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增长还是保健康？

江宇

今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不少学者建议，把发展健康服务业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有观点认为，美国健康服务业产值占GDP的18%，欧洲也超过10%，我国才不到5%，因此健康服务业发展的潜力很大，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确实，在一般人印象里，吃饱喝足之后，人们愿意花更多的钱到健康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进一步问一句：靠老百姓看病吃药花钱拉动GDP，这种增长真的是可持续的吗？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医疗卫生制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一个社会的全部资源中，应该配置多少到医疗卫生部门？这个问题首先涉及健康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抱怨：“年轻时用健康换钱，年老了拿钱买健康”。要经济增长还是要健康？这是个人的选择，也是国家的选择。

国民健康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这是一个并不难懂的道理，但是人们充分认识到这个道理，还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事。在工业革命早期，劳动力还不是最稀缺的资源，那时最稀缺的资源是资本，因此早期的经济学家把资本积累作为经济增长最原始的动力，这种观点在发展经济学界长期占统治地位，并且一直影响到现在。我们不少政府部门一要表示对某项工作的重视，就立刻表示要“增加资金投入”、“吸引社会投资”，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发达国家资本日益充裕、劳动力相对稀缺和知识经济的到来，经济学界开始重视人力资本——主要是健康和教育，也就是人的智力和体力——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健康的人群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这样几条途径：

首先，健康状况直接决定人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数量，健康的人生产率高于不健康的人。他们往往可以适应工作强度更大、工作时间更长而且更具连续性的工作，进而会获得更高的收入。1999年对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排除其他因素，家庭中一旦有一人生病，家庭总体的财富会下降3620美元到25371美元不等。还有研究发现乳腺癌会明显降低女性的就业机会，进而拉低女性整体收入水平。

其次，一个国家的健康状况会改变人们的预期，健康会改变人们的预期。更健康的人生活得更长，使得人们对未来更有耐心，这一方面使得人们愿意进行更长期的物质投资，另一方面也使得人们更有热情去投资于健康和教育。

第三，健康有利于促进教育水平的提高，从而提高人力资本的总体水平。营养充足的健康儿童可以在学校的时间更长，学习成绩更好，从而获得更高的人力资本。此外，成人的健康状况影响他们孩子的人力资本积累。大部分人力资本的积累投资决策都是父母代替孩子做出的。如果父母去世，他们就无法为子女投资。

最后一条途径是，健康水平的改善可以降低生育率。卫生条件的改善会使婴儿与儿童的死亡率显著下降。许多家庭往往会因此选择更少的孩子，但提高对每个孩子健康和教育的投资。在社会整体层面，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会带来较低的生育率。

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预期寿命每提高10%，至少会带来年经济增长率0.3%～0.4%的提高。这个规律体现最明显的就是二战之后的东亚国家。二战之后，由于抗生素和抗菌药物的发明，以及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使得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迅速下降。健康条件的改善被看作是东亚经济迅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有大概三分之一的经济增长要归功于人力资本中的人口红利因素。

“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也离不开健康和人力资本的改善。旧中国最典型的形象就是“东亚病夫”，没有健康的体魄，就没有健康的精神，就没有健康的社会，更不会有健康的民族。新中国成立之后，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8岁（1980年代初），从而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储备了一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又低成本的劳动力大军。

可见，健康对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但是，健康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健康服务业就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因为：

首先，人们的健康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健康服务业能够涵盖的只是其中很小部分。按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在决定人们健康的因素中，基因占25%，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占60%，医疗服务仅占15%。而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又是和经济发展方式密切相关的。中国当前危害人民健康的因素，有许多是伴随着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造成的。这种发展模式主要是以低成本劳动力支撑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劳动力成本低的原因之一是劳动者缺乏完善的健康保障，许多制造业工人的健康折旧率非常高。为了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尤其是地方政府，在污染的控制上并没有严格执行环保标准，以至于粗放型的发展模式造成了环境的严重破坏，而污染是导致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像“富士康”这种企业靠无限地增加工时、提高劳动强度，对一整代工人造成的健康损害，是靠后期的治疗、保健根本解决不了的。相反，如果把更多的资源集中到所谓“健康服务业”，反而会影响更多的医疗资源进入公共卫生、环境治理、预防等对健康改善作用更大的领域。

其次，健康服务业中利润最高的仍是医疗和医药产业，如果一个社会把过多资源配置到医疗和医药部门，则不仅不能有效改善健康，还可能对健康带来危害。古人说“上医治未病”，最优秀的医生应该是把预防做好。但是，预防的利润率远远低于治疗环节，如果把注意力放在“医疗服务业”的发展，把“医疗服务业”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那么必然导致优质资源向晚期治疗、高技术装备集中，这样带来的结果，不仅对改善健康的作用十分有限，反而还会由于过度医疗盛行，带来医源性、药源性疾病，从而损害健康。

第三，健康服务业过度发展，会压抑其他方面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得不偿失。人们将大量的资源用于医疗开支（像美国那样），高额的医疗费用反而变成了对资源的纯粹耗费，成为经济的负担。美国为全美工人提供用于治病的保健福利成本已超过全美前500强企业的总利润。这不但降低了企业的收益，而且危害到经济发展的前景。所以，如果健康产业的发展以创造疾病和治疗为主，那么，健康产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就是对立的。美国的“健康服务业”占GDP的18%，这是美国的负担，绝不是优点，学什么也不能学这个。

因此，当前中国面临着这种策略的选择：一种是把“健康服务业”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从长期来看提高医疗成本、危害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另一种则是从人民健康出发，为人民提供低成本的、普惠而又公平有效的医疗服务，降低看病吃药的成本，通过提高人力资源水平和扩大消费拉动内需。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