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巍 发自广州
作为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理性预测学派的领袖人物、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一直以对宏观经济的预测而著称。
在首届2014“影响力·中国”春季峰会上，萨金特表示，即便中国的经济增速为74%，那也是美国从未有过的高速增长，而且中国的增长趋势还将会持续下去，他对中国“没有什么看空的地方”。
在演讲中，他则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改革，提供了作为他山之石的美国经验。
在演讲的一开始，萨金特即表示：改革的动力可以来自经验，来自于过往的经历，也可以来源于演变。这就是说，我们不断地去适应和生存。改革还可能是我们一些财政危机、金融危机、货币危机的临时反应，改革往往来自于多种动力的促成。
首届“影响力·中国”春季峰会由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时代周报、中山大学管理学院联袂举办。
美国政府债务倒逼政治体制改革
《联邦党人文集》的第一页即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社会到底有没有能力通过自我反思和自我选择来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说人类社会永远只能依赖于偶然和武力来建立它的政治系统。
在美国，我们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我们的宪政、我们的提议到底是有意而为呢，还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
美国是如何厘清联邦政府和本地政府的责任以及收入的?大致经历了两次变革，都是源于财政危机的“倒逼”。
18世纪的美国是一个由13个殖民地联合起来的大陆国家，联邦政府权力非常薄弱，收税的权力在各个州政府，而不在联邦政府。这13个州相对于13个独立的国家，仅仅基于“自愿”向联邦政府纳税。
而当时，这13个州政府外债情况比现在希腊的情况还要糟糕得多。他们不愿意偿还，而联邦政府也有债务不愿意偿还，问题就产生了。
要问“不向联邦政府纳税”这一财政政策的优劣，恐怕两类人会给出截然相反的答案。从纳税人的角度来说，这简直就是已实现的“美国梦”：美国经历了艰苦的独立战争终于免于向英国人纳税，那为什么现在还要向美国联邦政府纳税呢?当时的政治家即是根据这样的理论建立起“不向联邦政府纳税”的政治制度的。
而作为债权人或者债券持有人，当然认为美国的财政政策是失败的。因为美国这一债务危机，使得偿债风险剧增，美国政府的债券人很可能血本无归。
最终债权人占了上风，他们促使税收权力从各个州的财政权力中被抽出来，归到了联邦的层面上，联邦政府这才拥有了征收关税的权力。
同时，联邦政府承诺对各个州的债务承担责任，把所有州的债务国家化、联邦化，等于是联邦政府救援了州政府。
财政危机也有可能导致政治的变革，其实美国就是这么一个例子，美国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教训，虽然现在看来更像是当时灵机一动的结果。
故事并未结束。在19世纪，由联邦政府为地方债兜底的美国，又遭遇了一次危机，使得“保持预算平衡”的原则最终确立。
美国刚建国时也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1790年代的时候缺乏基础设施，缺乏道路、铁路和运河。到了19世纪初期，美国开始了基础设施建设。
问题是谁来建造基础设施，谁来为他们融资，谁来提供资金?
当时美国的州政府还不要求保持预算平衡，是允许有赤字的，所以1830年代，州政府发行了大量的州债券，来为运河和铁路的建造融资—英国人购买了不少。
这一做法依据的理论是：让建造公共基础设施自我提供资金。建造了铁路后，沿线的物产、地产就会增值，然后政府就可以对土地升值的部分纳税，税款就可以用于偿还债券。
然而事与愿违，1840年前后发生了危机，大量州债券违约了。
但这一次，美国新《宪法》颁布了50年以后，基于“救援州政府”的目的建立的联邦政府拒绝再当“苹果派”，没有向州政府伸出援手。
州政府的层面上自然发生了财务危机和金融危机。随后，州政府改变了各自的州《宪法》，美国的州《宪法》规定美国州政府必须要每年颁布财政预算，不得再赤字经营。所以，目前美国各个州都不能像联邦政府那样容忍赤字，州政府必须要维持预算平衡。
这两个例子告诉大家，财政危机往往会导致政治上的重组或者变革，甚至说是革命，比如说像修订《宪法》这样的政治革命。
尽管美国1787年就建立了《宪法》和政治体制，但其实美国人是通过不断的实践来修正这套政治体制的。
美国人对央行又爱又恨
是否应该设立央行，央行的作用是什么?
美国的第一家央行、第二家央行都接连倒闭，一直到19世纪，美国还是没有央行，美国作为世界一个大国，竟然没有央行，而且我们好像还这么过来了。20世纪早期美国经历了一个很大的经济危机，然后美国的央行才真正建立起来。可以显示美国人对央行是又爱又恨。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在国会发言的时候还是很多人不喜欢她。
那么央行是否应当救援银行呢?
