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废墟”是我们所走过的路

本报记者 李怀宇

砖头变成艺术？这是“废墟—李纲水墨方式再解组”展览给人的第一印象。展览由王璜生担任艺术总监，杭春晓担任策展人，2014年4月13日在广州国际单位艺术开幕。

2009年，李纲随王璜生到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院工作。以前，李纲去北京的观感是“乱”，但他说：“这种环境恰恰表现中国的现状。但是，我们不能逃避，而应该是体验，以艺术家的方式来表达发展或者存在的问题。”

李纲见证了北京奥运之后的巨大变化。他在北京四处游荡，从城市的废墟里捡了一百条砖头，每一条都编号，把原来的砖染成黑的，印在宣纸上面。李纲把这种水墨方式命名为“废墟”。他在表述上分为“提、取、转、换”四个部分。所谓“提”，指李纲进入真实的废墟现场，选择残砖碎块，整个过程以一个固定机位、一个动态机位的录像记录；所谓“取”，是将所选择的废墟砖块，在一张宣纸上，以传统拓印方式取得砖块六个侧面的拓片，整个过程以俯视、固定机位拍摄；所谓“转”，是将具有抽象感的砖块拓片装裱为镜框，与原砖并置；所谓“换”，是将原砖铸模为纸浆雕塑，并一一编号与原砖统一。作品整体以拓印为中心，将水墨、宣纸与物象的关系进行了一次重新编织。

2013年，“废墟—李纲水墨方式再解组”首次在西安的陕西美术博物馆展出，原来展期是十天，后来展出方把后面的展期挪掉，延长到二十天，反映热烈。而今年在广州的展出，李纲增加了一个新的环节：继续收集广州的砖头，请社会各界人士帮他再收集一百条砖头。许多朋友听说他要收集砖头，都不知道要干什么。有一天，李纲去医院时检查，还到处问别人要砖头。有个朋友就问他：你要这个砖头干什么？你要砖头，去买不就完了吗？你家里是要建房子还是干什么？

“他们都不知道干嘛。他们这种纳闷就是我想要的。因为当前这种实用性的观念非常明显，有人就说送你一条砖，好玩。也许当我的展览展完了之后，他们也就知道为什么了。我觉得目的就达到了。”李纲说。展览的开幕式当天，参与者携带砖块到现场交予工作人员，其砖块也成为展出作品的一部分。“废墟”，似乎成了一场公众参与的艺术活动了。

我的创作是“炼金术”

时代周报：你的作品以“废墟”为名，是怎么起源的？

李纲：我是借“废墟”这个概念，来转换或者剖析我在水墨创作的路径。因为废墟这个概念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个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可能就是城市的发展、人类的发展，旧与新、保留与废弃、建立与破坏的关系；另外从文化学的角度，可能就是我们这代人所走过的路，包括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是在传统教育这种基础上再走向当代的。

时代周报：你在北京也看到城市的改造，拆旧建新的现象，是不是对你有一种触动？

李纲：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发展所存在和面临的问题，或者要思考的问题。不光是北京，应该是整个中国都在发展，包括我们的思想，也在这种裂变之中承受阵痛，然后建立一种新的文化观念，这种现象跟我的艺术创作有某一种契合。

时代周报：最早开始做这个作品，这些砖找到、做成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李纲：其实这个过程我思考很长时间，恰好是找到这个点，这个名词来进行创作。我是想通过这种非常普遍的东西、每天都面临的现象来表达。因为砖是废弃的砖，是拆迁之后将要被扔掉或者是要重新回炉的，这样一个状态下的砖，我把它捡回来之后，把它编号，然后我把八个面的砖转换成一个平面的，再把它转换成纸砖，宣纸铸的砖。这种转换可能就有点像我们平时在讲故事。用土话说出来的故事没有文字，也不叫记载，也不可能上升到文化层面。把一个东西转换成纸的东西，它可能就会成为一种可以传承的文化，可能文化艺术就是这样来的。

时代周报：整个操作的具体过程是怎么样的？

李纲：其实这个操作过程反而不是太重要，我觉得概念是很重要的，因为整个展览出现一些作品，我用“炼金术”这个名词来概括我这个创作的过程，来剖析我的创作。作为一个艺术家所思考的问题，再把思考的问题呈现在语言上面，我是呈现在水墨上面。如果我是画油画，我是做影像的，或者做摄影的，可能就会呈现在其他方面。

