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启示录

梁强

历史不会重演，但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为人性永远不变，植根于此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也永恒不变。

乌克兰危机引发的俄乌关系恶化、克里米亚归属以及俄罗斯与西方的激烈对抗，很容易让人想起“二战”结束后不久的伊朗和土耳其危机，前苏联在危机中的手段和目的，与当前的俄罗斯极其相似。伊朗和土耳其危机未导致苏美直接军事冲突，并在持续了一年后化解。但危机的后果影响深远。西方坚定了对苏联外交是无限扩张的判断，以杜鲁门主义为代表的美国对苏遏制政策加速出台，双方在中东的“冷战”边疆由此划定。

乌克兰危机是否会重演这一幕，其未来的走向和结局将会怎样，对中国外交又构成何种挑战，抑或机遇？这些问题需要客观研判和理性思考。

民主做什么

乌克兰危机的肇始要回归到2004年的“橙色革命”。与其他街头革命不同，“橙色革命”的导火索并非通常的贫穷和贪污腐败引发的社会问题，而是普通民众多年酝酿起来的追求政治民主和更多公民自由的政治诉求，是为了打破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威权体制的束缚，使乌克兰在各个领域都加速向欧盟标准靠拢。但其结果却与当初设想的截然相反，民主的许多弊病反倒成了影响乌克兰发展的主要掣肘。

首先是总统议会制还是议会总统制的府院之争。这在威权国家是不可能出现的问题，在乌克兰则成为制约其政治运行的结构性因素。这样的权力对峙首先有利于反对派而非当权者，因此无论哪个政党、哪派政治力量执政，都无法形成一个有效的中央政权，最终形成了府院对峙的政治死结。其次是领导人的政治品行。“橙色革命”后上台的历届领导人都是从选票政治出发，希望尽可能快地“兑现”手中的权力，而不是推行一项中长期的发展战略。他们缺乏政治家应有的政治信仰，更遑论政治领袖的凝聚力和掌控力。乌克兰的一位独立议员严厉地指出，由于宪法和它所代表的中央权威的缺乏，这些领导人“不仅看不到法律，而且忘掉了基本的政治行为准则，开始在公开的舞台上为了私利而争斗”。最后，政党组织的涣散。“橙色革命”后大众政治的勃发大大降低了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的门槛，也为利益集团控制国家提供了新的渠道。为了快速实现进入议会的目标，政党沦为金钱和选票之间的桥梁，甚至直接成为寡头的代言人。不但无意承担国家发展的重任，也缺乏必要的组织结构和纲领理念，所有行动均以实现政治分肥为根本目标，没有任何政治忠诚度可言。一旦本党领导人失势，立刻脱党甚至转党。2010年尤先科竞选失败及这次亚努科维奇逃离基辅后，议员大规模集体政治跳槽就是例证。

丘吉尔1947年在英国下院的一次演说中对民主的本质做了深刻的阐述：“在这个罪孽和不幸的世界上，人们尝试过而且还会尝试多种政体。没有人佯称民主是完美无缺或智慧无比的。正如有人说过的，除了所有其他曾经被尝试过的政体之外，民主是最糟糕的政体。”作为人类政治最具影响力的游戏规则，不管民主以何种方式（直接普选或代议制）体现，这套规则已然成为评判一个政治系统合法性的首要条件。问题是，掌握这套规则后怎么用，用民主做什么，在民主的名义下是否会违背规则本初的目的？

德国政治学家Pitiot指出，基辅临时政权关心的不是普通人的命运，甚至不是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而是给他们提供了财政支持的人的利益。本质上，他们才是国家分裂的直接责任者和民族的千古罪人，而不是美欧要制裁的那些人，后者只不过是适时地抓住了机会。话虽然尖刻，却不无道理。在这场国家发展与政党利益的艰难博弈中，乌克兰的国家利益成为了最大的牺牲品。乌克兰人必须反思，为什么自己的国家会有长达十年的停滞乃至倒退？为什么一次政权更迭会使国家蒙受重大的主权领土损失，乃至面临国家分裂的风险？归根结底，他们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国家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和什么样的民主。