回顾历史，恐怕许多人都觉得存款保证金是一个歪点子，因为它会带来很多危险和道德风险。19、20世纪很多文章称，如果你为银行提供存款保证金的话，你的定价又没有很好地反映出它的价格，你其实是鼓励银行更多地去冒险，让他们不断地去借贷。最后银行肯定会失败。
这些文章认为，如果央行要提供储蓄保险的话，必须要同时有受到监管的银行资产;如果央行不监管银行的这种组合，就不要实行存款保险制度了。这两种观点在当时激烈地交锋。
美国为什么要有存款保证金这回事呢?因为1930年、1935年前后，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一份法案，支持当时的存款保证金制度。
但罗斯福总统本人也支持建立存款保证金制度，为何?因为他们在1920年间，在美国一些州做过试点，结果相当不好，令罗斯福非常担心。可是最后由于各种政治压力还是签署了法案。
因此，存款保证金制度的出现，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这也回答了前面讲到的问题，总的来说，我们的体制到底是演变出来的，也是设计出来的。
50年代的洛杉矶比你们惨多了
美国建国期也碰到腐败的问题，而且早期美国的腐败也是一个大问题。这些腐败产生的最基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产权不清，产权也没有得到完全的保护。
有某些途径可以让人们去获得资源，但资源的价格却背离市场，于是就产生了问题，所以美国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解决以上这个问题。
美国的产业也经历了一个垄断到保护的历程。专家研究过，如果取消了铁矿石以及其他行业的进口限制，会有什么影响，因为铁矿石这些产业受到很大的保护，如果取消了这个行业保护，整个行业突然就会改变，改变竞争态势，使得整个行业的效率也会提升。
谈及环保，我是在加州洛杉矶长大的，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城市污染非常严重。大家觉得中国的城市够污染的，可是50年代的洛杉矶比你们惨多了，我们踢足球10分钟、15分钟之后就呼吸不了了，就得停下来了。当然今天你到洛杉矶的话，以前我的家是背着山的，但我小时候是看不到山的，而现在好多了。
基本的解决方案是有一个排污权和碳税市场。我们那时候的污染也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所以商界领袖就推出一些排污权的交易市场，购买了排污权才能排放污染，这样企业才会有意识地去促进环保。
如果市场上定价不当，比如说排污权定价不发挥作用的时候，就用税收进行调整。比如说市场不能执行这个定价功能的时候，就可以执行碳税或者排污税来调节，美国在这一点上做得并不是很好。
这些不同的制度有各自的风险，受到社会结构、人口结构的影响，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最好的一点就是，现在在不同国家之间都有竞争，因为不同的国家像在竞赛，用自己不同的制度、不同的系统来比赛。美国在这个竞争当中不一定能赢。
圆桌对话：结构性减速也提供了机会与空间
本报记者 胡秀 发自广州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是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此次中国行中，经常提到的一句中国谚语。
4月20日，在中山大学校园内举办的“2014‘影响力·中国’春季峰会”上他将这句话用作自己当日主题演讲的收尾语。他说：“很多时候经济学家都在问，我们现在该做什么，现在要怎么做，不要管长期，赶快告诉我现在怎么办，可是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而针对中国经济减速发展的现状和两会闭幕后各项政策的落地情况，围绕“全面深化改革下的中国经济走向”的主题，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兴元教授、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李仲飞教授与萨金特一起展开圆桌对话。对话内容围绕中国是否还需要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新型城镇化建设对未来经济的影响、民营银行将如何改写金融格局等。
经济增速放缓是正常现象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4年一季度经济增长数据，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4%，是过去6个季度以来第一次经济增长放缓。这种情况在国内外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些国外机构人员说中国的经济不断增速放缓，会不会带来一些更大的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有没有发生一些“黑天鹅事件”事件等。
李仲飞对此的看法是，“经济增长增速放缓是正常的。”他认为，在看到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也应看到积极的一面。就业、股价指数趋于稳定;普通老百姓的收入也在增长，从总的来看，收入差距是在向缩小的方向发展;经济结构在调整、转型升级也在进行，这是经济发展有利的方面。同时，中国有13亿人口，人口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保证;另外，其他一些方面的发展，包括正在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发展，还有国有化也还没有完成，这都会成为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GDP只是一个指标而已，过去主要关注GDP指标，实际上也给我们造成了一些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对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威胁”，李仲飞表示，这种威胁包括资源供给紧张、环境质量下降、天气变化异常等。