时代周报：有没有借鉴过一些西方做过的类似的作品？

李纲：这个应该是有的。现在媒体也大大的丰富了，媒材的革命大大促进过新的艺术语言的产生，丰富了艺术创作的语言，也填补了很多很直接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也是接触当代这种手法，来剖析我自己的。

时代周报：那要把它归类到什么样的艺术？

李纲：我觉得怎么归类是别人的事了，作为艺术家，我把问题提出来，其实我不是要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是要告诉人家结果是什么样。我是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转换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创作，特别是水墨，在语言方面，我们一直在争论，或者说在纠结，语言的转换绝对是每个时代的艺术家所要选择或者要去解决的问题。这种语言的转换就会带来很多新的形式的出现，我以后不是会永远做装置或者影像，我是借用这种形式。其实我的根还是做水墨。而且依然是在水墨上面去找到一些能够激化我的创作激情的语言来表达，但是在形式方面，我们都可以尝试！

时代周报：是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现代化高速发展，促使自己思考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间出现的问题？

李纲：后面的潜意识还是有这么一点，其实“废墟”这个名词也很敏感。它从社会层面说，面临着一个抛弃或者新建的过程，在这种现状下，你是保留，还是废弃？是保留一点，还是全部保留？是保留一点继续发展，还是全部推掉？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在这个“度”上面的把握。我觉得水墨恰恰是在这方面必须研究的语言。因为作为水墨艺术家，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在传统上面成长，尤其是我们这代人的早期教育，基本上是传统教育的。所以传统这里头的很多东西我们没办法去回避，而且自觉不自觉地要再走这路。但是我们又生活在当下，生活在一个面临外来文化冲击的时代，我们站在水墨这个台阶上面，是全盘否定还是部分接受，部分革命或者是完全继承？所以这是我们争论了很长时间的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当代社会了，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有手机、汽车，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的社会，我们的资讯、我们的语言，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回到古代，回到八大山人的时代，回到石涛的时代，他们的语境里面找不到那种东西了。但是我们站在另外一个距离上看他们，然后我们要怎么做？这个就是我思考的点。

时代周报：这种新的尝试对传统水墨来讲是不是有革新或者会带来革命？

李纲：我觉得艺术是需要革命的。我们看美术史，所有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都是革命，昨天的革新就是今天的传统。因为艺术永远是要表达人跟社会的一种状态，绝对是生活跟人有关系，跟时代有关系，然后它跟过去有关系，跟未来有关系。

相比技术，情怀更重要

时代周报：在这样的艺术过程中，有没有传统的水墨画家认为这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李纲：因为我的点不是在技术，是在观念。什么叫技术呢？纯粹的技术是不存在的，纯粹是技术，那就是工匠，可以雕个花什么的，手艺很好。但艺术家不是这样的，他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来表达一种观念，所有东西，包括你的技法，都是服务于观念、想法跟表达。我们古代很多在今天被称为经典作品的，例如八大山人的作品，也不是说就是纯粹的技术，但我们今天看，他技术很高，但那个时候也不一定就叫技术，但他恰好用这种方法来表达那个时候的思想，包括他的情怀，这是最重要的。

时代周报：那你在“提、取、转、换”的过程背后是怎么样的情怀？

李纲：任何艺术、任何技术的继承都需要发展、转换，语言的转换，形式的转换，它就有可能性，有新的东西出来，这新的东西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包括我的水墨创作。为什么要转换成点，最后我要把笔扔掉，完完全全地转换，其实也就说明我在思考语言转换问题。

时代周报：这样的当代艺术，是不是观念比形式更显得突出呢？

李纲：我觉得两者是不可以分离的东西，是一个整体、综合的东西，没有观念的东西何来技术呢？如果我没有通过影像，没有通过铸造，没有通过拓印的过程来呈现，里边也有技术含量，不是说它没有技术含量，它是另外一种技术，一种思考的技术。它是另外一种方式，不是像画一张画那么简单的技术。