外交是什么

外交不只是出访、会晤、谈判，而是政治性的、综合动用各种手段实现对外政策的目标。外交唯一的底线是战争。反过来说，只要不是以实际军事冲突的形式在战场上解决问题，决出高下，其他一切方式（包括武力威胁）都是外交所能接受的，也是其应考虑在内的。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普京所做的一切虽然充满争议，但自有其法理和逻辑依据。在克里米亚动用军队维护重要设施和俄族人口，也并未超出1997年俄乌黑海舰队协议的原则；鉴于国际法的现状以及冷战后的国际实践，克里米亚的独立及公投也很难辨清孰是孰非。在丛林法则和实力说了算的国际政治中，任何外交行动都是一场胆略的比拼，要有所进取就必须承担风险。特别是大国，本身不应当惧怕危机，怕的是危机失控。从这方面讲，俄国给中国上了一堂生动的外交课，即如何利用危机这一特殊情形，综合动用各种手段实现外交目标。相比之下，西方的高官们频频现身基辅独立广场，不像是外交倒更像是政治秀。在叙利亚问题上也是这样，俄国外交部从未表示过任何的政治噱头或发表轰动性的声明，他们是另一种风格，但实际上掌控了局势。

但接纳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后，事情的性质发生了质的改变。不管俄罗斯如何为自己辩护，都不能改变其吞并乌克兰领土这一确凿无疑的事实，也无法掩盖俄国对俄乌共同签署的一系列法律文件的违背。正是这一点让人们对普京接下来的目的产生了疑问。2008年对格鲁吉亚肢解行为已经让所有有俄国人生活的独联体国家感到惧怕，如芒刺在背。现在对同为斯拉夫兄弟的乌克兰的肢解，更让世人担心俄罗斯外交现在的性质是什么。普京对苏联解体曾做过这样的解读——“这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现在看来，俄罗斯对“冷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的不满不仅溢于言表，而且开始付诸行动。这必然引发作为“冷战”胜利者的西方的强力反弹。不管乌克兰危机最终结局如何，在其彻底转换为一场大国的直接对抗后，注定将对21世纪世界格局的转换乃至人类历史的演进产生巨大的影响。

普京这样做对俄罗斯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是一个全局性的和历史性的问题，恐怕现在谁都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不过，单从吞并克里米亚这一件事上看，俄国虽然得到了一大块领土和人口，但弊却要更大于利。

战略上，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约后黑海海峡已处于西方控制之下，俄国向南进入世界大洋的历史追求彻底失败，黑海舰队对俄更多是一种地区性的军事部署，并无实质性的战略意义。况且黑海舰队已经实现了对黑海的控制，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不会使自己的权益获得更多增加。经济上，根据俄国经济界的初步评估，克里米亚并入俄国后的头五年，俄中央政府每年至少得拨款50亿美元来确保其基本财政支出，而租借塞瓦斯托波尔港每年仅需支付一亿美元。未来俄国在克里米亚社会维稳、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民生上投入的还将更多。克里米亚地位的争议性也使得未来吸引国际投资开发的可能性很小。外交上，无论乌克兰未来谁主政，由于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问题，与俄交恶都不可避免。乌克兰步格鲁吉亚后尘退出独联体，甚至加入北约也不是没有可能。2008年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后只有极个别国家予以承认，克里米亚问题上俄罗斯也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相反可能被彻底孤立。政治上，普京在国内的支持率大幅提升，但在国际社会却成了失信的代名词。去年12月19日普京曾表示，“我们不打算挥舞着宝剑把我们的军队派向任何地方”；今年3月4日又承诺“不会考虑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的方案”。现在这些表态都成了其出尔反尔的证据。笔者与乌克兰驻华大使焦明座谈时，后者明确表示，俄罗斯虽然夺得了克里米亚，却失去了整个乌克兰，失去了斯拉夫民族的尊重和信任。

化解之道

永远将自己的安全利益放在首位，为此愿意牺牲包括国际形象和经济利益在内的其他利益，这是俄罗斯外交的一贯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夺取克里米亚只是普京的第一步，就像斯大林二战末期在波兰问题上的表态一样，“一个统一的、驯服的乌克兰”才是普京根本的目标。现在最重要的是乌克兰的立场，它将如何接受这场失败？目前来看，基辅临时政权采取的是非暴力不合作的应对方式。对俄方提出的各个解决方案都没有做出官方回应，但也未采取断交派兵这样的极端举措。西方虽然采取了许多制裁措施，但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米尔斯海默等现实主义代表人物都认为，在乌克兰危机上西方不但不会军事介入，甚至不会与俄国对抗到底。