而对于经济增速放缓，张曙光“觉得没什么”。他的看法是，第一季度7.4%的经济增速与7.5%的目标没多大差异，而且中国能够保持7%左右的实实在在的增长，仍是一件好事情，而在他看来，现在更多的是要考虑如何加快调整转型。他说：“我倒不觉得要加大刺激的力度，甚至有人说货币政策要放宽松，我觉得都不大必要。做一点微调就可以了，问题就在于你到底要什么。从现在来看，仍然把GDP摆在第一位，而不是把你的结构调整、经济转型摆在重要的位置上。事实上如果促进转型了，中国经济是一个长期可能保持增长。如果你把这一方面丢了，也可能目前上去了，但是长期可能有问题。”
而结构性减速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提供了新的动力、机遇和空间。数据显示，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9%，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比第二产业增长速度高0.5个百分点。这些方面说明了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产业结构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张曙光也认同这种结构调整上的变化，他说，“第二产业的速度慢了，第三产业快了，第三产业现在占到49%，这是一个好事情。如果你还那么快，能不能有这个变化呢?不可能。当然这个变化恐怕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速度慢了，一个就是调整上用了一些力量。”
“微刺激”与“不刺激”
中国是否还需要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一直在引发讨论，而“微刺激”渐渐成为一个时髦的名词。
冯兴元认为，“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投入更多资金的话，实际上还是可以考虑的，但量不能太大。所以。你把它叫做‘微刺激’的话也可以，叫做‘不刺激’也是对的。为什么?原来每年都有这样的钱用于政府的基础投资。现在最时髦的一句话就是‘微刺激’，我们作为学者可能不能太较真，从‘不刺激’到‘微刺激’都是可以接受的”。
今年4月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加快棚户区改造，部署进一步发挥开放性金融对棚户区改造的支持作用，确定由国家开发银行采取市场化方式发行住宅金融专项债券;确定深化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铁路建设的五项政策措施;提出扩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围。
张曙光认为，减免中小企业所得税，能够使得中小企业实体经济发展，促进调整，这是好事情;增加廉租房和棚户区改造投资和增加铁路投资向中西部发展，都是加大投资。他表示，“中国的经济现在变成这么一个状况，要稳增长，就得靠投资;靠了投资，现在的问题是产能过剩已经非常严重，投资在当期可以拉动增长，回过来就变成产能，就又加剧产能过剩。当然，这两条还可以区分，第二条关注民生需要;第三条铁路投资，这几年中国的铁路尤其高铁发展得很快，但高铁的情况我觉得不容乐观。所以，具体问题得具体讨论、具体分析。”
那么，从在美国的观察来看，基础设施大规模的投资，如何推动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的动力机制，还是短期的动力机制?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萨金特的回答是，最好的方式应该看看不同项目的投资回报是怎样的，要从个案去分析，而无法给出一个整体的答复。
萨金特表示，“基础设施在任何地方，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是需要的，它需要资源的有效配置。它的刺激作用在于第二层和第三层的，只是在什么时间去做，它其实都是需要的，就是要看具体的时间点。美国很多地方的投资是不足的，例如，一些桥梁倒塌了;美国机场和中国机场也有很大的差距，我不是说美国的机场好，其实很多机场很破很旧，都快塌了。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应该看看不同项目的投资回报是怎么样的，要一个一个个案来看。你为什么要建一个新的学校，不是因为你想抵御衰退或者刺激，你是想修一个学校，是希望这个学校能够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能够给更多人带来机遇，所以不是凡事都要从经济刺激的角度去思考的。”
发展民营银行能提高金融配置效率
今年3月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两会记者见面会上表示，10家民营企业将两两配对，首批民营银行试点5家，民营银行渐行渐近。浙江杭州的“阿里巴巴+万向”组合，采取“小存小贷”模式;广东的“腾讯+百业源”组合，主打“大存小贷”模式;上海的“均瑶+复星”、浙江温州的“正泰+华峰”，采取“特定区域存贷款”模式;天津的“商汇+华北”，则采取“公存公贷”模式。民营银行启动，对于进一步提升整个资本市场的效率将能作出哪些贡献?怎么看待其发展路径?
“我们都应该支持发展民营银行”，这是李仲飞的回答，他将原因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金融供给长期不足，而且主要供给都集中在一些优势产业以及一些大中型企业，一些小微企业很难获得金融的支持，这样的话，民间就出现了大量的民间借贷、地下金融，也就出现了以民间借贷为主组成的“影子银行”。目前，“影子银行”游离于监管之外，它本身有风险，对金融秩序的稳定，对金融活动也存在着风险。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应该发展一些正规的金融，发展民营银行。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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