时代周报：你对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是持什么样的态度？

李纲：我们自然是在这个状态中成长，从年轻到老，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之中经历了阵痛过来的，包括我们的思想也是这样过来的，有很多茫然，不知道干嘛。然后也有很多纠结，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答案，我就用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态，来面对废墟。面对废墟，你可以是富有沧桑，又非常失落，又非常纠结，又非常憧憬这里未来是一片高楼大厦，有点死去的可惜，但不死去又没有未来。这么一个非常纠结、矛盾的心态。其实我们面对文化也是这样，但是旧的东西一定要推掉，要建新的，不管这个新的建得好不好，你一定要前进，不可能把我们原来的东西一模一样地保留下来。社会绝对要发展的。要发展，要建设，就肯定有问题，问题就是怎么样更好地去解决。作为艺术家，我的责任不是解决问题，是提出问题。让人们去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一点？作为领导者，或者说作为城市的规划者，是不是能够考虑到这个问题，多一些人文关怀。社会是绝对要发展的，不可能不发展啊！但是作为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人，所面临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

实习生韩佳鹏对本文亦有贡献

魔都的莫奈狂躁症

阿朱

2014年4月19日下午3点20分，此刻，对，就是这一刻，我正排队在等待进场观看莫奈特展的人龙里，据现场维持秩序的保安高喊，在下午5点半左右，我就有机会观看到大师真迹。忘了带任何可以消磨排队时光的物件，于是我只好打开手机，尝试写这样一篇小短文。

在上海淮海路上的K11购物艺术中心灯光昏暗的地下三层，排队的人像贪食蛇一样盘着绕过来，绕过去，年轻男女衣着入时，随时走出来就是街拍范儿—就像关于莫奈特展的新闻图片上看到的那样，这样的良辰美景、才子佳人，不禁让我啧啧赞叹。K11号称是全球首个将艺术、人文、自然元素融合的购物中心品牌，第一家K11艺术购物中心开在香港繁华的尖沙咀。这个购物中心品牌计划到2018年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开设19个K11购物中心。在上海，K11曾在商场内安放一群小猪跑来跑去，为人津津乐道。

这次莫奈特展共展出55件展品，包括40幅莫奈真迹、12幅其他印象派大师作品以及3件莫奈生前所用物品，展品均来自法国巴黎马摩丹莫奈美术馆，由莫奈儿子米歇尔捐赠。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莫奈专题特展，展览规格之高可想而知。

特展的票有电子票兑换和现场购票两种，事先预购特定日期电子票再到现场兑换据说会快一些，但如果你现在打开电脑或手机准备购买电子票，据说已经只能买到5月的了。莫奈特展从3月8日开始，展出至6月15日，至今已经展出43天。传说在这43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需要排队超过两个小时才能入内，就像我此刻被告知的一样。大上海，真是洋溢着热爱高档艺术的气氛呢。

作为一个特意买了机票从广州飞到上海，再冒着春雨从酒店打车到K11的热心观众，到了真正接近莫奈大师的第一道关口—地下二层的售票处，就面临了第一次尴尬。进入售票处的通道口被奇怪的原因堵住了。一对夫妇带着上小学的女儿站在通道中间，为要不要看纠结万分，他们四处张望，互相讨论。此时，从通道入口的另一端走来一对外国男女，保安将他们领到这家人身后，站在我前面，当时我就愣住了。也罢，反正差不了多少时间。这家人的犹豫持续了两分钟，终于外国男女和我都失去了耐性，询问他们到底是否要去买票，他们才怏怏前行。

票到手之后，顺着场内人工围起来的通道一直拐，可以到达往地下三层的电梯口，中间会路过出售本次莫奈特展纪念品的摊位，出售的商品有印有莫奈画作的印刷品画作、画册、明信片、帆布包等，一位外国女士向店员询问睡莲图样的披肩，售价竟高达3000多人民币。

在电梯口检票之后，通过电梯到地下三层，真正的排队才开始。两三人宽的通道人挤得满满，我尾随在一家人身后，缓慢地前行以及等待。不多久，却发现身边不断有人超越我，挤进人群和人工围栏中间狭窄的空间里，先是身材高大、打扮整洁的年轻男人，一边插队一边左顾右盼，仿佛这只是无意之中的行为，继而是身材瘦小、衣着朴素的少女，再然后……来自身后女士的身体接触更是不断摩擦着我的背部和手臂。我不禁想起上个月此时在香港国际电影节的情形，由于电影节的售票均不划座，每场电影开场前，观众都排成窄窄的长队等待入场，但并没有出现这样频频发生身体接触的情形。

