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位经济学院院长会诊中国经济

李雅琦

2014年4月13日下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30周年院庆活动之经济学院院长论坛在清华大学召开。来自全国院校的20余位经济学院院长或校长分三场分别讨论了关系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若干重要问题，比如如何判断中国经济下滑？如何理解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国有企业改革？在深化改革的形势下，企业该何去何从？《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特别摘录其精要，供读者参考。

经济增速合理区间怎么判断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增速调整的合理区间，你们怎么判断？

任保平（西北大学经管学院院长）：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将会保持很长时间，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在5%~6%。中国经济增速为什么会出现下滑？因为中国经济传统时代的红利下降了。过去依靠资源红利、人口红利以及对外开放红利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以规模扩张和需求为主。这些红利消退了，意味着我们经济增长接近了生产可能性边界，而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大就要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这里面涉及到技术创新和深化改革的问题，所以从传统红利时代向增长红利时代转变，经济增长不可能继续保持像过去那样高的增长，我估计大致在7%左右，因为在未来5到10年间，经济增长的轨道要发生转化。

沈坤荣（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从长期来看，需要考虑影响潜在增长的因素，比如资源禀赋，资源禀赋不可更改；比如初始条件，往后发展的初始条件，取决于我们现在的基础。对中国经济未来而言，制度环境改善是其潜在增长率提升最重要的方面，所以要推进改革，为创新提供制度环境。创新、技术进步是真正的增长源泉，这种潜在的动力要能够释放出来，需要改革、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这些问题能不能实现，我觉得还是问号。至于说多少比较合理，我觉得7%~7.5%还是比较好的预期，原因就是由于中国经济面临的约束条件，使得我们不可能实现更高的增长，如果出现更高增长，会有其他风险产生，所以这样的选择是比较理性和现实的。

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应该把这个问题反过来问一下，如果我们要一个比较高速的增长，那么怎么做到？从短期来说，今年大概是7.5%，长期能不能达到，我们不是算命先生。从现在的趋势，关键问题看我们能不能转型成功，就是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如果这个转型不能完成，中国要素红利下降会继续往下去。当然十八届三中全会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如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但是同样有一些让我比较迷惑的地方，首先，谈经济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综合考虑。第二，我们文件里面仍然认为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我看不出来，因为中国过去35年的改革，主要是靠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我们要创新驱动，主要靠民营企业。

王广谦（中央财经大学校长）：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社会和公众的感觉里面，还是有很大的冲动力和增长潜力。虽然说我们35年来取得了很伟大的成就，但是我们的平均收入在全世界还是处于中等往下，仍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虽然我们近期还是8%，不是取决于民众当中有没有这个动力，而是取决于我们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掌握在什么程度，我们过去的增长也是控制中出现的，如果不控制会超过10%，所以我感觉现在掌握在7.5%~8%比较好，最关键的是要找到投资的方向。社会有需求，我们可以区分一下真实需求和意愿需求，如果能找到间接需求，我们还要尽量满足它，因为我们的发达和发展程度还是差得太远，如果有条件，还是按照8%左右调整政策比较合适。

王稼琼（首都经贸大学校长）：我们的结论是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走向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大致是7%。原因两个，一个是我们经济周期有一定的规律性。第二，尽管我们要把权力装在笼子里，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当中，中国政府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温总理说过一句话，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在新一届政府深化改革过程当中，需要给各个方面提振信心，而提振信心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保持经济一定的增长率。

谢丹阳（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的GDP如果以2000年的购买力平价来算，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大概在15%。我个人的预测，到2040年，中国GDP将占全球的25%。要达到这个水平，我们需要多高的经济增长率呢？实际上并不高，我们只需要4.8%，换句话说，我个人认为只要我们的GDP增长率每年以不高于0.2%的速度下降，从目前的7.6%到今年的7.4%，明年的7.2%，平均下去之后，到了2040年大约会在2.5%，即使这样，中国仍然是很有成就的，能够达到世界GDP的25%。之所以我有这种考虑，是因为除了刚才我们同仁们提到的那些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说过去我们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基于海外那么多的知识积淀，那么高的新技术，我们可以随意取来，我们可以把它借用过来，而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需要靠自主创新，而自主创新比从别人的地方拿来要困难得多。

张宗益（西南财经大学校长）：中央现在说稳增长调结构，过去30年增长，我们确实积累了很多矛盾，结构失衡，因此第二产业基本上已经到位到点了，未来肯定是服务业要增长，服务业的比重要加大。而中国服务业现在的生产率是远低于第二产业的生产率的，因此这个结构的调整，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现在还不考虑资源投入等问题。中央大致定了7.5%，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就业，这是非常刚性的任务，如果增长率太低，不能保证就业的话会出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不考虑就业这个刚性，实际上我个人认为要低于7.5%。总的来看，中国经济可能的潜在增长率就在5%~6%。

结构调整政府不宜管太细

钱颖一：结构调整有很多种结构，我请你们每一位讲一个自己觉得非常突出的那个方面，在这个结构调整挑战中，你觉得创新扮演什么角色，政府职能转变扮演什么角色？

张宗益：区域结构调整方面，我认为依赖于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首先，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会发生变化，而且必须发生变化。第二，西部地区要能够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这是我个人认为应该实现的前景和蓝图。在这个前景和蓝图里面，东部地区的创新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创新，东部地区产业升级不可能实现。尤其对西部地区的政府来说，在这一轮政府职能转变当中，是大有可为的。实际上我想说的观点是，西部其实面临双重的机遇，一方面是承接转移的机遇，另一方面，在新的环境下，也获得自身发展的机遇。政府职能转变，放松管制，让市场在西部地区发育更完善、运行更健全。释放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创新能力，我认为这两点是实现结构调整的关键点。

