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革命：事实与解释

袁征

尼采说：“世界上没有事实，只有解释。”这当然太过偏激，但事实确实可以做不同的解释。读了《无声的革命》，我对此更坚信不疑。

这本书的特点是认真发掘事实。作者们将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现存十五万本科生的学籍卡片输入计算机，然后进行分析。这是很艰苦的工作。光是因为考生来源中学的名称前后不同，就有两名研究人员花了两年多时间去梳理。书中列出了大量图表，仔细讨论了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学生来自什么地区、他们父母的职业、他们的性别、民族和来源中学。

这样的大规模教育实证研究在国内极为少见。教育学属综合学科，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在世界范围内，它的研究水平不如哲学、法学和经济学等专业。目前最引人注目的成果，也是一些大规模的实证研究。例如美国一个大范围的调查表明，对于中小学学生的学习成绩，影响最大的不是教师，不是教学设备，更不是校园环境，而是同学的相互作用：一个学校好学生多，大家会相互促进；一个学校差生多，同伴们互相拖后腿。这对中国按分数线把学生拨进不同学校的做法是一个警告。

《无声的革命》课题组的主要成员在美国学习和工作过，熟悉这样的研究方法。他们还希望这本书能引起中国学者对大规模实证研究的注意。《无声的革命》不但提供了大量数据，还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例如，许多人认为少数民族受教育的机会不如汉族。笼统地说，这没错。但《无声的革命》做了更细致的工作。它把不同民族的数据分开处理，发现朝鲜族、蒙古族和满族学生进入北大的比例大大高于汉族。朝鲜族北大学生与本族人口的比例在1982年是汉族的四倍，在1990年是汉族的六倍（186页）。

蒙古族和满族学生进入北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策照顾，而朝鲜族却主要靠本族教育的发展：在可以找到统计数据的地区，朝鲜族初中生升入高中、高中生考上高校和人口里大学毕业生的数量都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得多（191页）。《无声的革命》认为，朝鲜族的做法是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合理模式。

作者们对统计实证的研究方法充满信心。书中一次又一次表达了这样的想法：“通过统计方法计算分析规模可观的数据，可以较有效地克服选材时的疏漏和主观性，这也是本书研究方法的首要优点。通过对数据材料的统计分析，很多规律或现象的发现，并不依赖任何事件参与者的叙述，避免了表达上的主观和刻意。”（41页）

不过事情似乎要复杂得多。 《无声的革命》以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数字为依据，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高等学校的招生经历了三次革命。第一次是建国后十七年。在此之前，中国的大学里尽是富二代。新政府“通过 出身照顾 为主的各种措施，迅速扭转了大学生来源单一的状况，实现了多样性和革命性转变”。第二次是“十年 文革 ”。推荐入学和工农兵学员制度使大学里工农子弟数量更多。第三次是高考恢复以后。重点学校制度和全国统一高考使工农家庭的孩子在大学里保持着原有的比例（14-15页）。

《无声的革命》告诉读者，目前中国高校的招生制度不但比历史上的制度好，而且比发达国家的做法更优越，是全世界都该学习的榜样：“中国过去在5%的人口中选择精英，到现在在60%的适龄人口中选择精英，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代表了机会公平的发展方向。”（9、263页）

这样的讲法令人振奋，也让人生疑。如果不能找到违反法律或违背道德的证据，富人并无罪过。何况富人的孩子是独立的个人，是国家的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一律平等。为什么把富裕家庭的孩子赶出大学就是好事？他们为什么低人一头？

《无声的革命》说：“1958年中央规定江苏高考招生指标为13290人，其中有2694名为工农子弟免试入学，占整体的20%多。”（127-128页）书中有大量类似的记载：地、富、反、坏、“右”的孩子被视为“出身不好”，不能升学。而工农子弟仅仅因为“根正苗红”，成了精英大学的学生。就我自己看到的情况，“文革”的时候，一位接近文盲的农家女孩因为参加过“抓特务”，成了名校的工农兵学员。而许多原来成绩很棒的青年，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被赶到乡下，受到歧视，其中一个被逼疯。他是我一个同学的大哥，原来是全校闻名的学习尖子。这种情景不像是人类文明正常的发展方向。

《无声的革命》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崇中国的重点学校制度和统一高考：“重点中学制度是理解中国 无声革命 的关键。”（237页）“要求教育改革的很多人并没有真正理性地思考过高考的效用与成绩，……传统高考在生源多样性方面的成果是显著的，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对高考的改革应该慎重，至少不能只考虑所谓教育因素，更要考虑高考本身承担的社会作用。”（274页）

强调成果是一种错误的思路。有时候，不同的方法可以达到同样的后果；有时候，行为的对错，比结果的好坏更重要。政府把特别多的公共资源集中在重点学校，根本就违反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的民主原则。把学校分为重点和非重点，实际上就是把学生分为重点和非重点，把公民分为重点和非重点。

也许有人会说，谁的成绩好，谁就能进重点学校，大家机会均等。罗尔斯认为，政策有利于社会上最不幸的人，那才叫正义。根据这条原则，谁的成绩不好，需要特别多的帮助，谁就进重点学校，这最有利于平等。可见成绩好就该进重点学校的主张轻易就能推翻。我不赞成罗尔斯的看法。我认为人民的权利最为重要。公平就是不偏不倚。民主政府应该平等对待所有公民，让同一类型的公立学校给学生提供大致相同的学习资源。

美国不是也有常青藤大学？是的。《无声的革命》不停地奚落哈佛和耶鲁的招生。作者们显然忘了，那些名校全是私立的。按美国法律，私立学校是公民的自由结社。它们招生，当然可以有自己的规矩。常青藤大学冒尖，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如果政府用权力把公立学校分成三六九等，那就没道理了。

《无声的革命》在大规模教育实证研究方面开了一个好头，但有明显的缺点。许多学者希望“客观地看待事物”，得到“客观的认识”。任何实证研究都不可能单纯到完全不牵涉理论。如果研究者不是积极地运用理论，就会不自觉地被理论摆布。理论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实际证据。学术追求的其实是符合事实的主观认识。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