尽管上海是国际大都市，也以崇洋闻名，但看来多是崇洋的中国人。

所幸排队的时间并不像保安不断高呼的那么恐怖的久，半个多小时，我们其实就进入了展厅。真正的挑战这才开始。从莫奈早期的讽刺画，到传世之作，每一幅画前都人头济济，想要顺着展览次序排队移动是不可能的事，至少在早期讽刺画附近，我排了十几分钟，仍然处于人群的中间。于是我只好放弃这个念头，拼命挤出了人群，走向展厅深处的其他展品。其他画作前聚集的人其实没有入口处那么多，但也需要“挤”—如果你曾经到卢浮宫拜访过《蒙娜丽莎》，大概能想象到那幅情景，不同的是，《蒙娜丽莎》离人群的安全线有几米之远，这次的莫奈则没有。当然，显然不感兴趣的小孩烦躁地在围栏上爬上爬下这种我们的熟悉的情况自然不会少。人群的推搡和无处不在的身体接触极易引发不快，在我旁边，这种缺乏安全距离的不适终于引爆了。只见一个戴眼镜梳马尾的姑娘朝前迅速甩动了手肘，我注意到了她一脸的愤怒，遭受“肘击”的是前方一个白白胖胖的眼镜男，眼镜男当时正举着手机在拍摄其中一幅油画，转过身来瞪了姑娘一眼。这时，姑娘的母亲过来拉住她，用我听不懂的上海话叨念了两句，姑娘喊：“他踢了我一脚！”母亲果断将她拉走，眼镜男则转过身去继续他的拍摄—一切像从没发生过一样。

说到拍照，展览的入口和展厅内均有多处“禁止拍照”的标志，但依然有许多人像是花100块钱买票进场就是为了拍下所有展品及其介绍——标准动作是拍一张画作、再拍说明文字，如此循环，灾难性的闪光灯也会不时闪起，和莫奈真迹与众多路人的合照仿佛也是观看的一项必选动作。“难道这些画的图片和资料在网上找不到吗？”我充满了疑惑。隐约地，我听到维持秩序的保安在人群背后有气无力地喊着：“先生，这里不能拍照……”“小姐，这里不能拍照……”微弱的声音迅速被人群的嘈杂所淹没。这一幕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戏剧感，烦躁的感觉更让人觉得这是“晚年梵高展”。

“在上海，文艺活动真的很受欢迎，就连一些在北京没人看的话剧、音乐会，到了上海都能场场爆满。话说你为什么不去看草间弥生呢？—哦，草间已经结束了。”我的上海朋友这样介绍。日本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的展览在2013年12月15日至2014年3月30日于上海展出，爆满程度与莫奈不相上下，也深受时尚文艺青年们的欢迎。错过了草间不要紧，与莫奈同期，在中华艺术宫（原世博中国馆），还有迄今为止中国展出的规模最大的佛兰德斯画派大师作品展在展出—魔都的文艺生活选择实在丰富。

上个月差不多这个时候，在香港看国际电影节期间，我趁着某个中午溜到了香港文华东方酒店的展厅，莫奈的《睡莲》，雷诺阿的《拿阳伞的女人》、《菊花》和《打羽毛球的年轻女人》，毕加索的《女头肖像》和《静物和渔网》，安迪?沃霍尔的《约翰?列侬》，就那样呆呆地挂在迷你展厅里，画作前没有拦起，地毯吸收了小心翼翼的脚步声，同伴间耳语着交谈，穿运动装的观众在一米多外久久地看着某个细节，然后静悄悄地离去。

当然，在酒店的拍卖预展与在购物中心的售票展览并没有可比性，是如果是要观赏艺术，比菜市场还要拥挤闹哄的环境，显然不知道该看画，还是看人了。

不过，尽管在克服种种障碍之下才得以匆匆观赏，不懂绘画的我还是被其中某些画作折服了。我的最爱是《伦敦国会大厦，泰晤士河上的倒影》，经过一百多年，夕阳映在泰晤士河上的余晖，还在昏暗的河水和建筑倒影里焕发出炫目的碎金，离真迹两米远，人就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