表面上双方在是否承认基辅临时政权、克里米亚脱乌入俄问题上立场截然对立，但仔细分析，在乌克兰统一、建立有实际控局能力并得到全国普遍认可的中央政权、外交上奉行东西方平衡等更具宏观性的议题上俄罗斯与西方是有共同利益的。鉴于俄国已经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危机中最大的不确定性已经排除。在对峙双方都能充分有效控制各自手中的军事力量，防止出现擦枪走火的前提下，相信乌克兰危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后，将借助于非军事的方式得到化解。具体的化解之道将沿两条线展开：

一是在“谁能代表乌克兰”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换句话说，成立一个俄美欧等主要力量都可接受的乌克兰政府。5月乌克兰总统大选将是影响乌克兰危机走势的一个重要节点，有望彻底解决乌克兰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从而消除俄乌直接谈判的重要障碍。目前“巧克力大亨”波罗申可和“天然气公主”季莫申科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大大高于其他参选者。前者是务实的生意人，与俄罗斯关系密切；后者表面上是“橙色革命”的领军人物，但在实践中上却是和普京一样的纯粹的现实主义者。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官方一直抨击乌克兰临时政权，但并未对季莫申科有任何个人攻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就像性格决定命运一样，乌克兰处于东西方夹缝的地缘政治现实，决定了亲欧势力的上台只是短期政治斗争的反映，不具有长期性、普遍性，长远看乌克兰还将奉行东西方平衡政策。

二是对克里米亚问题的冰冻或者说搁置。历史已经证明，除非战败（包括冷战），俄罗斯是不可能将已到手的领土再拱手让出的。乌克兰在联合国的控诉、向国际法院的申索都无法改变现在的既成事实。反过来，俄罗斯也不会寄希望于大选后的乌克兰新政权会承认克里米亚脱乌入俄，这对后者无异于政治自杀。该问题最可能、也是最现实的方法就是搁置。在保留主权争议的同时，双方妥善解决领土变更带来的一系列迫切问题，包括对乌克兰在克里米亚的财产和人员的赔偿。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交换领土作为补偿。这是俄国处理类似问题上经常使用的方法，只不过通常都是在事前而非事后。

以上两点将为化解乌克兰危机打开通道。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获得乌克兰东西方民众普遍支持，能够有效行使权力，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外交上保持平衡开放的政权，将是结束这次危机的一个标志。具体方式可以是议会大选，也可以是各党派和地区共同参与的政治协商。之后就是争取尽量多的财政援助，特别是流动性以尽快走出财政困境。乌克兰这十年虽然政局跌宕起伏，但未发生内战和大规模冲突，独联体第三大经济体的底子还在，基本的经济运行也未受影响，只要走上正轨，有望迅速复苏。

中国的真正两难

中国在化解乌克兰危机中能够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首先，中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在与双方沟通对话上有政治基础。其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戴有色眼镜和预设立场，而是从现实和事实出发，不明显偏袒任何一方。这是中国外交最宝贵的特点。危机后中国的表态是合理恰当的，未招致任何当事方的反对。最后，中国在向乌克兰提供人道和经济援助，缓解其燃眉之急上是有充分能力的。中国的对外援助一向都是言出必行，而不是口惠而实不至。

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面临的真正两难，不是在俄乌或者是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选择，而是更深层次的利益和义理之间的冲突。历史告诉我们，国际政治中理性永远不会完全压倒人性中的黑暗面，但如果放弃了理性，就等于放弃了人性中最光辉的一面，放弃了历史的进步。权力政治是国际关系中永恒的法则，但也要看到，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秘密外交和黑箱政治正在淡出外交舞台，民意和道义的力量已经成为支撑一国国际威望的重要源泉。始终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固然是不切实际的官话，但始终选择站在国际社会的少数方恐怕也非明智之举。和所有大国一样，中国外交的任何举措都必然是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的选择。中国与各国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绝非结盟关系，而是灵活多样，多层面、有选择的协作关系。换句话说，在符合中国利益的议题上当然要坚决支持，在其他议题甚至有悖中国利益的议题上，中国也无需为任何人背书。那些对克里米亚历史一知半解，对国际法和相关条约罔视不顾，有意曲解“历史经纬”，妄谈所谓的国家利益的言辞，不是利令智昏，就是别有用心。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的国家利益就是简单的三条：维护中国在乌克兰重大的经济利益；确保中乌战略伙伴关系的平稳过渡；不因为任何失度的表态触发本国的稳定和统一问题。

这将是真正考验中国外交智慧的时候。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