谢丹阳：现在的现实是我们过去30年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环境污染严重以及劳动成本不断上升，使我们的比较优势也在丧失，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大学生又面临找工作难题。其实，我们的大学生还是可以大有用途的，集中在商业服务的出口。换句话说，要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开展竞争，虽然我们在英文方面稍微有一点弱势，但是只要我们经过培训，再加上我们过去老祖宗有做八股文的基础，实际上我们可以赶上他们。所以虽然我们没有比较优势，但是我们是可以学会的。

中国如果想把21世纪作为“中国世纪”的话，中国必须出现5到10座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城市。就是说能够让全球人才乐意到中国来服务、参与，做贡献，而且他们觉得在生活上没有困难。我们不要忘记，“美国世纪”不是由美国人创造的，是由全球人创造的。所以从创新角度来讲，我们不一定需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也可以利用全球的这些人才。

王广谦：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首先是化解产能过剩，然后是产业转移，还要和产业升级结合进来。光靠产业转移还不行，我们要在全球供需结构平衡分析下，做一定的布局，靠产业升级。比如京津冀一体化，我们开会一般都是谈转移，把好的高精尖的留在北京，把低端的往外放，实际上像河北都很不愿意接，要不就把好的转进来，差的我宁可不接。

田国强：调结构、稳增长我听了十五六年了，每年都在谈，为什么搞不成呢？有很多的问题，我觉得政府不要管得这么细，根本上政府怎么让经济发展做到从要素驱动转到效益驱动乃至创新驱动，效益驱动要建立现代市场制度，要建立市场制度必须要有一个有限的政府，有有限政府才能有有效的政府。要素驱动这是最根本的，而效益驱动靠国有企业是完全不行的。中国最后要变成一个创新型的社会，一方面让非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大学应该相对独立，否则怎么能够培养出创新型人才？

沈坤荣：调结构的重点确实要规范政府的行为，但不是说政府无所作为，政府还是可以有所作为，比如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营造一些公共服务机制。我们说有限的政府，它必然要有有效的功能来匹配，否则的话，政府没有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的机制，创新是不可能的。另外还要放宽市场准入。有钱的民营企业找不到投资的项目，因为准入的限制还是很多。现场的听众如果是EMBA学员，我觉得现在可以考虑跟国有企业合作，方式可以是战略投资或者兼并重组托管，目前是很好的时机，可能你的作为会改变政府的行为，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竞争力来自国际化的教育、

企业家精神

钱颖一： 1994年中国人均GDP不到300美元，去年超过6000美元，所以中国劳动力的价格优势已经没有了，在新的竞争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中国怎么样能够获得竞争优势？

王广谦：教育、国际化是最重要的问题，中国现在并没有失去竞争力，只是一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低于我们，总体来说中国还处于高竞争水平上。

王稼琼：中国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是决定将来国际竞争力的最关键要素，在国际化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我们的学生首先了解市场，国际上是什么样的，逐步适应它，按照国际规律办事，来从事我们的经济活动。

田国强：中国实际上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关键还是看能不能够继续按照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方式去做。没有什么中国模式，只有中国路径，中国人就是一个市场经济动物，你可以看到一点，在中国不管有多少问题，它就像一个大工地，每个人都想怎么发家致富。美国在过社会主义，五点钟下班以后享受生活，所以能不能够有竞争力，关键是能不能继续按照邓小平指出的改革开放的那条路走下去，真正让非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

谢丹阳：我觉得中国的竞争力其实就在于在座各位和同学们，还有我们的大学生，尤其是我们武汉有130万大学生是很有竞争力的，而且我说竞争的方向，将来就是商业服务的出口，包括金融服务、会计服务、法律服务、广告服务、IT方面的服务等等，这些方面我们会大有作为的。

沈坤荣：我觉得提升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要有企业家精神，要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我们的企业家应该有国际眼光，拓展国际市场，在我们看得见的地方去拓展我们的商业领域，传承我们中国好的商业模式，使得中国的产品遍布全世界的同时，也传承我们中华文明好的方面。

任保平：提高未来竞争力的关键，可能在于我们人力资本能否发挥作用，只要把我们教育作用发挥出来，人力资本在经济里面真正发挥作用，我们未来的竞争力会不断得到提高。

经济改革之疑难杂症如何破

白重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我们这一节讨论的是深化改革的难点问题，我想设计的是从政府到市场，从国内到国外这样的逻辑。

孙祁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政府与市场关系一直伴随着中国走了30多年了，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标准来划定政府与市场间的界限，可以从三个维度划定这个标准。第一，政府不能做什么？政府不能干预具体经济活动。第二，政府应当做什么？有一些领域，市场也可以做，但是市场基于盈利的考虑不愿意做，这时候政府必须介入。第三，政府必须做什么？这是政府的职责。我觉得至少要做几个方面的事情：一是保护合法产权；二是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提供基本的均等的公共服务；四是在发生大的影响经济正常运行的灾难事件时，政府提出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五是政府应当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六是政府要基于公共安全保障的角度，对民众短期行为和损人行为做出强力修正。

王俊豪（浙江财经大学校长）：从上到下，建立现代政府管制体制，基本思路我提几条：

第一，要完善政府管制相关的政策法规体系，我们的政策法规体系，还没有确立政府管制这样的地位。像发达国家，所有的政府管制机构都是有法律授权的，明确规定按照什么法成立政府管制机构，所以它有权威性，而且它的权力很大，它有依法行政权。我们政府管制立法方面非常缺少，没有明确哪一个机构管哪一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