质属性上由规定性技术文件提升为战略性的综合规划，在思维方式上由愿景式终极目标思维加上动态性过程控制思维……要以文化自觉和自信，立足战略导向、趋势导向和问题导向，体现全球视野、国家要求和上海特点，统筹规划编制、实施机制和动态评估，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新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连接城市发展的过去和未来。

增强城市发展规划的文化思考能力，要落实到在未来城市发展中使文化体制改革处于良好态势，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活跃繁荣，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大幅提高，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不断增强，文化遗产保护体系逐步健全，城市文化的影响力显著提高，文化市场管理明显加强，文化建设迈向大发展大繁荣的新阶段。文化空间的发展布局和文化资源的配置整合要进一步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关注文化民生，维护市民的文化权益，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加快构建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现代传播体系，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要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在重点领域实施一批重大项目，推进文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壮大出版发行、影视制作、印刷、广告、演艺娱乐、会展等传统文化产业，加快发展文化创意、数字出版、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加强文化产业基地规划和建设，加大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产业支持力度，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体育、信息、物流、建筑等产业融合发展。要扩大文化消费，创新商业模式，拓展大众文化消费市场，开发特色文化消费，扩大文化服务消费，提高基层文化消费水平。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积极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

二、让城市文化的发展具有“上海城市个性”

城市文化发展应维系“上海城市个性”。上海城市发展的未来要重视“水系城市”的凸显，充分利用上海涵盖“洋、海、江、河、湖、泊、港”的“水系城市”的地理、文化、历史等综合优势；要关注“历史文化名城”的延续，用好城市发展中已经形成的睿智的“文化支点”；要聚焦“平安城市”的建设，把“平安城市”的系统思考融入城市未来的春秋。

城市文化的发展还要紧跟城市发展的实际。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里程碑，给文化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平台和机遇。上海虹桥商务区、世博园区、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临港地区、前滩地区、黄浦江两岸等重点地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重点新城建设加速，城乡统筹的市域空间格局不断优化……城市文化布局、文化能级、文化节奏、文化方式要适应城市的发展变化。要从城市综合功能的提升上整体思考文化能力的追求和践行，要从文化发展瓶颈的突破上寻找思路与对策，要从大数据时代的思维方式上力戒“碎片化的接受与表达”，要从文化创新规律的从容把握上排除“图像时代”的各种干扰。要立足上海城市的发展，应对城市人的新的文化诉求，解读新的文化时空，凝聚新的文化经典，敬畏城市文化之魂。

三、让城市未来连接“城市历史文脉”

城市发展规划当然指向未来，然而“不注重文化历史的城市是走不远的城市”。上海有五六千年文明史，上海的未来发展一定连接“城市历史文脉”。上海的发展要高度重视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加强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建设，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近年来上海元代水闸遗址博物馆的落成和上海崧泽遗址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天文馆的建设与随后落成，都将增添鲜活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展示，更好地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开放的城市文化滋养人们的心灵、陶冶道德情操。城市的发展需要历史文脉的文化定格，城市的未来需要“历史的回声”。

（本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上海的城市功能将更趋集约化

郑时龄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

历史和文化的积淀使上海在城市建设方面有着许多别的城市无法取代的优势和特点，是动力，有时也会是一种制约。上海的人口密度在有些地区已经是世界之最，城市的发展空间有限，国家级的大型建筑在上海的数量有限。上海的城市特色是水、城市化、国际化、历史文脉以及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这些特色在未来20年间将会有更大的提升。上海的滨水空间为城市带来了活力，我们有黄浦江两岸优美的公共开放空间，上海在全国的城市化水平最高，具有优美的国际化和人性化的城市空间环境，我们有大量优秀的历史建筑，一些地区的城市历史文化风貌和街区空间保存完好。许多优秀的历史建筑将得到修缮和保护，注入新的功能。城市会有更多充满活力的广场、林荫道和公共绿地，成为公众喜爱的休憩、散步和交流的场所，历史和现代的交融使我们的城市充满魅力，让每个市民都为自己是上海的市民而骄傲，也会更热爱我们的城市，并为之更加努力地建设美丽上海。

城市的土地将得到充分的利用，城市功能将日益集约化，许多地区将得到更高能级和更高品质的开发和再开发，上海的土地效率将会与许多世界级城市相比美。到2040年，上海将会有上千公里的轨道交通，形成完善的网络和城市交通体系，公共交通将成为市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与其他国际化大都市相比，我们在市民素质、服务业、文化环境和城市基础设施方面还有差距。今后仍要继续推进和提高城市化的品质，不断改善环境品质、空间品质和生活品质，消除地区之间在生态环境、医疗卫生设施、教育设施和居民素质方面的差距。上海在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剧院、书店等的数量上已经可以与纽约、伦敦、巴黎等城市比美，有些方面甚至超过纽约和伦敦。上海的文化设施在硬件方面堪称世界一流，我们会读更多的书，会参观更多的展览，观看更多的演出，聆听更多更好的音乐。2040年的上海会在城市竞争力和文化的软实力方面有显著的提高，彰显城市的文化底蕴。

除建设国际金融、贸易、经济和航运中心外，上海将重振历史上科学技术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地位，提倡文化的多样性，使文化成为上海发展的动力，成为经济的组成部分。在知识经济时代，在信息社会，人才和城市环境成为十分重要的资源，人才的需求已经成为政府机关、企业和学术机构的第一需求。2040年的上海将凝聚大量适应未来发展需要的人才，在健康、安全、自由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有效的公共服务、方便的资讯、良好的社会风气、完善的教育体系、一流的医疗配套服务为每个市民提供优美的生活环境。

（本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录入编辑：周子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